穗流浪汉患癌躺公园等死 曾拿出2万元积蓄当街撒钱
老人睡在凉亭里的一条石凳上，似乎铁了心，知道自己命不久矣，要在凉亭里“等死”。
老人走不动了，拉屎撒尿都在一条裤子上。便溺的味道让人难以忍受，常人都干不了擦屁股这事。三轮车夫老三干脆把老人的内裤扔了，“自己旧裤子多，每次拉屎撒尿，就给老人换上。”
总有一个念头在老三脑海里闪过：在黎永彬的身体变成一把灰之前，会不会有人来认领他？
街坊在凉亭照顾老人的时候，老人也曾从裤兜里拿出钱来，执意要给每个照顾过他的人500元。老人说：“人都要死了，要钱有什么用呢？”
老人黎永彬当场撒钱，有不少路人上来捡。哄闹的人群中，也有人把钱留给了老人。老三帮他把剩下的钱收拾了一下，一叠红票子不太齐整地堆在一起，清点一下，2万多元还剩了9600元。
流浪汉黎永彬没能熬过夏天，于7月14日凌晨死于医院。
他的遗体很快从医院送到了银河园。那里，他有了新“家”——— 一具寒冷的冰柜。
黎永彬的生命只有60岁，流浪生涯却超过了40年。居无定所和对烟酒的嗜好让他没能达到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他患了肝癌，生命的最后时光，他选择在一个凉亭的石凳上“等死”。
然后，他遇到了好人。三轮车夫“老三”照顾他，给他喂粥、换洗裤子、擦背。
黎永彬拿出自己毕生的积蓄酬谢他，却遭到拒绝。他一时意气，开始在路上撒钱，被路人捡去大半。
志愿者报了警，叫来救护车。黎永彬在医院住了才两天便死去。死后，他面临一个流浪汉通常会面临的尴尬———没有家属过来认领。在此之前，遗体只能日复一日在殡仪馆冰着，直到无人问津，才能火化，成为一盒骨灰。
所幸，黎永彬不用考虑这些问题了。
目 前，广州市共有救助管理站6个，过去一年(自2014年6月至2015年5月)，全市共救助流浪乞讨人员40429人次，其中危重病人562人次。然而， 因为流浪人员不愿去救助站，许多流浪汉一直游离在救助体系外。他们面临着各种健康威胁，往往患上各种慢性病或癌症，却支付不起医药费。
公园凉亭“等死”
卢喜刚打理着“尚丙辉关爱外来人员工作室”。
这间工作室位于天河区燕岭路585号，2014年12月22日，在天河区文明办的主导下，工作室依托天河好人志愿服务队正式挂牌。工作室有一台电话，专门接受外来人员的求助。
7月11日上午10点，卢喜刚接到一名“废品佬”的电话，“废品佬”说，天河区上元岗有个老人睡在凉亭里很多天了，看起来情况不好。
卢喜刚来到凉亭。这个凉亭位于上元岗幸福社区的康乐公园，亭内四周是石凳，正好为夏夜无处安睡的流浪汉提供栖身之所。
“废品佬”所说的老人睡在凉亭的一条石凳上。他“打赤膊”，瘦得能看见两排肋骨，肚子发胀。他全身上下唯一的体面之处是一条黑西裤，那是附近街坊给他换上的。
卢喜刚凑近老人聊了一会。“他身子起不来，都是睡着跟我说话”。
老人用一字一顿的客家口音，虚弱地告诉他，自己名叫黎永彬，61岁(虚岁)，是梅州松源镇人，没有嫡亲，亲人全是“堂兄弟”。
卢喜刚见老人瘦骨嶙峋，想把老人送去医院。
老人抖动着花白的胡须说：“我去过武警医院，医生说是肿瘤，至少要十万手术费。”他付不起巨额的医疗费，于是，回到了经常流浪的元岗村，似乎铁了心，知道自己命不久矣，要在凉亭里“等死”。
卢喜刚和街坊商量一番，认为老人在此并非长久之计，还是打了电话报警。民警叫来了武警医院的救护车，量了脉搏和血压，一名医生说，老人有些营养不良。
记者后来从武警医院一名工作人员处打听到，当时医院并非不想把老人接到医院，“但老人不愿回家，不愿去救助站，更不愿上医院”。
拗不过老人，医生在确认他没有生命危险后，走了。
