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反转基因先驱寄语中国读者：不要放弃小农
左为上一任欧洲农业专员达契安·乔罗什，右为本尼·海林。
【编者按】
当我们谈农业现代化时我们谈些什么？我们好像常谈欧洲。欧洲农业大规模、集约化、高科技、重监管，在获得高产值的时候却又不失良好的环境和景观……这里面一半是现实，一半是我们心中的那个“现代化农业”的投射。在地面上看欧洲农业，情况会复杂许多。
澎湃新闻今日起刊发一组德国农业观察，试图鲜活地捕捉到那里正在发生的关于农业模式的争议。本文是其中第二篇。此一专题试图呈现当地民间社会对可持续农业的理解，话题涉及工业化动物养殖、生物能源、转基因、农业补贴等等，提供国内对相关问题的探讨中仍比较欠缺的视角。
本尼·海林（Benny Haerlin）1957年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前记者、前德国绿党成员，前国际绿色和平反转基因项目发起人，是欧洲最早采取政治行动反对转基因的个人之一。早在1986年，他在代表德国绿党担任欧洲议会议员期间，就从美国了解到转基因技术，随后在欧洲议会开展反对转基因的政治活动， 并在1990年促成了关于故意向环境释放转基因生物的欧共体理事会“90/220EEC指令”的颁布。该指令的意义在于，在欧洲出现转基因之前，就将其作为一种“风险”加以监管，被视为日后欧盟所有转基因立法之母。1996年，欧洲首次允许进口转基因作物，海林加盟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建立了该机构最早的反转基因项目。
2004到2008年，他代表欧洲公民社会担任《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报告（IAASTD）的理事会成员，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指出：大规模集约化农业并不比小规模家庭农业更能以可持续的方式喂养全世界，号召为了应对未来的挑战，人类必须经历一场农业范式的转变，不再迷信工业化的农业，支持世界各地的家庭农业的发展。
他目前是总部位于波鸿的“未来农业基金会”（Zukunftsstiftung Landwirtschaft）“拯救我们的种子”（Save Our Seeds）计划的负责人。该计划创立于2002年，目标是阻止转基因作物的扩散。为此，它搭建转基因信息服务平台、举办欧洲反对转基因运动会议、推广替代性的种子和饲料的生产，还并积极发动公民社会争取有利于可持续农业的政策。它参与发起了反对工业化农业的年度游行“我们受够了！”（Wir haben es satt!），也参与协调ARC2020（全称“Agricultural and Rural Convention 2020”，即“农业和乡村协定2020”，2020是下一轮欧洲共同农业政策生效的年份），一个代表全欧150多个公民社会团体和网络，观察并介入欧洲共同农业政策制订过程的游说平台。
2014年10月，笔者在柏林参加“我们受够了！”大会期间，在“拯救我们的种子”位于柏林米特区的办公室里采访了他，听听这位反转基因“老兵”如何看待这场反对工业化农业运动，以及如何在农业可持续性的视野下看待转基因。
作者：“我们受够了！”游行联合的团体和人群十分多样，他们之间是否已经建立起了足够的共识？
本尼·海林：我们刚刚在改变欧洲共同农业政策的战役中惨败，在过去的这几年，大家都普遍感到应该联合起来，在各种组织之间，市民和农民之间开展合作。但是显然，运动越广泛，共识就越难达成。比如，环保组织希望保留尽可能多的生物多样性，而农民们考虑更多的是怎么挣钱。所以，我们的共识是十分宽泛的。把我们联合在一起的，是对“可持续性”的初步共识。这包括：
反对掠夺性开发土地和生态系统，反对工业化农业，反对进口比我们出口更多的土地面积。欧洲有贸易出超，但如果看土地面积，我们则有每年三千五百万公顷的入超。我们不反对贸易，但是我们认为不应该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便宜的初级农产品，然后向他们出口肉制品、乳制品、酒类等昂贵的商品。
此外，我们和传统奶农也建立了共识，认为我们不应该生产多于德国所需的乳制品，这是真正的政治创新。我们都认同要尊重动物，认同减少肉类消费，认识到，如果消费者和生产者合作起来，就能实现改变。我们都反对转基因，希望尽可能减少杀虫剂的使用，认为农业应该对气候有积极效应而不是负面效应。我们希望农民能留在土地上，希望看到小型企业，而不是工业化的大型企业。
作者：为什么欧洲不应该进口土地面积？
本尼·海林：我们主要向拉美进口农产品。在中国，你们大约有人均一千平米的耕地，欧洲是大约两千平米，拉美有四千平米甚至更多。所以，拉美剩余的土地面积上的产品应该出口到中国，而不是欧洲。此外，欧洲之所以大量进口土地面积，一个主要原因是过度的肉制品生产，工业化的养殖必须以这些进口的初级农产品为基础才能存在，大型养殖场基本上都是靠近海港的，因为可以方便地获得来自拉美的饲料。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生物能源的生产。
