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利益减少 英外交“日不落”日趋“打酱油”

5月7日，英国将迎来大选。相较于明年美国大选的未选先热，这次英国大选在世界舞台上几乎没有声响。而在英国国内，尽管有媒体称这是英国自二战以来选情最激烈的大选之一，但候选人激辩的议题却很少涉及外交，原因是英国现在已没有太多海外利益，对国际问题也很少真正积极地表态和参与。

从昔日殖民地广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到今日在世界舞台上没什么存在感地“打打酱油”，尽管英国依然是一个中等规模的世界强国，这番落差不但引起了外界的关注，也在英国国内引起争论和反思。 —— 文字：王希怡

缺席国际议题

英国大选在即，包括教育、医疗、税务等各项民生议题成为各党候选人激辩的焦点，外交议题却并不太受到关注。这很大原因在于：如今英国在世界各地已没有那么多海外利益和关注点，而在削减国防开支方面，各党候选人立场更是罕见地一致。唯一涉及外交的最大争议点在于：英国近年来在世界舞台上日益减小的影响力。

工党领袖米利班德开始在外交政策领域向首相卡梅伦发难。24日，米利班德在一场演讲中谴责卡梅伦在国际事务方面采取内向型态度，导致英国趋于“悲观型的自我孤立”，全球影响力大幅下滑。

米利班德的指责并非子虚乌有击。世界多个地区正经历一系列危机，此间却看不到英国的身影。英国的军队和国防开支在快速缩减、英国缺席法德联合制裁俄罗斯的外交阵线，在伊朗核谈、北非博科圣地和叙利亚内战等中东和非洲问题上反应冷淡、卡梅伦还玩起了“退出欧盟”的风险牌(承诺如果保守党继续执政，将在2017年举行全民公投决定英国是否退出欧盟)，与传统盟友美国的关系也似乎不再那么“铁杆”。

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战斗中，作为继法国之后欧洲第二大军事力量的英国只实施了6%的空袭。在库尔德地区以外的伊拉克有400名澳大利亚人、280名意大利人和300名西班牙人担任军事顾问，而伦敦只派遣了3人。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英国前驻外大使表示，英国现政府更重视“软实力、发展援助和贸易”等议题，外交政策已不再是其关注重点，英国和两大传统核心盟友——欧洲和美国的关系都在削弱。

削减国防开支

除了对国际事务保持距离，英国政府还积极削减国防开支。迫于大幅削减赤字的压力，英国军费开支在过去5年萎缩了25%。按计划，英国国防开支已预定要进一步削减8%。但加上多年的欠账及国防部被要求承担对核武库的维护，削减的实际比例是25%。削减后，英国的国防开支将会是GDP的1.95%，低于北约组织对成员国要求的2%底线。

英国防事务智库英国皇家联合国防研究所估计，要达到削减国防开支的目标，英国海、陆、空军人数到2020年将会从14.5万人降到11.5万。

英国的这一举措是令美国最为担心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今年1月和卡梅伦会面时，就当面表达美国对此的关注，暗示这样会让英国成为美国“不太给力的一个盟友”。

转向本土主义

分析称，相较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和布莱尔对国际事务的积极态度，在多个国际政策问题上坚定地与美国肩并肩，卡梅伦在外交上的表现无疑更偏向于保守和谨慎。但是，卡梅伦这样的选择与英国国内的舆情风向密不可分。在经历了布莱尔工党政府的干预主义以及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后，英国民众已经厌倦了外交政策冒险。

2003年，英国布莱尔政府力挺并派兵参与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此举令英国备受伤害。与此同时，英国陪着美国在阿富汗战争泥沼内浮沉了十年。只会令英国民众对海外行动愈发没有好感。

于是到了两年前，为了回应一度呼声很高的要求军事打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国内外压力，卡梅伦好歹还是寻求议会批准对叙使用武力，结果被议会拒绝，而卡梅伦正好松了一口气。

《华盛顿邮报》近日刊登专栏作家安妮·阿普尔鲍姆的文章称，近年来，英国国内正在急速地向本土主义转向，英国人不再愿意支持增加国防预算等大规模外交举措。阿普尔鲍姆认为，本土主义和反移民主义正逐渐地抢占英国社会的主导地位，这终将导致英国在国际舞台上彻底地销声匿迹。

英国牛津大学专门从事欧洲研究的提莫司·艾什教授也有类似的感觉。“我认为英国正在以一种不同寻常且令人沮丧的方式远离世界舞台。”艾什说：“英国把自己与欧洲大陆孤立开来，在大多数国际热点问题上，也都看不见英国的身影。”

观点碰撞：

积极深化

与亚洲关系

当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在明斯克争取乌克兰东部停火时，卡梅伦却在为了争取5月7日选举的选票而到选区拉票。分析人士认为，通过外交政策领导力来获得选民的认可根本不是卡梅伦的理念。

实际上，在对利比亚的军事介入草草收场后，卡梅伦已将施政重点放在英国经济需求方面，要求外交部和财政部利用英国的影响力去大力发展贸易。在多个场合，卡梅伦多次公开反驳外交部的顾虑，积极与多国发展经贸联系。

此外，英国还积极深化与亚洲大国的关系。今年3月，英国不顾美国的反应，成为第一个宣布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国家。

定位“中等西方强国”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江雨则认为，在对华关系上，卡梅伦政府还是正确展示了灵活实用的外交风格。

“以西方七国集团成员之一、美国特殊盟友、欧洲列强之一的身份，英国首先加入亚投行的做法在美国看来几乎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美国国务院对此回应的口气几乎是公开谴责。而英国的行为具有颠覆性的引导效应，一举引发本来对亚投行持怀疑态度的西方国家的加入热潮，从而使得拒不加入的美国和日本相当难堪。”

王江雨表示，从英国的角度来说，适当和美国拉开距离以增强和亚洲国家的合作，不仅是短期解决国内问题的需要，从长远角度讲也是再造英伦的必然选择。“短期来讲，英国需要解决国内面临的经济问题，必须削减开支、吸引投资和扩大出口，这使得降低国防预算和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成为难以避免的选择。长远来讲，英国既然将自己定义为‘中等西方强国’，最好的局面就是同时和那些大强国保持积极交往，谋求最大的回旋空间。这种选择，为中国强化与英国的关系提供了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