搬运工“老三”
尚先生是游走于元岗村的三轮车搬运工，熟人都喊他“老三”。黎永彬最后在凉亭的日子，基本就是老三在拾掇。
老人栖居凉亭一个多星期，陆续有人注意到他，有街坊猜测：“老人的病，我看是饿出来的吧。”
其实老人吃喝不愁。
起早，老三会在小贩那里买点瘦肉粥，喂到老人嘴里，顶多七八勺的样子，老人就摇头说不要了。
老三说：“他饭量不多，即便以前身体好的时候，一个盒饭能吃一天”。老三曾经见过老人这样节俭而困窘地生活着。
老人走不动了，拉屎撒尿都在一条裤子上。便溺的味道让人难以忍受，常人都干不了擦屁股这事。老三干脆把老人的内裤扔了。“自己旧裤子多，每次拉屎撒尿，就给老人换上。”
老三有时兴起，会去超市买瓶3块钱的水和一条毛巾，给老人擦背。老三有点惊讶，老人在外饱受风霜，背部却很平整，不见流浪汉常常会长的牛皮癣和褥疮。
还有，就是给老人抽烟。
其实早在十年前，老三就和老人相识了。那时，老人在做建筑工，唯一的嗜好是抽烟喝酒，做工喜欢“干一年歇一年”。老三当时是个卖水果的小贩，穷得连烟都抽不起，常在公园晃悠，两人于是就认识了。
当年，老人将纸包上烟丝，卷起来，蘸点口水封住，就是一根烟。他还不太舍得抽，却在攀谈中将烟给了老三，老三这才尝到了烟的滋味。
现在，烟成了回报恩情的象征。老人抽廉价的椰树，老三给他买好点的红双喜。“他都要做鬼的人了，难道还不给他抽口烟吗？”老人茶饭不思，老三问他想吃什么。老人说想喝酒。老三就去便民超市买了啤酒，老人呼噜一口喝下。
救护车来时，医生看到老人身边有啤酒瓶和烟蒂。“这可能给医生造成不好的印象，一名老人这样抽烟喝酒，不顾惜自己的身体，能怨谁？”凉亭周围，有些人就是这样认为的。
废弃厂房就是“家”
关于老人的来历，有不少传言，其中一个版本是：老人少年时就出来流浪了，无父无母，孤身来穗，也没有娶妻生子，一直流浪。
后来，老人的身体开始变差，过起了到处捡废品为生的日子。这一年，老人废品都捡不动了，也不去找什么营生，“大概也是知道自己要死了”。
老三没见过老人有固定的居处，往往都是“指哪睡哪”。有时候，是天桥下。更经常的住处是在一层久已荒废了的瓦房底下。“一个旮旯地方，他爬进去睡，睡完后又爬出来。”
老三所说的瓦房是一处废弃的厂房。厂房被围墙围住，没有进出的门。流浪汉们搬来了工地上的砖块层层往上垒，做成阶梯，墙内又搬来一架接近腐朽的木梯，便于翻墙出入。爬过墙，是黎永彬曾经的“家”。
厂房内有两个空置的仓库。黎永彬“分”得一处稍微干净的地方。门口的卷闸门半拉着，后面是一堵灰色的砖墙，墙没有封顶，露出半米的间隙。
据说，老人去年就在这里过冬。天气冷时，被子不够厚，草席旁总有劣质的米酒瓶和两三块钱一包的香烟。
当街撒钱
7月11日，午后。凉亭周围渐渐多了打牌的人。嘈杂将康乐广场侵蚀。
“老三，能不能把我带到清静点的地方，这儿太吵了”，黎永彬说。
老三顺着老人的意思把自己的三轮车开来，并把车后座清空。老三的这辆三轮车是自行车改良而来，轴上加了个马达。
他将老人抬上车，一点不费劲地踩着三轮车穿过城中村蜿蜒的小道。路颇有些凹凸不平，三轮车每次都会颠一颠。老三每踩一下踏板，除了马达发出的“嗒嗒”声，似乎能听到老人浊重的呼吸声。
与老人以前的住处只有一墙之隔的地方，黎永彬摆手让老三停下：“这里凉快，就放我下来吧。”
这里也是黎永彬住过的地方之一。最后一段时间，老人的身体一点一点被疾病侵蚀，没有力气爬墙，也曾在这里就地睡下。
老三把老人安顿好。老人突然从裤兜掏出了一叠红票子，对老三说：“你说，你要多少？”老三愕然。老人揣在手里的大概有两万多元，看来那是老人一辈子的积蓄。
