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观察 转型东莞“借智”全国
■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 本报资料图
■东莞中大研究院研制的电动汽车 本报资料图片 郑志波 摄
■2014年4月16日，东莞人才发展研究院揭牌仪式举行 （本报资料图片 杨泽彬 摄）
东莞时间网讯 或许，没有多少地级市的引智之策，可以吸引全国十多家知名学府来此安营扎寨。
东莞做到了。
不是高校聚集地，又是靠“三来一补”起家，敢为天下先的东莞就这样在“引智”的理念上、机制上先行一步，探路广东、先行中国。而这一步，正是源自于城市决策者对于发展时局的深刻研判、市场活力的深邃思索。
传统的要素驱动发展模式，惯性的“傍资金大款”招商依赖、较为陌生的科技体制机制……几年前的东莞，面临着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改革呼声，面临着对创新载体的急切渴望。如果彼时“不招”、“不引”，久而久之，就会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掉入“招不来”、“没得招”的困境。
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交会处，引智，显得重大而紧迫。
“唯有大力引入新型研发机构，通过科技、金融与产业的三融合，才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窠臼的出路，这也是创新型经济战略考量所在。”这是东莞决策者们的宣言。
战略，决定了战术。思路，决定了出路。
2012年3月，由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建华，市委副书记、市长袁宝成发起的全国高校拜访之旅，后来被广泛认为是东莞招才引智一个新的开端，建设大学创新城的城市愿景由此开始绘就。
城市经营理念之变，让人品读出了一个“不一样的东莞”。从“傍资金大款”到“傍科技大款”的理念之变，从乐于“找老板”到乐于“招科技”的习惯改变，从热衷“建厂房物业”到注重“建科技载体”的行动转变，这不仅让东莞孵化出140多家科技企业，更为2万多家企业提供产品研发、设计、检测等服务。
发展图谱因子之变，让人感受到了一个“变化中的东莞”。如果说过去30年的发展，傍“资金大款”是实现快速增长的重要条件的话，今后30年的发展，东莞必须靠傍“科技大款”来实现经济质的飞跃。如今，各研发机构依托高校院所引进和组建了一批优质创新资源，其中引进在东莞建立分室（或分中心）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或工程中心、检测中心）达到19个、省级检验站达11个。
创新理念机制之变，让人体会到了一个“可复制的东莞”。东莞的案例证明了一个道理：一座地级市可以通过自身制度的设计、十足的诚意，填补“大学的缺失”，说明了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方式是可复制的、路径是可推广的。
■广东声音
没有科技创新就没有产业转型升级，做好广东科技工作要扬长避短，在充分发挥广东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的优势，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同时，着力补上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等方面的短板，加大核心技术供给，提升广东科技整体水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胡春华
转型升级的核心战略是创新驱动发展，要推进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部省产学研合作项目和省内高校与科研单位的全面对接，积极推进企业、高校、科研单位的创新联盟建设，推动协同创新，构建市场化的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机制。
——省委副书记、省长朱小丹
■高校声音
我们看到了东莞的合作诚意和求贤若渴的真诚！北京大学一直把东莞视为珠三角地区一个重要支点，十分期待能够与东莞开展深入合作，希望校、地双方通过光电研究院的打造，最终实现校方与地方发展的“双赢”。
——北京大学校长 王恩哥
当前正值东莞转型升级期，清华大学有幸与东莞展开深入合作，将对集聚当地的创新要素、创新资源起到带动作用，希望双方接下来能够开展更强更紧密的合作，打造校地合作的典范。
——清华大学校长 陈吉宁
■东莞声音
东莞以最真诚的态度、最优秀的服务，为大学在莞创新创业提供便利条件，努力构建“政产学研用”紧密融合的体制与机制，支持更多科研成果在莞实现产业化。同时实施科技金融产业“三融合”行动计划，加速创新链、产业链与金融链融合，整合公共创新平台资源，有效服务本地产业。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徐建华
当前，大学已经成为创新体系中的重要源头，其创新能力成为地区经济获取国际国内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我市要向高校求项目、求人才、求合作，引进高校创新力量，促进高校重大科技成果在莞转化，推动高校、实验室来莞设立创新平台和分室，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服务。
——市委副书记、市长 袁宝成
■东莞探索
近年，东莞先后与多所高校院所、检测技术机构共建了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东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研究院、东莞中国科学院云计算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等16个新型研发检测机构，为2万多家企业提供产品研发、设计、检测等服务。
