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麋鹿守护者
洞庭湖内的麋鹿群。（姚毅摄）
宋玉成
“他是我们保护区第一个专门研究麋鹿的动物学博士，所以我们都叫他‘宋博士’。”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总工程师姚毅说。
“宋博士”名叫宋玉成，今年37岁，河北邢台人。他是湖南省引进的首个研究麋鹿的博士，在东洞庭湖和麋鹿相伴了八年。
八年间，他跑遍了东洞庭的每一个角落，他是麋鹿种群的守护者，也是洞庭湖生态环境变化的见证者。
文/图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张丹（除署名外）
“黑”，几乎是所有人见到宋玉成的第一印象。由于常年在户外工作，所以宋玉成暴露在外的皮肤基本上都晒成了黑色，甚至胳膊上都晒得脱了皮。
“你似乎比照片上还要黑一点。”记者开玩笑地说。“那是因为我都帮他PS过了呀，哈哈。”姚毅接过了话茬。
对此，宋玉成毫不在意，他告诉记者，之前保护区管理局的领导见到他时这么说的，“小宋啊，你晚上出门很安全啊。你如果不说话，都不知道旁边还站了人呢”。
“喜欢在外面跑”
“作为一个理科生，要么待在实验室里，要么到野外去科考。我是那种在实验室待不住的人，所以就选择了野外工作。”宋玉成说，他家是河北邢台农村的，尽管从农村出来，但并不意味着生活很苦。“说实话，专门到野外搞研究之前，几乎就没受过多大的苦。”
从黑龙江的佳木斯大学，到新疆农业大学，再到中南林业大学，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宋玉成在上学期间就去过了许多不同的野外环境。
在黑龙江时，除了冬天有些冷之外，野外环境还算不上恶劣。“主要那时经历的也少，直到毕业那一年，才到大街上捕了一年的昆虫。”宋玉成回忆说，那时候白天就捕蝴蝶，晚上就围着路灯捉蛾子，捕着捕着就毕业了。
在毕业读硕士研究生时，他也面临过“到外面”还是“待在实验室”的选择，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到外面”，“因为我喜欢在外面跑”。
他解释说，当时读硕士学了动物学就知道是一个吃苦的专业，到新疆前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当真的到了新疆之后，才发现，他还是太乐观了。
“当时我研究的是吐鲁番特有的一种夜行壁虎，叫吐鲁番沙虎。”宋玉成介绍说，吐鲁番白天的地表温度能够达到70摄氏度，对于他这个刚刚从黑龙江过去的大学生来说，算不上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他说，研究吐鲁番沙虎要长期在吐鲁番蹲守，有一次就待了两个月才回到学校。“头发又长，人又晒得黢黑，同学和老师都说是‘非洲野人回来了’。”
“有疑惑一定去看看”
“吐鲁番的动植物很少，每一种都在生态链系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宋玉成解释说，而他研究吐鲁番沙虎的原因，是沙虎在吐鲁番的生态系统中非常重要。
“在沙漠里，无论看到什么奇怪的物体，或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我都会去看看搞清楚。”宋玉成说，由于此前从来没有见过狐狸，所以当他第一次在沙漠里看到狐狸的时候，并不知道狐狸的眼睛在晚上能够反射出绿色的光。“我就看到绿色光晃来晃去，也是自己胆子比较大，就要走近去看看，到了四五米的距离才知道，原来是狐狸。”
之后，经常围在他附近的狐狸，成为他晚上沙漠里最大的“乐子”。“有时候狐狸的数量很多，灯光一照，它们眼睛反射的光就像是天空中的星星一样。”
此外就是奇怪的声音。有一次，他在沙漠中正在红外线拍摄沙虎，半小时一次，不能移动，就听到身后传来“有人在咳嗽”的声音。“而且声音一次比一次近，最后那‘咳嗽声’似乎就在身边一样，还是挺害怕的。”宋玉成说，他心里有疑惑的时候，就一定会搞清楚。所以，当拍摄完沙虎之后，他就开始找“咳嗽”的“源头” ，最后发现原来是一种沙漠中的刺猬发出的“咳嗽声”。
“晚上的沙漠是另一个世界，有着许多动物出没，自己要时不时给自己找点乐子。”宋玉成说，一个人在沙漠里除了危险就是孤独，也就是在那时，他学会了抽烟，能让自己有点事做。
“你下湖去研究麋鹿吧”
“其实我胆子还是挺大的，能够一个人抓毒蛇。”宋玉成说，这项技能是他在来到湖南读博士时学到的，当时他的导师研究的是爬行动物，主要研究的是莽山烙铁头，因此，和毒蛇打交道的他，也就学了这项“防身”的技能。
他介绍说，莽山烙铁头主要的活动地点就是在莽山自然保护区，已经非常靠近广东，环境也更加复杂。“之前我接触到的环境都是比较单一的，比如在沙漠里，环境基本上变化不大。”宋玉成说，但当来到了湖南这种复杂的环境生态系统中，则需要应对更多的危险。
“有一次用钢杆打洞，有一块有些铁锈的铁皮飞溅进了胳膊的皮肤里，当时回到了长沙才取出来。”宋玉成回忆说，当时取出铁皮的医生比他还紧张，说这种情况非常容易引起破伤风，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险。
宋玉成说，在野外科考，危险是无处不在的。有次他上山做科考，结果脚踩到了刚刚砍完的竹子上，锋利的竹子把脚都刺穿了。“我在无人区等了好几天，终于等到了救援的人到来，最后是保护区的人背着我下山的。”
攻读野生动物保护专业的他原本研究的方向是蛇类，但因为几乎每次上山都会受伤，导师跟他开玩笑说：“小宋，你不适合山里，要不下湖去吧，研究麋鹿去吧！”
结果，导师的话成了现实。他成了湖南省引进的首个研究麋鹿的博士，也在东洞庭湖和麋鹿相伴了八年。