此前，在凉亭照顾老人的时候，老人也曾从裤兜拿出钱来，执意要给每个照顾过他的人500元。“我给他换过裤子，知道他裤兜里只有三四千块钱，没2万这么多。”
他猜，老人把钱藏在这个他以前住过的地方。在这里停下来，是为了“取钱”。老三和上次一样拒绝了老人。“你说，你都这样了，我花你这钱，够意思么？”
因为有事，老三就离开了。离开前，老三察觉老人脸有愠色。
一个钟头过后，他回到老地方。人群将黎永彬围了起来。
他探头进去。
一个路过的小学生说，“瞧瞧，那个老爷爷在撒钱呢。”黎永彬的身旁，是零零碎碎的一百元。他喃喃说话，让人听不懂。
老三听派出所的民警说，黎永彬当场撒钱，有不少路人上来捡。
哄闹的人群中，也有人把钱留给了老人。老三把地上的钱收拾了一下，一叠红票子不太齐整地堆在一起，清点一下，剩了9600元。老人也不做声。老三就把钱塞在他的裤兜里。
“我看老人也是糊涂了”，民警对老三说。
老人说：“人都要死了，要这钱有什么用呢？”
病死在医院
7月11日中午，卢喜刚从凉亭回到了“尚丙辉关爱外来人员工作室”。
“我们有热线，街坊都知道”，卢喜刚说，附近一带都知道这个地方是救助外来工的，常常会打电话过来。不一定能帮上忙，但聊胜于无。
工作室的主人尚丙辉并不常在。卢喜刚想起凉亭的那个老人，打了尚丙辉的电话，“医院没有接走，该怎么办呢？”
电话那头，尚丙辉说：“人如果死在医院，情有可原，如果死在街上，那就是这个社会的冷漠。”
他打电话联系了天河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然而，民政局的救助一般需要流浪汉本人自愿接受。工作人员听闻医院没有将人接走，有些气愤：“你再报一次警试试。”
报警之后，在老人撒钱的地方，这副瘦弱的身体被天河区龙洞人民医院的救护车接走。
那是7月11日傍晚，老人离开了自己曾视为家的地方，天色渐暗，一如老人的生命，走到了迟暮。
在医院的两天，黎永彬的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有一张固定的床，有灯光，有热水，还有喊他名字的人。没有身份证的他不再是一个流浪汉，有了自己的身份———病人。
但这一切也是需要付费的。
他留下来的皱巴巴的9600元人民币，有8000元用来垫付医药费，其中3000元用于身体检查。
老三和平时照顾老人的街坊都来看望了黎永彬。张女士也是其中之一。她说，老人躺在床上，还一直找他们要烟抽、要酒喝。他们瞒着护士，了了老人的心愿。卢喜刚也来探望。他向医生打听，医生说老人的腹部有硬物，应该是肝癌的症状。
黎永彬在天河区龙洞人民医院生活了两天。7月14日，尚丙辉接到医院的电话：黎永彬死了。
据天河区龙洞人民医院的护士称，黎永彬送进医院时，身体状况很差，气促。13日早上开始出现血压偏低，7月14日凌晨0时25分，宣布死亡，死于肝癌。
谁来认领？
7月16日，在老人去世后，老三带记者探访了老人曾经的“家”。
废弃的厂房里，老人有一个蛇皮袋，敞开来，里面有裤子和一件旧毛衣，都被翻了出来，草席上的一床薄被非常凌乱。
老三起了疑心，“是不是小偷来过？因为听说他撒钱，就猜测这里也藏了钱？”
在这里，南都记者还发现了老人在武警医院看病的体检单。体检单显示，今年6月28日，他在武警医院做了一次身体检查。其中一张C T报告单上写着：“考虑上腹部占位性病变并瘤内出血，腹膜后多发淋巴结转移”。
一位医学界人士告诉记者，C T结果很可能是恶性肿瘤。体检单上让他进一步检查。很显然，他没有能力遵照医嘱。
体检单上，老人的名字是“赖永彬”。卢喜刚知道了很生气：“他的客家话讲得含混不清，‘黎’往往混淆成‘赖’，医院把他的名字都搞错了”。
