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特聘委员沈凌：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城市
胡国球 摄
■人物资料
沈凌：东莞经济贸易学校高级教师、东莞市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研究会会员、广东中职学校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广东教育学会校本课程专业委员会理事，政协东莞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特聘委员。在《中国教师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多篇，并著有《新课程语文高考：命题与应试》、《校本教研新视野》等专著。“草根姿态、怀疑精神、批判立场、行动研究、有所建树”是其职业生存的基本姿态和特征。
教育竞争力，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方面。东莞经济的快速发展理应助力东莞教育的大发展、大繁荣，以提升东莞的现代化程度。如何正视东莞教育的现状，并采取有效对策，使之反作用促进东莞社会的健康发展呢？
4年前，在一次政协座谈会上，东莞政协特聘委员沈凌以“民进”代表的身份提出一个“震惊四座”的观点：东莞教育现状是“一流的硬件设施、二流的师资队伍、三流的教育质量、四流的管理水平”。
他认为：没有一流的教育，就没有一流的城市。东莞的教育科研基础薄弱、体系残缺，教育主管部门至今似乎没有建立严格的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因此，东莞应借鉴教育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组建一个较高规格的东莞教育科研所。
现状：硬件水平一流，管理相对滞后
构成一个地区综合实力的主要因素是“人”而不是“物”。这个“人”不仅仅是数量，更应该是质量，包括他们的思想观念、专业化水平，行为方式以及对新技术的掌握和应用程度。
南方日报：2009年，你在政协会议上提出一个观点：东莞教育现状是“一流的硬件设施，二流的师资队伍，三流的教育质量，四流的管理水平”。事隔4年之后，你的观点发生改变了吗？
沈凌：据我观察，东莞的教育格局依然没发生实质性改变。很多人误解了这个观点，以为我在贬低东莞教育。事实上，我只是就东莞教育发展要素本身进行比较（不是与市外作横向比较）得出的一个结论，并无贬低之意。
南方日报：为什么“管理”是四流的？
沈凌：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东莞的教育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和显著成就，但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物体形态的改变和标志性成果的达成等外延发展方面，例如学校规模的扩张，学校之间的整合，学校规模的扩大，校园环境的变化，教育的普及率，教育强市、强镇的称号等；而在教育质量本质性提高、教育名家（真正意义上的名校长名教师）造就、教育品牌培育、教育特色发展、教育体制机制创新、教育文化更新等内涵发展方面没有什么起色。
南方日报：也就是说，东莞教育水平的提升，更多是体现在硬件等方面，但教育软件没有提高到相应的水平。你认为教育软件的核心是什么？
沈凌：可以说，构成一个地区综合实力的主要因素已经不是“物”而是“人”，这个“人”不仅仅是数量，更应该是质量，包括他们的思想观念、专业化水平，行为方式以及对新技术的掌握和应用程度，这些“软实力”才是一个地区教育实力的重要标志。
东莞教育发展在不缺资金、人才和技术的情形下出现如此被动局面，是否能反映“管理”上的一些值得注意问题呢？
发展：切忌形象工程，重在“内涵”发展
想要怎样的城市，先要有怎样的教育；没有一流的教育，就没有一流的城市。
南方日报：教育为何要作为城市战略呢？
沈凌：所谓教育竞争力，是指在一定竞争环境中，一个城市在发展教育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和转化教育资源，以提供优质教育产品和教育服务，提高城市居民的教育水平，促进城市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不言而喻，东莞谋求高水平崛起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满足东莞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方面教育需求。从东莞实现高水平崛起的战略来看，教育对于转变东莞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提升东莞城市竞争力均具有重要意义。
南方日报：在不缺资金、人才和技术的情况下，东莞该如何审视教育的作用？
沈凌：教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人们如此重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如此的压力与挑战。
站在怎样的历史方位认识，东莞所肩负的社会责任至关重要，需要用全局的眼光、世界的眼光和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教育，弄清世界的教育已发展到什么水平，中国的教育发展到什么水平，东莞的教育又发展到什么水平。这样，才能明确东莞所处的历史地位和肩上的社会责任。
可以说，想要怎样的城市，先要有怎样的教育；没有一流的教育，就没有一流的城市。
南方日报：目前来看，促进东莞教育发展的关键点是什么？
沈凌：东莞教育没有对“家底”进行全面盘点，缺乏对自身优劣势的准确把握，更没有从促进城市发展的高度审视教育现状，习惯于跟着政策风向走，结果往往是形式大于内容。这一点，业界有目共睹，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
在教育硬件设施提升之后，东莞教育要实现内涵发展。这不是一两句口号就能解决的问题，不是急功近利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它需要价值引领和评价手段的促进，需要办学体制和机制的深刻变革，需要科学的管理思维和先进的管理理念，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未来：建立机制程序，避免决策失误
东莞应借鉴教育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组建一个较高规格的东莞教育科研所，让一些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人作为智囊团成员，通过“实践性研究者”的生成过程参与教育改革。
南方日报：“改革和创新”是一对经常被提起的词，东莞也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著称。那么，东莞如何把握住时机，实行教育改革呢？
沈凌：面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纲要”全面实施的大潮，国内不少地方涌现出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典范（如潍坊、成都锦江区等地），或树起了公认的素质教育品牌（如杜郎口中学、洋思中学等学校），它们对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促进教育科学发展、改善教育民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肯定。
然而，素以“敢为天下先”著称的东莞对此似乎甘居人后，没有任何建树。前两年实行的“三转二”办学体制改革，取消了村一级办学，整合了教育资源，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学效率。然而，这次改革不够充分——没能抓住这次办学体制调整的时机，对办学体制、机制进行深层次改革，促使学校进入“内涵发展”的轨道。
南方日报：多年来，东莞的部分教育政策不甚连贯。对此有什么建议？
沈凌：在教育发展转型时期，教育科研的功能和价值更加直接和现实，以前教育规模发展靠投入、政策和管理，现在教育内涵式发展就必须靠教育科研。时至今日，东莞的教育科研基础薄弱、体系残缺，教育主管部门至今似乎没有建立严格的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没有完善的决策支持系统、咨询系统、评价系统、监督系统和反馈系统。
这样，决策的科学性就无从检验，决策的失误也难以受到及时有效的监督。为此，东莞应借鉴教育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组建一个较高规格的东莞教育科研所，让一些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人作为智囊团成员，通过“实践性研究者”的生成过程参与教育改革，发挥教育基本理论对教育改革的作用。
这可能是东莞教育实现大跨越发展的不二法门吧。
记者 吴少敏
实习生 刘若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