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杨斌：另类，但不孤独
■新快报记者 郭晓燕
通常情况下，人生有两条路，一条是传统的成功之路，在脚下，在征服；一条是需要冒险的小径，看不见，要寻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大部分传奇人物都选择了后者，检察官杨斌也不例外。
2005年，江西人周模英将生病的女儿溺死，负责公诉的检察官杨斌因为在法庭上的一篇充满人性和悲悯之情的公诉词，开始走上了一条颇为异类的成名之路。
广州精英、广州魅力人物……成名近10年，杨斌承载了无数赞誉，但“吃着体制的饭，却给体制惹麻烦”，在公诉岗位上的杨斌始终坚持帮助“社会底层犯罪者”，这令她被争议不止。
体制内传统的仕途之路在这种争议中离她越来越远。
2013年6月，她开始另辟蹊径，因为长期办理刑事案件给杨斌带来的感慨和触动，她发起了“天祥关爱计划”，这是国内第一个人道救助刑事案件当事人，包括被害方和被告方的慈善公益项目，受助家庭可以一次性获得3000元资助，特别困难的个案，将获得专项基金资助。当时她评价这个团队“业余，但充满理想色彩”。
一年多的时间，终于按照她所希望的，朝向了专业化。
今年8月29日，天河区民政局给天祥关爱服务中心出具了登记证书，业务范围的第一项就是：为刑事案件当事人提供物资资助、精神关爱及其他生活帮助，这在全国尚属首创。任务的艰巨程度可想而知，杨斌在做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希望能化解最难忘却的仇恨”。
旁白：在体制内，长辈们对杨斌的寄望自然是她能走上一条向上的传统仕途之路。2011年，在杨斌被媒体频繁报道之时，老父亲杨天祥开始隐隐察觉到了什么，报道女儿的为什么都是都市类媒体，体制内的一些报刊却对杨斌的事只字不提。他曾劝说女儿，“虱子是顶不起被子的”（湖南土话）。
但这个执拗的女儿却选择了自己另辟的蹊径，并认为这才是“还未被发掘的康庄大道”。
幸运的是，面对杨斌的选择，家人还是选择了支持。2013年6月，天祥关爱项目成立之时，第一笔5000元的启动基金就是杨父赞助的。今天这个项目已成为了一个专业的公益组织，杨斌寄望这个组织不仅能为刑事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更专业的帮助，还能圈进更多像她一样的“体制人”。
●谈关爱中心 希望有一天“虱子也能顶起被子”
新快报：看你这10年走的路，其实是被一宗宗案子推着走的，是它们成就了今天的你。
杨斌：也许是，就像许多人会说，周模英、高玉山等这些案件的当事人能够遇到我，是他们的幸运，但我更认为，我能够帮助他们，是我的幸运。也许是年纪大了，人生的阅历丰富了，对于犯罪的复杂性、社会复杂性和人性的复杂性，会有更多自己的思考。
年轻时刚刚当检察官，我们接受的宣传都是赞扬“办案能手”的，而衡量一个“办案能手”的重要指标，甚至唯一指标，就是单纯的办案数量，如果还要有一两宗“典型事迹”，那基本上就是如何和狡猾的罪犯斗智斗勇，如何将他们绳之以法。那时候，没有这个环境，更没有这个心去思考犯罪背后的故事和人性，将罪犯标签化是最简单、最省事、最直接的处理方法。其实在周模英案之前，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人性其实并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善即恶的，再罪大恶极的罪犯，深入了解之后，你都会发现他们其实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或者说，我们都是和他们一样的人，人性的善与恶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区别只是，我们比他们更幸运， 他们比我们更无助。
新快报：“天祥关爱”的诞生就是源自于此吗？
杨斌：在“天祥关爱”成立以前，我已经开始关注“社会底层犯罪者”，但真正有了成立一个机构帮助他们的想法也确实是被一个案子所触动的。
2008年，我接了一个案子，24岁宋小华因为感情纠纷杀死了同厂的好朋友19岁的李洋，宋小华被判了死缓。李家虽然不认同这个判决，但最终选择了接受。
宋小华的家人背负着非常沉重的内疚感，5年来她的姐姐与母亲靠着在北京打工赚钱，每年给死者家人寄钱，希望得到原谅。这个案子的被告人和被害人两个家庭，在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中，都让我非常感动，我希望看到这两个善良的家庭走向和解。
但一直到今年3月，他们才终于在广州的一个公共场合短暂相见，宋家人当场向李洋的父亲下跪。虽然最终李父没有说出原谅二字，但是他表示理解了。我并不是要他们做到忘却仇恨， 但希望他们都能放下。
新快报：要化解这样的仇恨很艰难吧？
