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愿做屠呦呦算不算盛世危言？

　　■ 堂吉伟德

　　作为中国大陆首个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科学家，屠呦呦及其现象引发轰动。在近日举行的财新峰会新知论坛上，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知识分子》主编饶毅却说，如果做原创研究所取得的回报，还不如做山寨、卖假药、行骗的回报高，那么在中国，将没有人会愿意去做屠呦呦。

　　一句“没人愿做屠呦呦”，振聋发聩。不错，中国是论文大国却不是强国，大部分论文缺乏真正有质量的成果，属于为完成任务的“注水论文”。在科研领域，科技带头人充当着“经费掮客”，大量的科研经费被挪用和浪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导致山寨泛滥，原创研究的成果价值得不到体现，“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效应持续叠加，低回报导致研究者缺乏动力，研究者人群也日益下滑。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是对中国科学的关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然而实现科技的飞跃靠的是人来实现，科技强国更需要强大的人才基础，由此创造一大批新的科研成果。如果一个国家缺乏创新，就没有创新推动，只能仿制或者山寨别人的成果，那么就永远不会有竞争优势。而体现科学关怀就必须回应利益诉求，让科学家的价值通过研究成果的效益来得到体现。

　　在国外，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给了研发者和生产者以极大的回报。以新药为例，不少国家对原创新药实施了较长期的专利保护期，任何机构和生产厂家都不能仿制，否则将面临严厉的处罚。在“零容忍”下的产权保护制度下，每个人心中都树立了牢固的底线意识，并由此成为一种高度的社会自觉。不但能自觉遵守和践行产权保护，还共同营造人人喊打的局面。反观国内，长期以来施行的“仿制策略”，不但导致政策层面的走偏，也造成了社会底线的滑落，由此形成了价值的变异和思维的定势。因而，若不能采取釜底抽薪的策略，自上而下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那么“没人愿做屠呦呦”就成为盛世危言，整个国家创新不力的现状就很难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