梁启超的私立大学梦

        浮世阅史

        □尤小立  苏州大学教授

        梁启超在民初中国的角色略显尴尬，学界中人以为其为政治人物，政界却以为他是书生。就本质上言，梁启超也确有书生的一面。1912年回国后，他参与政党组建，又入闱内阁，面对频繁的党争，却“心力俱瘁”，萌生退隐之意。1913年4月18日，他在致女儿梁令娴的信中说：“吾今拟与政治绝缘，欲专从事于社会教育，除用心办报外，更在津设立私立大学。”

        可是，这个创办私立大学的梦想到十年后才付诸实施。这之前，即1921年，他曾着手承办上海著名的私立学校———  中国公学。但他本人在天津，中国公学则在上海，办学之事只好委托给门人蒋百里、张东荪、舒新城等人操持。中国公学的教务虽一度由研究系的人马主持，梁启超遥控指导办学方针一直延续到1927年，却始终没有亲历其中。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次尝试也只能算是梁启超私立大学梦的一次不甚成功的预演。

        正因为接办中国公学不甚成功，梁启超决定自己创办大学。1921年，梁启超即受私立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之邀，讲授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历史研究法，两年后，他决定在校内创办“文化学院”。今人对“文化学院”往往不甚了解，故有误称“中国文化学院”者，实际上，彼时仅《南开周刊》有“东方文化研究院”和“东方文化学院”之称外，“文化学院”前并无“中国”二字。

        对文化学院的另一个误解，是有关创办未能如愿的原因。即以为文化学院未能办成，主要是经费无法落实。这个观点最早似出自1929年2月15日《申报·自由谈》上署名锦江所撰《我所见之梁任公先生(上)》一文。30年代初，丁文江等编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时亦延续此说。不过，《年谱长编》中罗列出的张謇等人承诺出资赞助和表示支持的信函，又显与此说相抵牾。

        其实，梁启超受聘在南开兼课之时，同为私立大学的南开正缺有号召力的教员，作为校长的张伯苓有意通过梁启超吸引一批名师，以便提高南开的声誉和水平，对梁启超办学的支持亦不在话下。1922年12月30日出版的《南开周刊》第54期上说：“自梁任公先生与学校方面共议在本校大学部成立东方文化研究院后，—般有志东方学术研究者，莫不引颈高呼，期此世界独一之研究院早成立；而学校方面半年来亦积极与任公先生筹划一切，如募经常费，敦请当代大学者张君劢、蒋百里诸先生来院讲学等，不遗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