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泗洪自杀7访民曾遭截访被关后割腕未遂
16日，北京协和医院，4名服毒者被送入抢救室，门口保安正在值班。澎湃新闻 权义 图
7月16日，江苏泗洪县7名上访人员在北京中国青年报社门口，集体服农药自杀，经抢救身体无大碍后，他们等来的却是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悉，这7人中有4男3女，他们分别来自于7个不同的家庭，年龄都是四五十岁上下。
他们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在亲人们的眼中，他们或者老实憨厚，或者快人快语，或者不善言辞，或者古道热肠。如果不是因为2013年开始的那场激进的拆迁运动，他们虽然有人生活在同一个小区，但彼此的命运也许并不会如此密集。
他们的名字是：张成梅（女）、许利华（女）、王娟（女）、王跃、蔡福喜、陈新国、许浩。
平静告别
“我出去了”。王建没想到，老伴许利华的这么一句普通的话，铺垫的是性命大事。
7月12日，王建兵的老伴张成梅，也是平静地留了一句话，“我去上访了。”王建兵记得，那天早上天气晴朗，老伴背着蛇皮袋，里面装着换洗衣裳。王建兵对老伴说，“告也没用的，上面黑得要命。”老伴回他，“我这口气不顺，我告死也要告。”老伴没有说去哪儿。
而许兵，住得离父亲许浩有点远，连自己父亲是什么时候去北京上访的，都不知道。
陈荣强同样不知道弟弟陈新国是什么时候走的，“我估计他连老婆、女儿都没告诉，就走了”。
他们没有料到，仅仅4天后，在距离泗洪800多公里之外的北京，他们的亲人会以这么一种决绝而悲壮的方式向他们告别。
7月16日下午，当得知亲人喝下农药自杀，他们都说，要是早知道会这样，死也不会让走的。他们无奈地说，亲人“太要强了”、“心疼”、“难受”。
源于拆迁
拆迁、“黑监狱”，从他们口中频频冒出。他们觉得，这两样东西，甚至改变了亲人的性格。
王建兵今年54岁，老伴张成梅50岁，家里有个上大三的儿子和一个上高中的女儿。他没敢和儿子和女儿说妈妈在北京喝农药的事情。
王建兵对澎湃新闻说，在青阳镇旗杆小区，自家本来有两层楼房，总共将近260平米，去年12月，房子在被逼签“空白协议”后，轰然拆毁。“总共补偿了60万元左右，还包括其他费用，每平米才补偿2000元左右，但同地段的商品房要每平方米4700元左右了”。
陈荣强和弟弟一块长大，感情深厚，结婚后也未分家，一起陪侍80多岁的老母亲，“不敢告诉妈妈这事儿”。他对澎湃新闻说，家里有3层楼房，总共400多平方米，补偿了80万元，每平方米2000元左右。
许兵也对澎湃记者说，父亲许浩开的面食加工厂，类似于家庭作坊，有几十年了，占地250多平方米，也才补偿50万元，“如果扣掉机器、冷库等的损耗，单单房子也就补偿30多万元。”
许利华家里有3个儿子，都是20多岁。王建说，自从家里被拆了210平方米的房子，老伴许利华就很愁儿子的房子问题。“每平方米补偿1800多元，根本买不起房子”。
多名上访人亲属对澎湃新闻说，当地的拆迁补偿不透明、不公正，简单粗暴，没有做到先补偿后拆迁，没有做到先安置后搬迁。
王建兵的同村人江彦君说，旗杆小区、旗杆庄、文明小区，在同一片大地区，涉及近600户人家，很多签的是“空白协议”，都是“没谈好价钱就签了”。
出于对拆迁补偿的不满，他们走上了上访之路。多名上访人亲属告诉澎湃新闻，家人被关进过“黑监狱”，受到虐待。
