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的青年愿景
精致的栖鸟首饰盒、木质杯子和桌灯……中央美院在读研究生张晨的生活充满“设计感”。她把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投在设计上，已有自己的品牌和工作室，作品也受到市场的认可，“很幸运现在有一些公平的平台，只要作品好，就有发展空间。”
这个1989年出生的年轻人并不需要经常和看得见的“法律”打交道，但包括她在内的一代中国青年，都将在法治的天空下实现梦想，书写命运。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依法治国”成为整个中国未来发展的主题词。这个宏大的命题，将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和每一个人，尤其是当下的年轻人。从就业创业到上升通道，法治的力量将渗入他们的生活，影响他们的每一个选择。
更公平的舞台
对创业青年来说，最难的不是点子，而是如何实现和保护它。
2011年本科毕业后，张晨就开始打造自己的设计事业。但让她困惑的是，整个创业过程中，80%的工作不是设计，而是沟通。“国家给了很多很好的创业政策，但享受到这些政策还是很麻烦。”
比如，为了注册商标，她从去年6月就开始“跑动”。在相关的管理部门那里，她发现“他们从来不会一次把流程说完整”、“总是无限次、无限次地跑”，有些政策明明出台了，但对方会说“文章是文章、政策是政策”。整个过程拖了一年多，直到今年10月，彻底没了希望。
所幸，别的路径上还有机会。北京市政府从2009年起牵头主办北京国际设计周活动，提供了一个简单、公平的舞台，“不管你是谁，都只要拿作品说话”。今年，设计周活动还和天猫合作，推出了中国首个设计品O2O概念店“设计猫”，“十一”期间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了第一场名为“2014设计猫嘉年华”的路演，6天接待近30万名游客，让84%的消费者群体可以通过互联网认识到像张晨这样的年轻人和他们的设计。
北京国际设计周运营总监张欣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前的“设计猫”平台上汇集了近百名设计者，其中绝大多数都是80后、90后。为保护这些年轻人的创意，他们还将从版权角度出发，从法律上为设计制定新的市场规则。
“这样的平台给我们提供了顺畅的通道和公平的舞台，现在我可以专心做设计了。”张晨说，青年创业者很想享受国家的扶持政策，但流程还是需要进一步改善。
正如她感受的那样，市场的活力和个人的抱负，都需要植根在法治的土壤上。
在今年9月底的上海自贸区一周年总结会上，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民谈及经济建设成果，最先说的不是经济，而是法治。中国第一张针对外商投资的负面清单，就来自上海自贸区。在负面清单内，标准化审批，减少自由裁量，以阳光的“办事环境”来杜绝灰色的“抽屉协议”。依靠严格的法治，一年内，上海自贸区新设企业超过1.2万家，是过去20年的注册总和。朱民说，企业积极性来自法治规范的改革红利。
“四中全会决定中有一个特别好的规定，即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表示，这一点强调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与民众平等。如果公权力有上限，这种上限可以理解为权力笼子的边界，可以想象，公共社会中的自然人、经济法人和实体，都能够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公平的竞争和交易，同时和任何社会成分平等地打交道，这是非常好的制度设计。
更多正义 更少门槛
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全文16000多字，值得梳理的亮点很多。每一个新的亮点，都可能改变许多人的命运。
北京律协合同法专业委员会主任、中豪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学辉对公报中“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提法感触颇多。
今年1月，李学辉法律援助了一起涉嫌玩忽职守罪、受贿罪的案件。据其介绍，该案当事人是某县城乡规划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因拆除违法建筑得罪了检察院，被检察院以“玩忽职守罪、受贿罪”提起公诉。在李学辉看来，这起案件中侦查机关涉嫌用各种办法让当事人认罪，甚至强迫证人作证，“如果法院不能独立审判，就可能造成冤假错案”。
“未来，在一个更加良性的法治环境中，相信那些干预案件、制造冤假错案的事情会越来越少。” 李学辉说。
《决定》提出，要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
“这个提法至关重要。”北京市天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律协刑事诉讼委员会委员丁海洋告诉记者，他曾经代理一起案件，一个涉嫌合同诈骗的当事人在公安局和检察院被关押了22个月，但在法官看来，这件事有冤情。到这里，司法者陷入了一个艰难的选择：宣判有罪，明显是错的；宣判无罪，“人押了这么久了，要是无罪，不是说明前面都错了吗？”
丁海洋说，以前有些领导干部干预案件就写一个条子作批示，这些“条子”甚至还会装入法院的副卷里。后来，有的“条子”变成了电话“打招呼”。再后来，有些领导也不打电话了，找到司法机关，只说“要依法公正处理”，“听起来无凭无据，但其中意味非常明显”。
“期待在这次四中全会的精神出来后，这种事情将彻底消失。”丁海洋说。
《决定》中，有些字面上非常小的变化，却意味着巨大的不同。 比如《决定》提出，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
在丁海洋看来，两个字的改变，在现实中非常重要。现在很多当事人都遇到立案难的问题，有时涉及医疗费、抚养权，当事人非常着急，却只能久久徘徊在法院窗口前，“窗口负责审查，说这件事不能立案，那就得拖一拖。如果能改成登记制度，人们实现权利的通道将更加顺畅”。
我们将向何处去
上升通道，是每个年轻人都关心的问题。
李学辉曾经与全国人大代表朱良玉一起探讨年轻律师的上升通道问题，“选拔优秀律师进入法官、检察官队伍，对律师行业有促进作用，可使有更高理想的律师实现抱负”。今年全国两会上，朱良玉提交了《关于推进优秀律师进入法官队伍的建议和思考》，建议让优秀律师进入法官队伍，并成为一种常态机制。
《决定》的多处表述，改变了许多行业人才对未来发展的思考。
李学辉备感鼓舞。他曾去参加一沿海省份某地法院的招聘，却被对方以“牵强的理由”拒绝了，而今，他的法官梦想再一次被激活了。“在其他很多国家，律师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相信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稳健落实，法官、检察官、律师源于对职业的热爱互换角色，将成为常态。”
与此同时，在北京天安门边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十余名年轻的法律、媒体人正在紧锣密鼓地推动一个创业项目。他们的产品是一款名为“无讼阅读”的手机APP。这些年轻人瞄准了超过25万人的中国律师群体和1000亿元左右的法律服务市场份额，打算推出一款定位为“法律人阅读社区”的新媒体产品，“如此规模的一个行业，亟须引入一个专业的、有公信力的媒体产品”。
这就是法治中国的生态中衍生不息的机会。创业项目的负责人徐晶表示，“无讼”一词源自孔子，“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用这个古老词语命名新媒体产品，正是这群年轻人试图通过互联网延续传统法治理想的愿景——连接、交流、分享，推动法律人职业共同体的建成。
而对丁海洋来说，眼下更期待的是法治细节如何更好地落实。
在刚刚结束的一次小范围同学聚会上，他和一些当法官、警察的老同学聊到深夜，话题全都是四中全会的种种提法。这些，将改变这群青年的人生走向。
“我同学夫妻两人都在基层法院工作，待遇实在是太差了，一直买不起房。”丁海洋说，而当国家越来越重视审判力量时，新的问题又摆在眼前：基层法官一上午可能要审理三五起案子，稍有不慎还会引得当事人来上访，压力很大，有些老法官不愿意干了，就到行政岗位。随着形势的变化，一些多年不从事审判工作的人员，又开始抢着回来办案。
“这种变化怎么办？那些年轻的、刚刚走上审判岗位没几年的中坚力量，会不会因法官指数限制被挤出审判岗位？”丁海洋说，他最关注和期待的是，四中全会提出的愿景，将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