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社会问题需要记住关键词
梁文道
●44岁，香港文化人、传媒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活跃于香港的文化界、知识界，是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的常任嘉宾。
他曾为两岸三地多家中文报刊杂志撰写专栏，曾做过商业电台台长，参加包括工人权益、社区维权、反战运动等活动，创办次文化组织牛棚书院。
【对话动机】
梁文道是香港文化界活跃的一员。
说到他的新书《关键词》，梁文道感慨于这个时代的浮躁和暴戾，这和他在书中对社会群体情绪的不解与害怕相印证。
面对记者，梁文道始终保持着温和和专注。从他关注的时下最热的事件和词语聊起来，聊贫富差距、谈文化差异，也说出他眼中的内地与香港。他希望把自己训练成一个有旁观者心态和能力的人。他说自己很香港，“不喜欢把情感讲出来，那样会觉得很肉麻”。
话语与情绪
“我们为什么那么压抑愤怒”
新京报：你这次出版的新书《关键词》，和之前的《常识》有些像，都是针对社会热点和公共话题谈自己的观点，为什么时隔5年要再写一本这样的书？
梁文道：这些文章不是只针对热点事件，而是聚焦讨论某些事件的常用语，这些语言不会像事件过去得那么快，很多语言是认知和解构这个社会的概念系统的节点。我希望通过这些节点看到后面的一张网，看到他们的起源、联系、作用。
新京报：哪些关键词会让你的感受很深刻？
梁文道：有些关键词是长期困扰我的，比如暴力的、生命伤害的、牵涉到社会某种情绪的，比如说泄愤杀人，这几年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讲法，到最后都习以为常接受了这样的现象，以至于那些幼儿园小学暴力事件都要被遗忘了，但我放不下，这样的事情最后用这种简单的讲法来解释。
新京报：觉得不可理解？
梁文道：我觉得现在人们的情绪有时会处在一种失控的状态，我对这种情绪的变化特别敏感。比如路上坐车时，看到那些人不耐烦；我常常搭飞机，也会敏感于乘客对误点的愤怒，有时甚至无来由的要找人发泄。我就会想，我们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压抑，那么愤怒。
新京报：但在这种环境里，你不光是旁观者，也是当事人。
梁文道：对，都是。处在这样的环境里，我难免被这样的情绪包围，但我更希望把自己训练成一个有旁观者心态和能力的人。
炫富与仇富
对“成功”价值观的扭曲
新京报：你在书中讲到了炫富，也提到了最近因赌球被抓的郭美美，现在很多人对这件事的态度是调侃和娱乐。
梁文道：调侃有时是一种犬儒心态。在人们看来，郭美美确实在炫富，虽然我不能肯定她和红十字会是否有关系，但这两个因素同时存在，就导致公众的不满和愤怒，但又无力深究背后的东西，所以只能调侃。
新京报：现在除了炫富，还有一种心态是仇富。
梁文道：这两种情绪同时出现很有趣，当炫耀成为一种主题或文化，是不正常的，其实这是一种贫富阶层差异的反映，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仇富情绪也是不正常的，原因是不同阶层处在相对不公平，分化严重的状况，而这种分化没有一种有效的办法去协调和处理。
新京报：此前经济学家茅于轼和历史学家薛涌曾做过该不该“替富人说话”的讨论，如果你身在其中，会是什么立场？
梁文道：我不知道，我无法单纯地站在他们两人中任何一方的立场。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一套话语体系能够让穷人表达，获得向上爬的机会，也没有一套话语体系，让富人表达为什么配得上拥有这些财富。
新京报：但在炫富的人看来，可能不需要解释这种原因，炫耀这种结果就足够了。
梁文道：在今天的社会会出现，我只要成功了就什么都可以了。这种观念在我看来很危险，是一种非常中空虚无的价值观。部分中国人今天对于要出名，要发财的那种欲望已经到了荒谬的地步。
新京报：这种价值观为什么越来越普遍，像一种成功学被接受呢？
梁文道：这很可怕。不是说成功不好，但问题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成功，一个良好的社会对于这一点应该有解释系统。没有这套解释系统，就会出问题。
香港与内地
“身份排序让我担忧”
新京报：近几年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双非”事件、奶粉事件，到前段时间的“街头便溺”事件，分歧为什么越来越大？
梁文道：这两年香港在这些两地矛盾中，体现出一种极端的族群态度。我很讨厌族群态度，因为这是一种人为的身份排序。举个很荒谬的例子，假如我误入了女厕所，女士骂我“你怎么那么无耻”，我能说“怎么了，你瞧不起中国人吗？”
这种身份排序让我觉得很可笑，也很担忧，香港以前没出现过这种意识，近几年才突然出现的。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港人对内地的态度随着社会阶层的裂变而两极分化，精英阶层喜欢内地，因为有共同利益；底层人们反感内地，因为社会资源被占用。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梁文道：香港的贫富差距非常大。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他们的确认为社会资源被占用了，担心内地越来越多的人来香港，但他们大多从事服务业和零售业，客观上又割不断和内地的联系。
新京报：香港一些新生代说自己是“本土意识觉醒的一代”，你觉得这种本土价值观是什么？与内地的价值观有差异吗？
梁文道：举个例子，地铁里，香港人让完座位会躲得远远的，他怕对方觉得自己要表达这种善心。他们很热血，也很有正义感和同情心，但不喜欢宏大的叙事方式，不会把“爱香港”这样的态度挂在嘴边，会觉得天哪，很肉麻。
新京报：一个城市的性格和气质取决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也影响这里的人，你会怎么定义香港和你自己的性格？
梁文道：我觉得我挺香港的。
价值与分享
读书人的价值是分享观点
新京报：你关注过今年高考的新闻吗？内地的一名学生放弃港校复读，选择内地高校，似乎前几年的“港校热”在逐渐变得理性。
梁文道：我知道这件事。这个学生的解释很特别，她说自己喜欢更纯正的国学和中文，这牵涉到她对两地教育和文化的理解。我觉得这是她个人的选择，不是一个大的趋势。
新京报：关于你的标签有很多，作家、媒体人、书评人等等，你觉得哪个标签和自己的性格特征最相符？
梁文道：我觉得媒体人作为我的职业标签最合适，我主观上希望自己能成为好一点的读书人和知识分子，不过这种东西没必要告诉别人，是给自己的承担。
新京报：你曾经做牛棚书院院长，现在也会经常推荐一些书，但在互联网时代，阅读习惯已经明显改变了。
梁文道：书的价值在于印在纸上的想法和智慧，即使载体发生了变化，比如以网络形式呈现，但价值还是存在的。只是这种变化影响了传统作家的市场价值，当然，作家的市场价值本来就很小，他的价值更多是传递观点，这种价值不是在市场上呈现，而是通过分享实现的。
新京报：你不用邮箱，也没有微博，似乎你与这个时代在保持一种距离？
梁文道：我有点跟不上时代，现在很多年轻人吃饭前要拍那些菜发到网上，好像没发过，就是没吃过。我不懂，为什么这种行为我们叫它“分享”，我们有那么多值得分享的事情吗，在我看来分享是很珍贵的，但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都这么廉价。
我不用邮箱、微博，也没有脸书和推特，我和这些社交软件有距离感，可能大家共有的情绪和观感我都没有，但同时我也很清醒。有时我会觉得，自己是真的老了吧。
新京报记者 贾鹏 实习生 曹忆蕾 北京报道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