因为没有家属，黎永彬的遗体很快被送到了银河园。那里，他的身体被安放在一具寒冷的冰柜里。
卢喜刚接到过广州市政府的热线电话，对方称，按照老人所说的梅州市松源镇，能找到一个叫“黎永彬”的人，名字和年龄和老人都能对得上。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依旧没有家属前来，殡仪馆里至今无人认领尸体。
根据相关规定，无人认领的尸体由民政部门在本部门公众服务网和殡仪馆公告栏进行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仍无人认领的，殡仪馆可以对尸体进行处理。这些无主尸体会被呈批，然后进行火化，之后骨灰会作为无人认领骨灰送到火葬场寄存。
下元岗幸福社区一个便民超市门口，老三抽着烟，还在等电话。
他曾无数次想过这样的情节：派出所来电话，说是黎永彬的家属找上门来，要为老人料理后事。
然而，没有一个电话打进。
现实需要考虑的是：黎永彬的后事到底怎样料理？他们这群街坊没钱，只能说是瞎操心，他们知道政府会管、民政局会管。“要不，黎永彬躺在冰柜里这些天，钱都是谁在付？一天好几千呢。”
总有一个念头在老三脑海里闪过：在黎永彬的身体变成一把灰之前，会不会有人来认领他？
死得沉默？
根 据广州市民政局提供的数据，目前全市共有救助管理站6个，2014年共救助流浪乞讨人员39514人次，2013年救助37611人次，2012年救助 36777人次，三年来一共救助流浪乞讨人员113902人次。过去一年(自2014年6月至2015年5月)，全市共救助流浪乞讨人员40429人次， 其中危重病人562人次。
然而，依旧有很多流浪汉游离在救助体系之外。
救助站的救助原则是“自愿救助、无偿救助”，也就是说，流浪汉接受救助必须是自愿的。
南都记者在以往的采访中了解到，大部分流浪汉排斥救助站，很大部分原因是要守住自己的尊严———“去救助站的都是老弱病残，容易让人看不起”。另外，他们也提到，救助站没有外面的世界那样自由，吃住不方便。
记者从广州市民政局了解到，对于危重病人，救助站一般采取就近送院的办法。受助人员在站内突发急病的，及时送医疗机构治疗。救助站发现受助人员在站内患传染病或者为疑似传染病的，送当地具有传染病收治条件的医疗机构治疗。
然而，当流浪汉送去医院以后呢？
“悦善100”露宿者关怀义工团队的资深社工小强(化名)透露，其实救助站通常扮演的是“让流浪汉回家”的角色。“医院会有张表填，如果是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抚养义务人)可以减免医疗费用，救护站通常只是确认流浪汉的身份。”
小强说，即便医院对“三无”人员有医疗救助，但是对于贫困的癌症病患，则显得鞭长莫及。
小强的社工经验让他了解到，医院也只能“救急不救贫”，首要任务是让存在生命危险的人生命体征恢复稳定，但是不能在没有任何费用的情况下保证长期治疗。
像肝癌这种病，他打了个比方：“如果流浪汉都可以免费接受治疗，那全中国的医院都会挤满了人。这不太现实。”
小强举了个例子，他曾经救助过一个在交通肇事中被撞伤的流浪汉。肇事方赔了16000元，流浪汉没见过这么多钱，想着就这样过去了。但是，送到医院后，他才发现实际的医药费用要两三万元。流浪汉没有身份证，没法和肇事方对簿公堂。
他说，后来是医院啃下了这笔费用，他们称之为“烂账”。
AⅡ04-05版 采写：南都记者 陈杰生 李拉 实习生 张蓓
版面统筹：南都记者 余亚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