作者：目前这场运动有什么不足？
本尼·海林：我们现在正在努力让ARC2020维持运作。由于共同农业政策改革刚刚结束，很多基金会、大型机构说：好吧，我们七年后再回来。但这是一个错误。我们必须确立策略、明确要求，至少在提案执行的五年前就不断重复它们，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在七年后改变政策。我们必须让这个进程持续运作。
另一个问题是，并不存在一种“欧洲身份认同”（European identity），人们的身份认同仍然大体上是民族国家的，也不存在一个“欧洲公众”（European public），或一种“欧洲公共话语”，所以很难在欧洲层面搞运动，但农业政策却是在欧洲层面制订的。
但我们也不是没有成功的欧洲运动。2015年5月，第八届欧洲无转基因区会议（European Conference on GMO-free Regions）将在柏林召开，这个会议2004年我发起了第一届，全欧各地的人都会过来，这是一场真正的欧洲运动，但欧洲运动是国家运动的集合。如今在欧洲，慢食（Slow Food）、绿色和平、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农民之路（Via Campesina）都有其欧洲架构，在大多数的成员国都有办公室。它们作为ARC2020的成员是有帮助的。如果我们能让下一轮的共同农业政策改革变成一个欧洲政治议题，让它渗透入各个成员国的公众视野，并让他们都愿意讨论它以及我们所制订的议程，那么这将是真正的成就。
我们也缺少农民的团结。在过去的五十年中，欧洲农民的心态一直是：“如果我的邻居破产，那么我可以种他的地。”德国农民协会（DBV）的逻辑就是这样——只有强者有必要生存下来，弱者就该消失。此外，消费者的认知、意愿和行为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如果我们不能让人们更方便地吃得更健康、更可持续，那么就很难改变现状。欧洲人平均的工作时间在下降，那么多出来的业余时间该做什么？看电视、运动？或许应该下厨房！只有当我们能够向人们呈现一种优越的家庭模式，让人们感到吃得健康、吃得可持续够划算的时候，我们才能成功。这是真正的挑战。
作者：在说你们所追求的农业模式的时候，你们通常用的是“家庭农业”（family farming）、“农民农业”（b uerliche landwirtschaft），或“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以区别于“工业化农业”（industrial agriculture），但很少提“有机农业”，有机农业运动有没有参与进来？
本尼·海林：他们当然有参与，我们（指海林领导的未来农业基金会）所在的这间办公室就是柏林-勃兰登堡有机农业推广协会（F L）的（注：事实上德国有机农业协会Bioland、德国有机食品产业联合会BOLW都是重要的参与机构）。但有机农业运动只是我们的广泛运动中的一部分而已。我得说，有机农业并不是小农的最佳捍卫者。德国的有机产业正在整合的过程中，零售商在变大，有机农产的平均面积大于普通农场的平均面积。这场新食物运动中有很多的年轻人，但如果你仅仅看有机部门，其中的活跃分子都上了点年纪了，他们在70、80年代是活跃的年轻人。但是这场新食物运动有所不同，有机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是不够的。
作者：您是欧洲最早起来反对转基因的个人之一，可否听您说说反对的理由？
本尼·海林：首先是不确定性。我们仍然十分不了解，使用人工手法而非通过自然过程改变生物的遗传代码，会对自然环境及其工作机制产生什么样的干扰。事实上，自从转基因在上世纪80年代被发明出来、 90年代被商业化推广以来，我们对细胞控制机制的理解已经有了根本改变，这体现在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中。
虽然转基因的确尚未造成什么严重的健康和环境灾难，但是我们也没有建立起一套可靠的风险评估和控制体系——特别是针对转基因对自然的长期影响的，比如多世代的、进化性的影响，还有对生物体的非致命的影响。
其次是简化论。转基因技术让生物的某种特点或属性在屏幕前就被设计出来，可是细胞、生物体及其生存环境，却没有被看作是在许多不同层次发生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这是一种单一思维的解决办法，它们制造出的问题常常比解决的更多。所以，使用转基因作物，无论是耐除草剂的还是杀虫的，不过是田野中的化学战争的延续，不会让农业变得更可持续。如果我们理解了细胞和生物体内部的语境和工作机制，那么就会怀疑：我们是否需要用这种“残暴的”技术来追求我们想要的效果。如果是用农业知识来替代信息和数据，我们就会倾向于选择使用更加自然，可逆和可持续的方法。
第三是它会造成权力和控制的集中。转基因技术针对DNA的“知识产权”概念，还有以各种手段对农民的知识和种子的侵占，将使农民不再能够自由地播种和育种。日益少数的企业和科学家群将会控制种子，控制培育种子、使它们不断适应新环境的艺术。杂交技术也在造成同样的问题。
