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海外赤子:南侨机工用生命打通抗战输血线

南侨机工合影。 刘道南 供图

南侨机工和他们驾驶的道奇卡车。资料图片

南侨机工纪念章。刘道南 供图

滇缅公路延伸线——一段被称作“24道拐”的崎岖山路，曾是南侨机工最难闯的死亡弯道。刘道南 供图

黄铁魂。庄楚锐 摄

张伟民。南方日报记者 郭智军 摄

        2015年6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广东义山，记者终于见到心中驰念已久的“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殉难纪念碑”。这块由马来西亚雪兰莪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于1947年竖立的碑石，与中国云南省昆明西山森林公园内耸立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相隔千山万水，遥遥相望。

        虽然离繁华的都市不远，但纪念碑所屹立的这片土地却非常肃静。在红色地面和绿色树林的映衬下，白色的碑塔格外醒目。在这里，每年都有来自全球各地的人们祭奠为国抗战牺牲的侨胞先辈。

        南侨机工，抗战史上一个光荣群体的名字。1939年，3193名侨居南洋的年轻汽车驾驶员和技术工人，毅然抛弃优裕的生活，用生命和血汗在滇缅公路上打通了一条“抗战输血线”，运送抗战壮士及45万吨国际援华物资。其中超过1/3的人，因枪林弹雨、悬崖险路或各种疾病，永远地倒在了这条路上。

        70多年沧海桑田，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如今均年事已高。据记者最新统计，目前全球健在的南侨机工仅存12人。我们怀着崇敬之心寻访幸存者，梳理历史中的这段烽火岁月。

        几乎每天都有人在滇缅公路遇难

        “中国有千百条公路，数不清的桥梁，然而没有哪一条像滇缅公路，也没有一座像惠通桥那样可以载入史册。”这是中国著名作家萧乾的评价。他没有说出来的是，历史之所以记得惠通桥，是因为那些曾经千万次跨越惠通桥的人——南侨机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1938年10月，广州失守。此后，敌人封锁了上海，河内昆明铁路也被截断。至1939年，日寇全面封锁了中国海上交通，企图将中国困成“孤岛”。而由中国军民紧急抢修出来的滇缅公路，就成为唯一连接外部的运输大动脉。处于战争物质严重“缺血”状态中的中国，急需大批熟练司机和机修工，来运送国际援助的物资。

        1939年2月7日，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南侨总会发出《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通告，号召南洋华人子弟回中国，担负起滇缅公路的抗战运输任务。随后，从南洋各地汇集到新加坡的机工3193人，放弃收入稳定的工作或富足的家庭生活，在同年分9批赶赴云南。

        滇缅公路由云南昆明至缅甸腊戍，全长1146公里，沿途除了随时被敌机轰炸的危险外，还有三道夺命的难关。老机工告诉我们：首先是疟疾关，倘若染上则一病就是一年半载，行车途中病发那是痛苦难忍；其次是险路关，沿途山高坡陡，悬崖峭壁，驾车稍有不慎就会翻车甚至坠崖；再就是雨季关，终日暴雨令山路险上加险，在这种条件下行车，几乎每天都有人遇难。

        但机工们为了维护这条抗日救国运输线，无人临阵退缩，其中上千位华侨机工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昆明到重庆有一段滇缅公路延伸线——在贵州晴隆一段被称作“24道拐”的崎岖山路，呈“S”型的急剧拐弯一个连一个，那曾是机工们最难闯的一关。

        机工罗开瑚曾告诉记者，当时的公路状况很差，140公里要跑3天，还有人连车带人翻到山沟牺牲了。据记载，1939年4月—7月，机工们就发生车祸24起。

        1941年，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南侨机工杨维铨刚好经过，见状立即停车救助。他十分意外地发现，受伤司机竟然是个女扮男装的青年女子。

        这个女司机就是机工中唯一的女性——李月美。在长达2年的时间里，一个弱女子在危险又劳苦的一线运输部队里支撑下来，并且不被发觉，堪称是现代花木兰。

        南方日报记者曾在马来西亚砂捞越采访1919年出生的李亚留。对于这位机工来说，至今印象最深的还是滇缅公路的十曲八弯，他曾亲眼看到队友的车滚下悬崖。那些日子里，他常常独自出发执行任务，不知道走了多久和多远，只是拼命往前赶，直到天黑看不清路才歇息。

        路上的危险如影随形，李亚留有时夜里经过森林时，会有狼群围上来。他于是启动汽车，用车灯和马达声吓跑狼群。1941年元旦那天，李亚留与3名队友正准备吃饭，突然传来日本战机轰炸的声音，紧接着“轰隆”一声，炸弹就在他们身边爆炸。

        滇缅公路上的咽喉工程功果桥和惠通桥，曾多次遭遇日军轰炸，但南侨机工用聪明与勇敢去克服困难，确保抗战物资运输道路保持畅通。机工王亚六就有这样亲身的经历。他第一个开车通过机工们用空汽油桶搭起的浮桥，当时他心里对这桥能否承受得住满载物资的汽车完全没有把握，“那真是用命来博啊。”他回忆说。

