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跳槽去向调查：做法务人脉广能拿50万年薪
“39岁的年轻法官张伟将辞职信和工资条发到网上后，引发了人们对“法官跳槽”这一现象的关注。在很多人看来，跳槽后的法官适合做的工作就是律师，因为他们具有丰富的人脉资源。然而律师们认为，人脉资源对于跳槽的法官来说并非最重要的，那么什么又是律师事务所看上的呢？
很多企业喜欢跳槽法官到他们那里去做法务工作。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在一些企业里做法务，跳槽法官高的能拿到50万的年薪，他们又靠的是什么呢？”
带着诸多的问题，日前，北青报记者对跳槽后法官的去向进行了一次调查，去试图解开“跳槽法官能拿50万年薪”背后的谜团。
法官离任两年内
不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
如果去看一些律师的履历，会发现不少律师曾经都在法院工作过。比如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宣东律师，曾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重点从事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审判工作。北青报记者从业内多位律师处了解到，从事律师行业是不少法官辞职后的“首选”。
在普通人的印象里，法官离职后转型去做律师是一件非常顺其自然的事情，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因为根据《法官法》的规定，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两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对于一些离职后想转型做律师的法官来说，这个规定是一道绕不开的坎。面对这个规定，一些人会先进入企业做两年法务，等时间满了两年之后再去从事律师职业；一些人则会先选择进入律所，从行政人员、律师助理做起，等时间够了再做律师。
“在律师事务所做行政人员、律师助理，拿的都是固定工资，收入一般，肯定没有正式的律师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名律师对北青报记者说。
律师事务所选法官
能力最重其次是人品
北青报记者通过采访调查发现，目前，北京律所的律师中，有不少都是从本地和外地法院跳槽而来的。
在不少人眼里，法官转型做律师，由于在法院工作过，很多人都是之前的同事或者朋友，如果去法院打官司，会比别人有很多优势，这是一笔很丰厚的“人脉资源”。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法官法》所以对法官离任后就职有所限制，其目地就是为了堵住可能出现的“人情案”。
北青报记者采访多家律所后发现，律所在招离职法官当律师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业务能力”，其次是人品，“人脉资源”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
“人脉是个很复杂的东西，当然人脉资源也会看，但是没那么重要，最看重的还是个人能力。”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易胜华说，并且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干了很长时间的法官，资历很深，有的则是刚开始干没几年，本身还处于成长阶段。在做了律师之后，有的人转型转得很好，但也有一些短时间内很难适应这种转变。
而能否适应这种转变，也直接的影响着法官转做律师以后的收入情况。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跳槽法官转做律师后，收入的确会高于当法官时的工资，但也并不是像外界所说的那样“年薪五十万起”。“在收入上视个人情况而定。律师收入高低主要取决于代理的案件数量和给所在的事务所带来的创收。”许兰亭律师说。事实上，在更多的律师看来，无论跳槽法官之前在法院工作如何，或者人脉多广，但只要做了律师，就能以律师的业务要求来衡量其绩效。
据了解，法官转为律师后，收入水平参差不齐。不过，北青报记者询问了多家律师行业的资深人士，但他们并不愿意直接谈及法官转为律师后的薪水问题。而易胜华律师也只是从律师行业的角度侧面谈及了这个问题：“在收入上，律师收入和业务挂钩，可以挣多少，要看律师能力，有的人能拿30万到50万的年薪，但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到大企业做法务
人脉广能拿50万年薪
由于《法官法》的规定，一些离职法官在离职后更多地选择进入企业去担任法务工作。这个趋势在近两年更为明显，北青报记者调查发现，除了进入国有企业，近年来法官辞职后进入互联网公司、金融公司当法务的已经越来越多，“这些企业收入相当可观”。
北京某中字头企业的法务吴远(化名)告诉北青报记者，相对于法院的工作压力来说，法务工作虽然也很繁忙，但相对轻松一些，收入上更可观。如果能担任企业法务部门的负责人，那么收入高过法院数倍应该不成问题。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由于具有法律背景，在法院工作过，一些具有丰富审判经验的法官特别受大企业法务部门的青睐。