王建兵告诉澎湃新闻，2013年9月3日，曾有100多名被拆迁人去泗洪县信访局上访，未得到满意回复。于是，老伴许利华和其他人开始去南京、北京信访。
2013年11月底，许利华从北京信访回来后，晚上8点左右，桥北派出所来人，带走他们夫妻俩。他在派出所呆了一个小时就被放出来。不过，他回家后，老伴还没有回家。此后，一度没有任何消息。他多次去镇政府后，拆迁办人员告诉他，只要你老婆在拆迁补偿协议上签字，就放出来。
8天后，老伴许利华出来了，瘦了10斤，体重一下子从130斤降到了120斤。老伴告诉他，被关在当地一家宾馆，每天经常被“不吃不喝，不许动，不许睡觉”，被工作人员抽烟喷雾，还要鼻子贴着墙壁站立。“站了3天后，她终于受不了了，在厕所打破坐便器的瓷片，割腕自杀”。王建兵说，工作人员发现并制止后，仍旧把她关在宾馆。最终，老伴还是签字了。
泗洪访民被截访并关在“宾馆”的细节也出现在新华社今日（7月28日）的报道中：2013年9月23日，11名涉事项目拆迁户在江苏省信访局正常上访时，被泗洪县驻省局接访中心值班人员在接访中心外拦下，并被青阳镇连夜派员带至泗洪县某宾馆挨个谈话，直到签订协议后方准离开，有人滞留时间超过24小时。
以死抗争 王建兵说，老伴许利华性格比较急躁、要强。“打个比方，要她组装一条凳子，如果有个螺丝钉没拧好，她就要一直弄，直到看顺眼为止”。自从“黑监狱”出来后，她就变得更烦躁，情绪有点偏激，“头脑不好”，“她成天讲，死也要告下来”。
王建兵说，自己和老伴都是2003年从县麻纺厂下岗，没什么生活来源，自己蹬了好几年的三轮车，老伴就在家里，也没有工作和收入来源，生活压力大，这可能更让老伴偏执起来。
52岁的陈荣祥则告诉澎湃新闻，弟弟陈新国今年50岁，初中就毕业就来工作，当过瓦匠，后来就在家里一层楼房，开了个小卖部，卖酒、酱、醋等。“他是个不爱说话的人，可能一直就气不过，憋在心里，也不太和老婆说，更不会和女儿说，他和我说怕影响女儿的学习”。
陈荣祥说，弟弟陈新国曾经去县法院起诉过，法院不受理。陈荣强曾经劝过弟弟，“钱都补偿给你了，你还要告什么？”
陈荣祥透露，有个外甥在县纪委上班，县里给了他很大压力。外甥的母亲就是陈新国的姐姐，姐姐一直劝他，怕影响自己儿子的工作，双方关系一度“闹得很僵”。
陈新国的爱人钟红霞（音），是县棉织厂的下岗职工，家庭经济压力也比较大。
而许兵对澎湃新闻说，“钱不是最大的问题，爸爸心疼的是几十年的厂子没了”。他曾经劝父亲，“差不多就算了，不要再闹了”。
许兵告诉澎湃新闻，他的父亲许浩曾经被拆迁办工作人员尾随、跟踪，“买菜、吃饭都会被跟踪。2013年底，许浩被关在过“小房子”五六天，每天经常“不给吃不给喝，不让睡觉，大冬天地坐在冰凉的地板上”。
“自从爸爸从‘黑监狱’出来后，就不怎么说话了，也不爱提这个事了，叫我不要参与。”许兵伤感地说，爸爸以前是个很开朗的人。
王建评价老伴许利华“性格和蔼，通情达理”，没想到会做出这种事。
江彦君介绍，陈新国在印象中“确实不善于言辞”。蔡福喜是个卖卤肉的，老实憨厚，“烟瘾很大，烟头不灭”。张成梅也是县麻纺厂的下岗职工，老实忠厚，快言快语。王跃是个卖馒头的小贩，比张成美还要直爽，“有点没心没肺，口无遮拦，脑子想到哪里就做到哪里”。江彦君透露，王跃曾对他说，想死，要以死抗争。(一号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