        新加坡二战历史研究会理事邹璐在赴云南一带采访时发现，牺牲的机工坟墓都是朝着南洋方向，永远遥望亲人。

        舍弃优裕生活毅然回国抗战

        在滇缅公路上，南侨机工们将所有的热情投入到艰难的工作中，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卓越贡献。

        1939年至1942年，他们与中国国内培养的机工一起，运送了10万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在物质运送方面，他们更是主力。据《中华民国统计提纲》记载：滇缅公路在这3年中，共运输物资45.2万吨，而当时所有的国际援助约50多万吨，这意味着九成以上物资都由南侨机工运到中国。

        在到达中国参加抗战之前，因为身怀开车或机修技术，南侨机工在侨居国的生活和工作大多较为优越，收入颇丰。如被编入第二批启程回国的“新加坡机器工程回国服务团”的王文松，在新加坡是卓有声望的高级工程师。机工张文祥原来在南洋月薪相当于1040元国币，回中国后拿的是140元补贴。而绝大多数机工的每月补贴只有36元国币。

        记者查阅资料和采访机工本人之中，所见的都是感人肺腑的故事。

        潮州籍南侨机工张智源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夫人杨应吟是广东潮州一个显赫世家的独女，正直、能干的张智源被家族视为未来掌管事业的继承人。1939年，张智源在新加坡接掌杨家在南洋的庞大产业。

        然而，他被南侨机工的招募宣传深深吸引，并为之热血沸腾，义无反顾地抛下杨家百万家财，参加了南侨机工。张智源在潮州的父亲闻讯又担心又生气，不久后病危。大哥托人带信给张智源，希望他去见父亲最后一面。远在昆明的张智源收到信件，但同时又接到要赶往缅甸执行任务的命令。是回乡见一见弥留之际的父亲，还是继续完成任务？张智源选择了后者。不久，老父带着对滇缅公路上儿子的牵挂离世。

        祖籍潮安的马来西亚古晋华人许海星，曾是翩翩少年，会开车、爱拍照，有一份收入不错的技术工作。然而，他在22岁这一年放弃一切，加入了机工队。

        在1941年底的长沙大会战期间，他经历了最危险的几天。当时，他在湖南衡阳火车站等着新一批汽车送到，这一等就是3天。期间，日军飞机多次轰炸，他只好躲到附近墓地里去。他回忆说：“敌机炸弹落得离我非常近，喷得我一头黄土，连嘴里也是。可以说，我是连续几天在鬼门关前面打滚。”

        经历过这一番壮怀激烈后，许海星回到安宁的马来西亚，做起了走村串镇的小货郎，并与一位当地姑娘结婚，还曾出任当地县议会的议员。如今这位已经九旬的老人对当年的烽火岁月仍然十分怀念，对走过的山水、村落和城镇仍然历历在目。他喃喃地说：“当年执行任务走过的每一个地方，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真想再去走一走。”

        “这段历史应该留下来让更多人了解，它不仅是南洋华人的历史，更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应进行史料抢救性搜集和亲历者口述史整理。”接受采访时，研究南侨机工多年的林韶华博士说。

        南方日报记者  林旭娜  林亚茗    黄学佳  曹斯  洪奕宜

        （参与实习生  章娟  刘蓓  庄楚锐  王华玲  申婉婷）

        故事

        98岁南侨机工黄铁魂：

        平均每一公里  牺牲一位机工

        6月11日，南方日报记者来到马来西亚霹雳州一个叫“和丰”的小镇，去见西马最后一位南侨机工——1918年出生的黄铁魂。如今98岁高龄的他，鹤发白眉，出门迎接我们时，腿脚还很利索，目光炯炯有神。马来西亚研究南侨机工的学者刘道南笑着介绍说：“前阵子，他还骑着摩托车去买早餐哩。”

        在老人简陋而又舒适的客厅里，老人的朗朗谈话声，将大家的思绪带回到1939年——那一年，一位名叫黄乐垣的青年瞒着家里，改名黄铁魂，报名参加了南侨机工。

        老人回忆说，他们在马来西亚经过简单操练后，在1939年7月19日于新加坡红灯码头登船出发，然后在越南换乘火车经广西、贵州进入云南昆明，后被分派到广西柳州、桂林、河池以及贵阳等路段，运载军事物资支援抗战前线。

        亲眼看到战友被炸死

        黄铁魂记得，当时头顶上是日军的轰炸，地上是路面狭窄的石头路，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谷。满载军事物资的道奇卡车，吃力地爬上斜坡，其中，很多机工翻车滚下山谷粉身碎骨，连尸体都找不到。特别是贵州晴隆那段“24道拐”，成为事故频发的死亡弯道。