“一些大的企业会比较看重这些经验丰富的离职法官，因为这些人有丰富的审判经验，在法院工作过，在法律界有着丰富的人脉资源，大企业为这些人开出年薪50多万很正常。”易胜华律师表示。
但易胜华律师同时表示，不是每个离职的法官都适合去做法务，因为除了审合同这些日常工作，法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谈判，“这需要一定的辩论才能，有的法官可能在这方面并不擅长”。
观察
法官跳槽 还有哪些选择
除了去律师事务所或者企业做法务，法官跳槽之路还有哪些呢？北青报记者调查后发现，其实法官跳槽后的出路并不算多。
法官转型成学者不多见
除了转型做律师，也有一些法官选择继续深造，进入高校，从事学术研究。比如曾参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司法改革任务起草的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傅郁林教授，便曾在武汉海事法院工作了8年的时间，历任审判员、研究室副主任，之后进入高校研修，最终成为著名的法学学者。
但像傅郁林这样法官转型成学者的情况并不多见，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更多的情况是法官成为高校的兼职教授。因为根据目前高校的实际情况，要想成为一名教授，不但要取得一定的学历，还要完成教学工作以及科研工作，时间跨度比较长，对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法官来说，放弃工作，重新进入高校进修，显然是个不小的挑战。
到其他系统做公务员很难适应
在离开法院的法官中，也有一部分是选择通过考试或者调动进而到行政系统中当公务员。
北青报记者调查发现，跟行政系统公务员相比，法官的晋升空间相对比较小。进入到法院之后，先要做一到两年的书记员，然后提拔成助理审判员可以办案，再经过两到三年的助审经历，才能提拔为审判员。除去极少数法官会被提拔为副庭长、庭长，绝大多数年轻法官只有在每年的上级法院遴选中，才有可能被遴选到上一级法院去当法官。
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的张明梅律师曾在西南某省基层法院工作了十几年时间，先后担任该院书记员、审判员、庭长，最后成为该院刑事案件审委会委员，根据她的经验，在法院里对一些人员较多的业务庭室来说，只有极少数的人有机会晋升到庭长和副庭长，如果所在业务庭室的领导年轻能力又强，那其他人晋升会更难，而在法院系统内工资和职务又是挂钩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获得晋升，可以通过遴选进入上级法院，但这个名额非常有限，也可以调动到其他公务员系统中。除去名额有限，还会有新的问题，“法官是从事审判业务的，专业性非常强，即使到了别的部门可能会觉得业务不对口，感到不适应”。
讲述
“我有更多时间陪孩子了”
张扬(化名)是某省法院一名普通的法官，最近几个月，刚从法院离职。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再三要求一定要将自己的名字隐去，“只有几个亲戚朋友知道我离职了，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张扬如今在一家企业做法务经理，日常的工作主要是制定、修改、审核单位的一些合同和法律文件，单位有官司要打，他就跟下属一起收集整理资料配合律师的工作，有时候也会出差参与单位的一些重要合同的讨论和谈判，单位的员工或者客户经常会找他来咨询一些法律问题，他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解答。虽然工作依然繁忙，但跟当法官的时候相比，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去陪自己的孩子。
对于从工作了十几年的法院离职，他说他考虑了很久。在外人看来，从事法官职业，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又身在体制内，将来退休了，各种保障也不用担心。旁人有时会非常羡慕他的这种稳定。离职之前，他反复权衡过，一旦离职，这种稳定就不会再有了，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离职。
每个月，他发到手上的工资是4000多一点，除了工资，他也看不到继续干下去还有晋升的空间，“我已经快40岁了，基本上已经没什么晋升空间了。法院系统晋升空间本来就小，基层法院有的法官干了十几年甚至到退休，他们的法律职务只是助理审判员，法官等级也只是三级法官，行政级别也只是一个科员”。
而法官繁重的工作压力也让他萌生退意，他自己曾经算过，一年下来他至少要审200多个案子，几乎每天都在加班，每晚都在写判决。而法院内部非常严格的“错案追究制”则让他每时每刻都像在“走钢丝”，一点都不敢大意，时刻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中。
不久之前，一位在法院系统工作了几十年的法官，在跳出法院系统后求职时以一种戏谑的方式说“卖身不卖艺”。但在张扬看来，他自己早已经把自己“卖”给了他曾经为之努力的法官职业，“有时候，还会经常梦到自己使劲敲下法槌，然后从梦中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