作者：如果转基因技术是国有的，比如掌握在国有企业和国家科研机构手里，是否农民的利益就不会被持有这项技术的私有企业损害了？
本尼·海林：所谓的“公共利益”之名也可能被用来为破坏性和剥削性的行为开路。此外，公共机构的私有化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国营农场要比私营企业农场更加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更严重。
作者：看起来，似乎每当欧洲制订农业政策，产业界总是扮演着更活跃的角色，然后公民社会再去纠正它？
本尼·海林：是的，产业界是政策制订的主要驱动力，而且这种趋势在全世界都在加速发生。
作者：那公民社会是否曾经有机会采取过先发制人的行动，去制订游戏规则、设置议程，而不是跟在后面纠正？
本尼·海林：现在看来，我们还只是在拼命打赢防守战，并没有进攻性的行动，比如让我们支持的农业模式阔步向前，让坏家伙倒闭，等等。
作者：不过在转基因问题上，似乎公民社会的行动就更加主动。
本尼·海林：这仍然是一场防守性的行动，我们并不是在推广我们自己的议程，比如有机农业等等。但我们的确在转基因市场建立之前就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这让我们很庆幸，即便我们还没有替代性方案，这没关系，如果事情已经发生了再从半道上拦截，就会很难。
我们通过动员公众，成功地分化了市场力量，让那些残暴的市场力量站在我们背后。一开始，我们去找雀巢、达能、联合利华指责他们在我们婴儿的食品中添加转基因成分。他们说：“不不，当然不会。”然后我们去找超市，他们刚开始说“我们会标注”。后来，在转基因标注法通过后，超市也不卖标注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了。所以，在今天的欧洲，极少有食品是转基因的，虽然油类和卵磷脂中可能会含有少量转基因成分，以及动物饲料中会包含转基因成分。
但美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美国的舆论和欧洲是差不多的，希望有转基因标注，但是事实上从来没能实现标注。没有标注，就没有规避的手段，就无法动员消费者来反对制造和销售转基因食品的商家。1997年，当我们赢得第一部标注法规（指欧盟258/97条例）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请人将它翻译成中文。事实上，你们现在有转基因标注法规，尽管我不知道执行得怎么样。
刚才说到动物饲料，我们也比较成功地争取到了对动物饲料中转基因成分的标注。欧洲进口的绝大多数转基因农产品都是用作饲料的，如果肉制品、牛奶和蛋类产品上标注所使用饲料的转基因成分，那么就会影响到转基因进口的现状。
在种子问题上，“拯救我们的种子”计划就是为了让种子远离转基因而发起的。当时（2002年）欧盟委员会拿出一份提案，说种子中含有少量的转基因种子可以不标注。他们说：“就3%没问题的，对吧？”我们说：“不，有问题。因为种子不是巧克力，它们会繁殖。刚开始是一点，到头来会变成很多。”结果我们成功了。所以在欧洲，虽然对食品有标注门槛，低于一定比例（0.9%）不需要标注，但对种子没有“门槛”，零容忍。
在最近的欧洲种子条例的立法中，我们反对提案中只有满足“独特、统一、稳定”三项要求的种子才能上市的规定，因为这会导致农民的自然授粉种子退出市场，大种子公司将会控制更大的市场份额。这份提案还提出要建立一个全欧统一的UPOV（《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收费系统。UPOV是一种关于种子的知识产权公约，它要求如果你用别人培育出的种子繁育出了新种子，然后加以种植，就需要向他们付一小笔费用，这是合理的，但关键是如何执行。欧洲委员会的提案中提出要对种子再生产费用及其管理建立一个全欧统一的系统。我们也反对这一点。我们希望各地区有各自的体系，而不是在一个中央控制的系统。孟山都、先正达等大种子公司为了捍卫他们的种子的“知识产权”，正试图控制种子清理业，让种子清理机构来摸清农民到底种了什么种子，种了多少。如果有了这么一个统一的系统，那么这些大公司就有可能利用它来进行它们的专利控制。后来欧洲议会否决了这份提案，这也是一个成功。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推广用豆科植物替代蛋白质饲料。在轮作中种植豆科植物可以改善土壤状况，减少对化石肥料的使用，同时它也是蛋白质饲料的来源。眼下，整个欧洲完全依赖于进口蛋白质饲料，很少有人种植豆科植物，这种现状必须改变。这也与反对转基因大豆进口有关。
作者：有什么话特别要对中国读者说？
本尼·海林：不要放弃小农。中国无疑需要让家庭农业现代化，但不要把土地交给工业化农业，那会是一场灾难。没有什么能和人的头脑、劳动和对土地的忠诚相比。
本文的采访由作者和常天乐共同于2014年10月在德国参加德国亚洲基金会（Stiftung Asienhaus）“2014中德学习之旅”之余进行，该项目得到米索尔基金会（MISEREOR）的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