        在执行运载物资的路途中，为了避免日军轰炸，他们经常得开夜车，但又不敢开车灯，只好借着月光前行。此外，机工们缺乏御寒衣服，不少人还被冻死。而因为粮食供应不足，还有许多机工被饿病。加上云南毒蚊子特别多，往往被咬了就会感染疟疾，当时奎宁等药物缺乏，许多机工因此病死在山道上。

        “21岁那年，我曾亲眼目睹了战友被敌机炸死的情景，因为飞机离我很近，我甚至看到了敌机上的飞行员。”当时，死亡对黄铁魂来说，可能仅有一步之遥。如今，黄铁魂的右脚上仍有一大块伤疤，就是当年留下的。

        惠通桥被炸后有机工被日军活埋

        据刘道南介绍，1164公里的滇缅公路，平均每一公里就牺牲一位机工。1942年初，日军攻入云南南部。国民政府为了切断日军攻占陪都重庆之路，下令在5月5日炸断怒江上的战略吊桥——惠通桥。令人心痛的是，有些机工没来得及过江，被留在怒江以南，惨遭日军追杀。其中有陈团圆等3位来自马来西亚的机工，就在芒市郊外被日军残暴活埋。

        惠通桥被炸后，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运载军火的任务就再也无法继续了。黄铁魂和一些队友也无法返回马来西亚，于是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从1943年起，他先是在美军机场工作，之后还被送到印度加尔各答。再后来，黄铁魂去过斯里兰卡，澳大利亚的珀斯、达尔文和悉尼，然后漂泊到美国旧金山，以打杂糊口，苦不堪言。直至1948年，他才终于回到马来西亚，安定下来，娶妻生儿。

        他后来亲笔手书“漂流记”，将这几年的颠沛流离一一写入。另外，在黄铁魂精心保存的一本资料册里，有他当机工的各种票据、服务证明书、结业证书等资料，同时还有一部分工友留下的临别赠言。在他这一辈子中，机工的经历最为珍贵。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黄学佳      实习生  王华玲  申婉婷  庄楚锐

        见证

        南侨机工张伟民：

        偷偷改大年龄  13岁奔赴前线

        5月21日，广州大雨滂沱，在广东省第二师范学院的教工宿舍里，张伟民回忆起76年前那个太阳猛烈的中午，3次落泪。

        76年前，少年张伟民为了加入南侨机工，偷偷改大年龄，离开家人远赴云南。

        “我们从新加坡码头出发时，场面相当热烈。”张伟民记忆犹新，“祖母、母亲和弟妹都专门前来相送，父亲却远远地站在码头钟楼下没有走近。”当时他不知道，这一别竟是与父亲的永别。这一年，张伟民才13岁，是当时年纪最小的南侨机工，被编入总编队第九批。

        母亲做垫子给他增高

        张伟民说，抗战刚爆发时，南洋华侨反响就十分激烈，纷纷捐钱、义演支持。当武汉大学合唱团在马来西亚士乃镇进行抗日演出时，张伟民和其他爱国青年踊跃响应号召。“我们积极分子自动到场维持秩序，喊口号，卖花募捐，随后又在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参加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因为只有13岁，还偷偷报大了一岁”。

        报名后，首先是一个月的培训。张伟民被编入士乃镇第三期南侨机工培训班，和其他青年人一起在“四隆园”里学习驾驶、汽修，培训结束后要进行结业考试，张伟民记得考试的内容有“上坡换挡”“紧急刹车”等。虽然年纪小，但张伟民艺高胆大，开着福特车几个回合下来，考试全部一次通过，引得旁观的人纷纷鼓掌。

        “我年龄小，个头也差别人一大截，为了让我考试合格，母亲专门为我做了一个垫子增高。”张伟民回忆。

        首次出车就看到车祸

        “记得我第一次开车出任务，是跟着一位说潮州话的归侨搭伙，他属于第三批机工。”张伟民和这位广东老乡在10月份的一个清晨，开着道奇大卡车从昆明开往云南下关，下车时下关的风很大，几乎站不住脚。“路上有几十个弯，很危险，每到这些危险的转弯处，老司机就不让我开。”因为路况差，山路难走，经常有机工半路翻车，而水箱没水更是常见的事。

        张伟民记得，他第一次出车就见到了严重车祸，那是因为司机在盘山路上因方向盘打得太早而翻车。而有一次从下关回昆明，天快黑了，张伟民开着卡车，路过一条昏暗的街道，一不小心就撞到一堆原木上了，连旁边蹲着吃晚饭的人的饭碗也被撞飞，所幸大家都只受一点轻伤。

        “滇缅公路运输线，是日军封锁沿海供给线后唯一的一条军需物资运输线，这条路上的任务都是国家大事，机工们都懂。”张伟民说。

        南方日报记者  林旭娜      实习生  章娟  刘蓓

        总策划：莫高义  张东明  王更辉    总指挥：王垂林  郎国华    总执行：林亚茗  梅志清  练学华  刘江涛  徐林

        支持：中国（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    参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