在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方面，东莞主要从加强政策扶持、找准功能定位、理顺建设和运营模式、采取灵活的管理机制、强化孵化功能等方面着力，打造了一大批具有“投入模式新”、“目标定位新”、“组织结构新”、“运行模式新”、“发展机制新”等“五新”特点的新型研发机构。
通过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初步构建了东莞区域创新体系，聚集了一大批科技创新资源。既有力支撑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又引领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并展示和提升了东莞城市形象，同时还促进高校院所的学科建设。
【大事回顾】
2012年3月，徐建华、袁宝成率东莞市党政代表团先后赴北京、上海、合肥、武汉、成都等城市，拜访科技部、教育部等部委，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科院等高校科研机构，与14所高校院所签署50多项合作协议和合作意向。
2012年6月，华南协同创新研究院落户东莞。随后，北大东莞光电研究院、华南设计创新院、东莞暨南大学研究院、清华东莞创新中心、东莞同济大学研究院相继落户东莞。
东莞将在松山湖高新区建设大学创新城，列为全市重点打造的“三大经济增长极”之一。2013年至今，已签约入驻大学创新城的有清华创新中心、华南协同创新研究院、华南设计创新院、暨南大学研究院、同济大学研究院5个研究院，并正在与武汉大学、四川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高校加紧洽谈中，争取尽快进驻。
【名词解释】
新型研发机构指的是一批瞄准国际前沿、集聚国内外顶尖人才和团队、具有国际一流研发条件和水平的创新平台，以支撑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以创富为动力、以企业化运作为模式，集科技创新与产业化于一体，掌握新兴产业和行业发展话语权的领军型创新机构。
【数字见证】
@东莞与多所高校院所、检测技术机构共建16个新型研发检测机构。
@各研发机构依托高校院所引进和组建了一批优质创新资源，其中引进在东莞建立分室（或分中心）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或工程中心、检测中心）达到19个、省级检验站达11个，还参与组建了2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17个市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以及7个行业创新平台、11个行业技术联盟和9个专业镇创新平台。
@东莞获广东省立项引进的22个创新科研团队中，由研发机构引进的约占30%。
@各研发机构迄今已累计为我市家具、毛织、食品、服装、造纸、鞋业等传统产业的20000多家企业提供了产品研发、设计、检测等服务。
@各研发机构引进和孵化出国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云科技有限公司、光谷华科激光技术有限公司、泰斗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国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等140多家科技企业，并建立了松湖华科产业孵化园、广东松山湖中医药健康科技园、“华溪城”创新产业园等产业孵化园。
引智之略
没有大学 何以创新
如果说过去30年的发展，傍“资金大款”是实现快速增长的重要条件的话，今后30年的发展，东莞必须靠傍“科技大款”来实现经济质的飞跃。
一座缺少创新载体支撑的转型之城，升级之路该何去何从？几年前的东莞，这个发展命题显得重大而迫切。
彼时的东莞刚刚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增长趋于走稳，重回“保十”之列，GDP也首次突破4000亿元大关。很多数据，似乎证明了东莞已经走出“泥潭”。
“不能用GDP总量估算发展的程度、层次，也不能用看得见的一些经济数据来衡量东莞经济发展的动力。”这是徐建华、袁宝成共同的判断。
这份清醒的背后，正是看到了一时的增速，并不能代表发展层次、模式发生质变。事实上，靠“三来一补”起家的东莞，一直依仗外向型经济带动，经济一时的回暖并没有改变“制造业产品档次不高”、“自主知识产权缺乏”、“产业发展后劲不足”等根本性问题。
路在何方？
面对土地、劳动力成本、区域优势都不再是东莞特有优势的局面，寻找新优势成为彼时东莞的主攻点，而创新则是新优势的主要看点，大学则是创新的活水源头。
徐建华说，要通过加快实施科技、金融、产业“三融合”行动计划，支持大学更多科研成果在莞实现产业化，提速创新链、产业链与金融链融合，整合公共创新平台资源，有效服务本地产业。
袁宝成说，要向高校求项目、求人才、求合作，引进高校创新力量，促进高校重大科技成果在莞转化，推动高校、实验室来莞设立创新平台和分室，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服务。
战略，决定了战术。
北京大学把首个与地方政府共建的科研机构落户到东莞，正是这一决策的代表之作。背后鲜为人知的是，曾在短短7个月内，徐建华、袁宝成三进北大，求贤若渴溢于言表，前期建设计划投入上亿元，也创下同类合作之最，这个大气魄和胆识不但是东莞前所未有的，在全国城市中也实属少见。
这个案例，说明了东莞经营城市理念之变。要知道，修高速公路，几亿元显然太少，可是，对于引进创新机构而言，却并不是一个小数。正是在新的城市经营理念驱动下，东莞要全力构筑创新平台“洼地”的诚心打动了北京大学，使得北大愿意首次以本部名义，以最强的物理学科与东莞这座地级市“牵手”，并承诺举全校之力推动创新平台的建设。可以说，这笔钱着实花在了刀刃上。
