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校园霸凌：刑罚不如社会共治

　　■ 观察家

　　校园霸凌是社会、学校、家庭等复合因素聚合的结果，要防止校园暴力，该将非暴力灌注到教育过程中，并建立霸凌应急响应机制等。完善这些前端预防的措施，比靠一味强调严惩更要紧。

　　近来校园暴力事件频遭曝光，前两天“浙江一男童遭多名少年暴打”的视频引燃的舆论怒火未熄，昨日媒体又曝“四川初中女生遭扒光羞辱”，再联想起“105中学女生被轮流掌掴”等，几乎每起都让人震惊：不论是肉体折磨还是精神侮辱，手段都那么残忍恶毒，令人难以将其和本应是“天真无邪”“花样年华”的未成年人联系起来。

　　面对这些校园霸凌行为，有些人呼吁：对个案施暴者该加强法律惩戒，甚至动刑。对这类校园暴力加强治理确实很有必要，但施暴者多是仅十来岁的孩子，其性格、观点还未成形，基于那些施暴者成长阶段、心理发育特征等还有霸凌社会成因，一出事就呼吁严惩乃至要求重刑，并不靠谱，更像是情绪化宣泄。

　　相较之下，跳出法律万能思维和刑罚迷恋，从社会层面去反思这些校园暴力何以发生、怎么杜绝，更有意义。

　　按照心理咨询最新流派家庭治疗的观点，孩子是家庭的“信号灯”，孩子出问题，意味着是家庭教育生病了。当孩子以施暴于人为乐时，必须反思家庭教育问题。实质上，校园暴力事件频发，指向的远不止于此，更是社会、学校、家庭等复合因素聚合的结果。而要消减该难题，也亟须置于社会共治层面去着力解决。

　　心理学家班杜拉做过著名的“充气娃娃实验”，让两组儿童分别观看成人攻打充气娃娃的两个视频。前者成人受到奖赏，后者成人受到惩罚。结果显示，观看前者的儿童攻击行为明显的多于观看后者的。本质上，校园霸凌也是对成人，尤其是父母、教师等处理冲突矛盾方式的异化式效仿。

　　就此看，无论学校、家庭还是社会，都要共同承担起教育孩子的责任。在一些欺凌事件中，施暴孩子还没意识到其行为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老师发现孩子在课间有剧烈推搡行为，就告诉孩子和家长这样做有危险，可能会伤害到别人，孩子这才意识到问题。这就提醒学校，开展相应的“非暴力”教育，让他们在观察学习中明白欺凌的恶劣性质。另一方面，中小学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之外，也通过竞技类体育课程设置等，将其负面情绪导向合理宣泄。

　　家庭也该担起其责：在孩子刚刚表现出暴力行为的时候，父母要及时制止，也要引导孩子愤怒等情绪的把控，并避免用暴力的方式解决孩子不听话问题。

　　而眼下，社会多方在这方面的教育经常是失效的：如学校对孩子评价体系和“分流”中只重成绩，造成差生歧视；一些家庭对孩子暴力倾向的反应迟钝等，包括社会组织介入的匮乏。对此补缺之外，学校、家长等还应建立协同式的霸凌预警—通报—心理干预机制，将反霸凌纳入青少年常识教育系列。

　　要而言之，校园暴力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靠严惩甚至刑罚，未必管用，这更需社会、学校、家庭齐心协力，将非暴力灌注到教育过程中，并建立霸凌应急响应机制等，合力为孩子们创造安全、无暴力的教育环境。

　　□刘朝莹（北师大发展心理研究所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