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级法院院庭长去官味有更多时间办案
“能开庭、开好庭、带好头、主持公道的院长才是好院长，才是老百姓服气的院长。”去年11月18日，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冯迎春开庭审理一起挪用资金案，网友“法制前言”在延安中院官方微博写下这段留言。
多年前，在法院，当上庭长几乎就意味着与审判台分道扬镳，更别提院长、副院长亲自办案了。“领导不办案指挥办案”的习惯思维以及繁重的行政性事务，让晋升到庭长以上的法官很少再拿起法槌。
然而，随着司法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情况正在改变。2015年，越来越多的院庭长重新穿上法袍，像一名普通法官一样，伏案阅卷，开庭问案，居间裁判。
院庭长常在一线办案
2015年12月23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代院长王成全开庭审理蔡某涉嫌危害公共安全一案；12月28日，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陈明开庭审理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12月29日，诏安县人民法院院长姚毅奇开庭审理沈某涉嫌诬告陷害一案……
去年年末，福建法院举行“院长开庭周”活动，全省27名中基层法院院长担任审判长开庭审案并网络直播，引来155万余人次围观，5万多网友点赞。
院长开庭周，绝不是福建法院的“突发奇想”，而是坚持将院庭长推向审判一线的集中体现。2015年，福建全省法院院庭长主审、担任审判长或参加合议的案件达35万余件，占全省审执结案件数的55.29%。
院庭长办案，不是福建法院的专利。近年来，不少地方都有相关探索实践。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下发《关于全省法院院长、庭长办案的意见》，当年江苏高院院长许前飞开庭审理泰州天价环保公益诉讼案，引起广泛关注。
2015年，江苏各级法院加大院庭长办案工作推进力度，院庭长担任审判长或作为承办人，共审理案件62.7万余件，人均审案158.63件，同比增长32.16%。
实际上，院庭长办案并非什么新鲜事。早在1998年，《人民法院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就对院庭长审案提出要求。但由于没有硬性规定和配套措施，院庭长审不审案全凭自觉，一年到头不进法庭审案的院庭长大有人在。
去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进入法官员额的院庭长应当办理案件，并就办案数量提出原则要求。这意味着，院庭长想入额，保留法官身份，带头办案成为必要条件。
在此基础上，各地法院纷纷出台文件，明确院庭长年办案数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具有法官资格的院庭长办案数量纳入年底考核，分别规定副院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庭长年办案数，不少于上一年度全院法官人均办案数的30%、50%和70%。
院庭长办案，逐渐成为法院工作新常态。
解人案矛盾提升质效
院庭长一般都是办案业务能手提拔上来的，属于优质司法资源，让他们回归办案一线，正是好钢用在刀刃上。
《法制日报》记者梳理发现，各地出台有关院庭长办案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要求院庭长参与办理的，大多是疑难、复杂、重大、新型案件。
去年6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庭长罗东川担任审判长，公开开庭合并审理美国向艺实业有限公司等3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福建全通资源再生工业园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两案。案件当事人包括美国、我国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内地企业，涉及复杂股权转让法律关系。
随着落马高官案件陆续进入司法程序，2015年，法院系统迎来“老虎”审判季，每一起案件都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在考验法院司法水平的重要时刻，通常都是院庭长担当大任，如周永康案的审判长为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丁学君，蒋洁敏案的审判长为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樊启城。
专业、严谨、规范、把控庭审能力强，是这些院庭长开庭审案时给人留下的一致印象，院庭长办案效果不负众望。
从江苏、福建、河南等地的实践效果看，院庭长办案有效提升了法院办案质效——院庭长通常有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办案质量可以得到有效保障；院庭长率先垂范，一线办案，激发了广大法官努力办案的热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案矛盾。
此外，院庭长办案，增进了院庭长与普通法官之间的相互理解，院庭长了解一线法官的辛苦，一线法官也体会到“院长忙里忙外还要办案”的不易。通过言传身教，院庭长也将办案经验、技巧，传授给一起办案的年轻法官。
记者注意到，院庭长办案是深化司法改革的产物，实践中，也成为改革的助推器。院庭长所办案件，通常司法公开力度会较大。很多法院通过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媒体，全方位视频或图文直播庭审。
去年5月28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开庭审理李三元故意杀人上诉案时，被告人穿着白衬衫，在法警引导下走进法庭。不用穿囚服，戴手铐、脚镣，而且法院还改革四方格法庭布局，被告人席位于辩护人席左下方，如此种种，彰显了人权保障和现代司法文明的进步。
行政减负保办案时间
开庭审理李三元故意杀人上诉案，是张立勇上任二级大法官7年后第一次审案。张立勇坦言，自己曾经若干次计划审理案件，但因事务性工作一推再推。
行政性事务本来就多，又要办疑难复杂案件，哪儿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因此，给院庭长在行政事务方面“减负”成为必然。
据了解，以前，法院办案实行审批制，法官承办案件后，需要经庭长审核后上报，裁判文书由副院长、院长乃至审委会签发。院庭长虽不办案或很少办案，但为签发裁判文书，仍需耗费不少时间听取汇报、讨论案件。
为改变这一局面，近两年，各地普遍推行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赋予承办法官签发权，院庭长不再需要为非自己参与办理的案件签发裁判文书。
广东、上海、海南等地法院通过权力清单的方式去行政化。珠海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实施的《关于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完善审判责任制改革的实施方案》，将院庭长审批权限从70项削减为12项，其中庭长的案件审批权从24项减少为1项，院领导从原来的46项减少为11项，精减率达83%。除去“官味”的院庭长将有更多时间办案。
要求院长和普通法官办一样多的案件，肯定不现实。目前，有的地方确定院庭长每年办案的具体数量，有的地方则以普通法官平均办案数为基准，确定一定比例。
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对院庭长办公时间与资源分配情况进行了精心调研和测算，量化成一组组数据，以此确定2015年院庭长年办案数量：院长18件，业务庭庭长办案数量达到普通法官的40%，法庭庭长办案数量达到普通法官的20%，业务庭及法庭副庭长办案数量达到普通法官的90%。
为使院庭长回归精英法官身份，确保办案数量、质量，各地法院组建合议庭时，通常给院庭长配备优秀的法官助理和书记员。
权威专家指出，院庭长一线办案，是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应有之义。(本报记者 周斌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