“我们看到了东莞的合作诚意和求贤若渴的真诚！”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如是说。
事实上，用财政科学地引导，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培育东莞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理念已被证明是新兴城市崛起的可行路线，如斯坦福大学之于美国硅谷，麻省理工学院之于128号公路，剑桥大学之于剑桥工业园区。
东莞明确一个新理念：在当今世界经济创新体系中，大学已成为重要的创新源头。
东莞树立一个新方向：不断引入科学机构、进而批量创新，使之成为东莞经济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东莞推动一个转变：推动整座城市从乐于“找老板”向乐于“招科技”，从热衷“建厂房物业”向注重“建科技载体”转变。
正是在这些指挥棒下，东莞与多所高校院所、检测技术机构共建16个新型研发检测机构；各研发机构依托高校院所引进和组建了一批优质创新资源，其中引进在东莞建立分室（或分中心）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或工程中心、检测中心）达到19个；东莞获广东省立项引进的22个创新科研团队中，由研发机构引进的约占30%；各研发机构迄今已累计为我市家具、毛织、食品、服装、造纸、鞋业等传统产业的2万多家企业提供了产品研发、设计、检测等服务。
如果说过去30年的发展，傍“资金大款”是实现快速增长的重要条件的话，今后30年的发展，东莞必须靠傍“科技大款”来实现经济质的飞跃。
融合之变
引进“青苹果” 再种“苹果林”
东莞一个个案例回答了新型研发机构“做了什么”、企业“得到了什么”，产业链条“完善了什么”、城市转型“提升了什么”等问题。
“如果说学校里做的是‘青苹果’，我们研发机构做的就是‘红苹果’。”华中科技大学东莞制造工程研究院（下简称东莞工研院）常务副院长张国军借用了母校副校长邵新宇的“苹果理论”，颇有意趣。
在他们看来，高校一般比较重视基础研究和学术水平，因此其科研成果往往停留在单元技术或者原型样机层面，称之为“青苹果”，好看不好吃。
对企业来讲，技术成果不仅要求具有高性能，还需要有高可靠性、高性价比，需要在“青苹果”基础上进一步成长为好看又好吃的“红苹果”。同时，还需要发展系列化的产品、多元化的产品，形成“苹果树”，一系列的科研成果不断得到转化，就逐步形成一片“苹果林”。
在广交会上广受青睐的高科技智能机器人产品易步车，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的一项科研成果，工研院为这个项目组织了一个20多人的科研团队。2010年，经过近两年的反复攻关，“青苹果”终于成熟了，一位希望从传统模具行业转型的东莞老板，看中了这个“红苹果”，出资500万和工研院一起成立了易步机器人公司，易步车2011年开始量产，至今已形成3亿元以上产值，产品已在全球80多个国家发售，并被国际政要、全球知名艺人、顶级跑车厂商所使用。
一个实验室的小发明就这样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科技产品，让大学里的“青苹果”走下书架，走出实验室，变成货架上的“红苹果”，实现产业化。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用不到5年的时间，已经把几十个“青苹果”培育成深受企业喜欢的“红苹果”，并孵化出20多家科技企业。从“青苹果”到“红苹果”，再到“苹果树”、“苹果林”的过程，正是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生产力的过程。
“青苹果”——“红苹果”——“苹果树”——“苹果林”科技创新模式，是东莞新型科研机构创新模式的生动写照，也得到徐建华的高度认可。
在此基础上，徐建华还将“苹果”理论进一步延伸：“东莞不仅要有工研院这一棵‘苹果树’、一片‘苹果林’，还需要很多棵‘苹果树’，很多片‘苹果林’；不仅要有‘苹果树’的种植者，还要有‘苹果商’，通过电子商务等交易平台，将研发成功卖出去。” 正是在这一理念推动下，东莞一家家研发机构相继建立，成长为一棵棵不断结果的“苹果树”，汇成了硕果累累的“苹果林”，不断为东莞产业发展输入最新鲜的营养与活力。
如果说服务东莞企业、提升东莞产业，是新型研发机构入驻东莞的初衷，依托新型科研平台而建立科技企业孵化器，则是这一理想初衷的另一种延续与升华。
在东莞，近年来涌现出一批如成电精工、易步机器人、泰斗微电子等高科技领域的“明星企业”。这些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由新型研发平台孵化而成。
新型研发平台技术资源丰富，将科技成果产业化，是其在科技企业孵化方面独一无二的优势。东莞工研院与松山湖管委会合作共建了东莞松湖华科产业孵化园，是平台孵化器的典型代表。该孵化器主要为高科技创业项目和小微企业提供基础“创业空间”和孵化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迄今为止，该孵化园已经拥有在孵企业80多家，其中已有两家企业在新三板挂牌，一家企业成为东莞市上市后备企业。其中，易步机器人就是由一项来自学生的科研成果孵化而成。
“新型研发机构的建立，弥补了东莞创新型人才匮乏、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科技服务体系不健全等‘短板’，使区域创新体系初步构建起来。下一步，东莞将在已有16家之外，再引进建设10至15家新型研发机构，使这些机构对传统与新兴产业的双重引领作用更加凸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从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市科技局副局长严济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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