杨斌：非常困难，中国人的传统教育都是“君子报仇十年未晚”。但西方由于宗教氛围和传统文化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中国人可能无法理解的事，如校园枪击案发生后，市民会在祭奠的时候也不会忘记为凶手点上一支蜡烛，被害人家属会写信安慰凶手家属“你也失去了最爱的人”，甚至被害人家属反对判处被告人死刑。我希望“天祥关爱”能逐渐改变这种固有的观念，希望有一天“虱子也能顶起被子”。
新快报：现在机构终于算是呱呱落地了，应该会有越来越多人前来寻求帮助，那未来这个机构主要会选择哪种类型的案子？
杨斌：现在都会收到很多的求助，我们没办法每单都接，“天祥关爱”目前的人力和资金都有限，必须做一些选择。我们还是会找一些更有典型意义，更有社会价值，有助于“天祥关爱”理念传播和政策推动的案子。像最近我们正在接触念斌案中一双儿女被毒死的丁家人。念斌被释放后，所有的舆论关注点都一边倒向了他们，丁家几乎是失声的，10年后才发现，毒害自己儿女的真凶还未落网，我想这种痛苦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我们能做的也非常有限，但是希望能至少给予一点安慰。
旁白：在很多报道中，杨斌都会被冠以或“孤独”或“另类”的检察官，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家认为她在体制内是找不到共鸣的，但她的“天祥关爱”却想要把他们圈进来。
●谈“另类” 我不是另类，只是做了大家想做的事
新快报：可以想象，以后每一件案子的难度都很大。“天祥关爱”目前有多少人？
杨斌：当然仅仅靠我们20多个人还是不够的。“天祥关爱”的很多案件都只能靠当地的法律人来当志愿者，我尤其希望能够渐渐圈进更多体制内的法律人。“天祥关爱”的制度设计里就包涵了这一理念，求助者提供给我们的申请材料，不需要当地政府的任何证明，唯一的就是要提供一个法律人的签名确认，公检法司都行。我们希望能够激发法律人的职业尊荣和社会担当。
新快报：人们通常认为像你这样的人是体制内的独行者，你认为可以把他们圈进来吗？
杨斌：我的孤独感在2005年以前已经有了，正如我所说，在周模英案以前，我已经开始关注他们（社会底层犯罪者），相反，成名以后我才发现，其实我并不孤独。媒体频繁的报道后，我有一段时间每天都能收到鲜花和信件，这其中有普通的白领，有打工的，也有公检法的同行和领导。
那时我才发现我不是另类，我只是做了大家想做的事，说了大家想说的话而已。不过这种感觉更为强烈是来自于网络，我在微博上收获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让我内心变得更加强大，这就是我常常说互联网改变中国的原因。
事实上，“天祥关爱”的多个案子，都有当地法官、检察官的身影，只是由于他们比较“低调”，所以我们没有宣传他们。
我听说美国有这样的法律公益组织，发起人和主要成员都是法官、检察官、律师，有退休的，有在职的，我听了非常震撼，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我希望未来中国会出现这样的组织。
旁白：只是在这场改变中，也并不全是正能量，有些因互联网改变的案件让杨斌感到纠结，她认为造成这种遗憾的原因是有些声音无法发布出来，她希望未来的“天祥关爱”能帮助需要的人发声，打捞喧嚣中“理性而沉默”的声音。
●谈案件 药家鑫案的法律人让我感到失望
新快报：互联网对公检法的影响巨大表现在哪些方面？
杨斌：在互联网之前，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案子在进入司法程序以前，甚至判决之后会有不同的声音。这并不是说，这些不同的声音不存在，当事人都非常认可这些判决，而是说，这些不同的声音根本无法传播出去，这中间如果大家都有百分之百的信任，确信审判完全公正无误，当然没有问题，但在有些时候事实并不是如此。这个时候互联网的舆论介入，很可能起到监督的作用。
新快报：但有时也可能起反作用，譬如药家鑫案，你是怎么看？
杨斌：对于曾经轰动一时的药家鑫案我一直很纠结。一方面我惊喜于公众的声音终于可以在司法审判前被听到，司法不再神秘不可知，这是一种进步；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失望，失望公权力最终屈服于一边倒的舆论压力中。对于今天喧嚣的网络，公众爆发出缺乏客观思考的偏激的舆论反应我并不意外，我只是失望，这时候没有一个有担当的体制内的个体的声音。
药家鑫的家庭背景被误解，家境也被错误解读，但是本来应该对此非常清晰，而且最有权威发声的该案的经办人，包括法官、检察官都没有站出来在网络上解释这一切。药家鑫最后还是判了死刑。如果没有舆论介入，我相信这个案子不会判死刑，因为药家鑫有自首情节。
最终是用一个人的生命来换回舆论的反思，代价太沉重，虽然也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