“下湖巡护，一周待上三四天时间太平常了。”宋玉成告诉记者，就在记者前来采访的这一周，五天时间就有三天是在“下湖”中度过的。
以至于当前一天晚上女儿看到他的时候，忍不住问道，“爸爸，爸爸，你去哪里了？”而身旁的老婆也不住地埋怨他，“你还有孩子，你还记得吗？”
宋玉成解释说，下湖的那几天其实他每天都回家了，只不过晚上十一二点回到家，女儿已经睡了，而早上六七点出门时，女儿还没有醒，所以，女儿才会觉得他这几天都不在家。
对于女儿的思念和妻子的埋怨，他无奈地笑笑不说话，来表达自己的歉意。
从2010年，还是学生的宋玉成研究麋鹿开始，他已经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这个中国古老的物种身上。
“位于北京南海子麋鹿苑的世界灭绝动物墓地，众多倒下的墓碑中有一块这样铭刻着：麋鹿，1900年在中国灭绝。”宋玉成介绍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着有关麋鹿的记载，但是随着人口增加、人类捕杀，到了清朝时期，就只剩下了皇家猎场内还圈养着一些麋鹿。
清朝末年，当西方进入到中国看到麋鹿之后，马上认识到这是一个新的物种，并运回了欧洲。而当时中国境内的麋鹿，由于当年的环境和饥民捕杀，最终灭绝。
“所以，麋鹿属于重引入物种，在1985年，麋鹿又重新回到中国。”宋玉成说，在1998年，南方发生洪涝灾害时，在湖北石首的麋鹿逃出来了一些，然后经过没有人为干预的自然野化，最终形成东洞庭湖的麋鹿群。
“麋鹿研究起到指示性作用”
宋玉成介绍说，在麋鹿到洞庭湖之前，湖内没有大型的食草动物，当麋鹿来了之后，增加了湖内生物的丰富度，“这是件很令人高兴的事情”。
同时，除了人类外，麋鹿在洞庭湖几乎没有天敌，因此，麋鹿种群的数量等，可以很直观地反映出洞庭湖生态环境的变化。“麋鹿的研究能够起到指示性的作用。”
由于洞庭湖每年都会涨水，在涨水时，麋鹿的迁徙时主动还是被动，也能够反映出麋鹿以及洞庭湖的生态变迁。
宋玉成告诉记者，目前，东洞庭湖的麋鹿是全国野化程度最高的，同时也是最年轻的麋鹿群。而这群麋鹿的发展潜力也是最大的，由于洞庭湖面积广阔，麋鹿进一步发展也有着很大空间。
“通过麋鹿群的数量，也体现出洞庭湖近年来生态环境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他介绍说，发现麋鹿群从最初的只有十几头，到去年底统计的164头，种群数量已经有了很大的上升。而麋鹿对于人警惕性很高，也体现了麋鹿野化程度已经很高。
与麋鹿打了八年的交道，同时也“下湖”了八年，洞庭湖的变化也让宋玉成颇有感触。他说，在湿地保护、动物保护等方面，社会的关注度更高了，许多渔民改变了曾经“靠湖吃湖”的思想，主动去保护赖以生存的洞庭湖。此外，环保政策也越来越系统化，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在逐年增加。而且，湖水变得更加清澈，水源由过去的五类水，变成了现在的三类水。
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
随着洞庭湖畔渔民环保意识的提高，许多渔民如今成为环保的志愿者，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起，保护洞庭湖。
“现在有2000多名志愿者，他们还成立了多个民间的环保组织，和我们一起来保护洞庭湖。”他说，正是由于这些社会力量的进入，才让洞庭湖的保护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说，尽管如此，对于洞庭湖保护的力量还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除了要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外，也需要提高保护的力度。“生态环境问题是历史造成的，需要时间去弥补和恢复。”
如今，保护区也在探索未来环保的“路子”：将保护区打造成为集保护、科研、旅游为一体的“国家公园”，达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愿景。
“麋鹿胆子小，见到人就跑，这是它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也说明了野化程度高。”宋玉成说，之前他曾遇到过一个鸟类专家，专家讲述了鸟类在当地从一开始很怕人，到后来亲近人的一个过程。“这个时间一共用了十年。”他说，动物都是很单纯的，而人则很复杂，需要改变的是人的思想和意识，动物自然而然地就亲近人了。
“这些都需要时间一点点去改变。”宋玉成说。
“不希望女儿做这个职业”
“在女儿还只有1岁的时候，我就给她介绍各类的动物。”宋玉成笑着说，当时，他一大早就带着女儿来到洞庭湖畔，那时的鸟多，让女儿可以看到许多种类的鸟。
到了两岁多的时候，女儿就开始会总拉着宋玉成，指着书上的动物图像说，“爸爸，你给我讲这个”。
此外，宋玉成在保护区也有一个“女儿”，名叫“点点”，它是保护区唯一一只人工抚养长大的麋鹿。而宋玉成也成为“点点”的“父亲”。“‘点点’长大后，有时还是会和它小时候一样，往我身上趴，把它的蹄子放在我肩膀上。”宋玉成苦笑着说，可是它已经长大了，力气也大了，一下子就把他扑倒了。“不过我不怪它，它还是那个曾经的‘点点’，它是想和我玩罢了。”
这么多年接触野生动物，也让宋玉成更加喜欢它们。“它们简单得多，真诚得多，没有人那么复杂。”宋玉成说，从个人的爱好来讲，他希望女儿也能够像他一样喜欢野生动物，但是，从父亲的角度来讲，他则希望女儿不要从事他这个职业。“实在是太辛苦了，我舍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