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国人法治观念淡薄 官的问题大于民的问题
(法治中国·全民守法)让法治精神融入每个公民的血液——从全民守法看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国家现代化，关键是人的现代化。当新华社记者近期以“全民守法”的视角在全国各地展开采访时，深感势不可挡然而错综复杂的“潮涌”：在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转型同时，国民也在迈向现代公民的转型。
培养公民信任法律、尊重法律的思想意识，确立法律至上的现代法治观念，让法治成为全体中国人的最大公约数，形成一个“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氛围，这是中国迈向民族复兴、实现伟大梦想的价值指引！
“法治观念淡薄，官的问题大于民的问题”
今年4月14日，记者在上海普陀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办公室现场目睹了这么一幕：医院代表捂着眼睛痛苦地倒在地上，患者一方的打人者与其他家属还在大声叫骂。办公室负责人说：“我们的初衷是给医患双方创造一个‘老娘舅’式的第三方调解环境，这些年来消除了很多矛盾，受到医患双方欢迎，但是，也总有个别人认为用拳头维权比用法律维权管用。”
有遵纪守法，也有胡作非为；有法治文化，也有戾气弥漫。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法治意识觉醒，法治理念有较大提高，依法维权愿望迫切，但是对法治的全民敬畏尚未形成。
要让法治成为国人共识、建立起全民法治信仰，还有很长的路。这是历史与现实问题的交织、碰撞的结果，譬如一些地方司法公信力匮乏；又如“权、钱、名”带头违法，对法治精神构成极大破坏；又如传统“人情社会”对“法治社会”的挤压，很多人信仰人际关系而非法律，一位接受采访的政府官员举例说，两辆车碰了，不少人第一时间不是找法律，而是找朋友，“且不要说群众，我们自己也是这样。”
法大还是权大？这本来不成为问题，但在个别地方，却是干扰法治实施的大问题。多位采访对象表示：当前一些地方一些领导干部的官本位思想、封建残余思想仍很强烈，把“官”与“管”画上了等号，出现了权大于法、以权压法甚至“我就是法”的问题，对于全民法治观念的形成，冲击很大。黑龙江一位干部坦言，法治观念淡薄，既有官的问题，也有民的问题，“两相比较，官是主要方面。”
近年来，北京市平谷区积极推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一把手”上法庭当被告，成了最有效的“现身说法”，普法效果出奇的好。
曾任北京平谷区长、现任区委书记的张吉福曾代表政府两次坐上被告席，一次赢一次输。他说：“政府解决问题时容易拍脑袋作决策，如果都能引向法律轨道，就会大大杜绝层出不穷的问题。跟法律比起来，我的脸面微乎其微，没有什么丢人现眼的。”目前在平谷，和政府打官司看到“一把手”出庭的应诉率，已达到85%。只要行政负责人出庭的案子，极少有出现上访的。
培育全社会的法治精神、法治信仰，需要从抓“大”(领导干部)处破题，从抓“小”(娃娃)处着力，努力形成全社会衡量是非错对的共同标准，达成广泛共识。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全民守法的前提，应该是公权力或官员守法、领导干部守法。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官员的言行对我国社会心理的影响至关重要。官员率先垂范，才能带动全社会守法、遵法、用法。张吉福带头上法庭当被告，其他干部纷纷仿效。他说：“权力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上了一次法庭以后绝对不敢滥用权力。”
抓“大”的同时，也要抓“小”。培育法治信仰，要从娃娃抓起，改变在小学教大道理、到大学教遵守规则的教育错位现状。这是众多采访对象的共识。
强化制度设计 筑牢法治社会之基
2013年8月，济南中院微博直播薄熙来案庭审，并召开数量创历史纪录的9次新闻发布会，极大地满足了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上海大学社会学家顾骏评价说：这是值得大书一笔的司法进步，彰显了法律的公平与公正，强化了公众法治信心，希望这一制度设计能够持续。
记者采访时深切感受到，全民守法是依法治国的基础，也是立法、执法、司法三者的末端，前三者的“营养”或者“毒素”，都在全民守法这个层面上堆积与滋生，盛开“鲜花”或者“恶之花”。只有通过制度设计，建立顺畅的纠错机制，才能筑牢法治社会之基。
公正宣判，以案说法，是培养全民守法意识的有效制度设计。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甘元春认为，让群众获得公平正义感并不难，例如把不涉及保密与隐私的庭审，全部进行网络直播或全程视频录播，既能满足群众知情权，又能有效减少冤假错案，尤其对一些涉及“权、钱、名”的案例，更要放大其效应。
“老百姓信服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看你的口号，具体就看你的判决。这一点上，要让人民看到具体的正义！”著名法学家江平如是说。
全民守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顶层设计与社会创新并重、立法执法司法改良与法治信仰培育同步，虽任重道远，但只要努力不懈，多管齐下，必将使越来越多的国民真正形成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让法治精神融入每个公民的血液！(记者肖春飞、谭剑、李伟、康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