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旗峰雅韵│李炳球：《容庚北平日记》中的东莞会馆
时代在变迁，民国十一年（1922）夏天，容庚离别故乡，来到国人心中的文化之城——北平。他由东莞会馆开始，从求学到育人，从编辑到著书，一步一个脚印，直至1946年南归故乡，二十四年中既有人生的高光时刻，也有无奈之时。
在北平的二十四年中，容庚的生活与东莞会馆息息相关，这从《容庚北平日记》中可见一斑。
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日记》中出现最多的字眼就是“老馆”“新馆”，要了解容先生在北平的生活，必须了解东莞会馆。
1.容庚的几次迁移
民国十一年（1922）夏，容氏兄弟初来北平，住宣武区上斜街东莞会馆新馆。八月容庚考入朝阳大学法律系，容肇祖考入北京大学。正准备入学，容庚经罗振玉介绍，北京大学教授马衡认为容庚对金文的研究有独到之处，有培养深造的前途，特破格录为北京大学国学门院研究生。入学后容庚兄弟经济困难，东莞明伦堂按常规资助每人每年100元（大洋），同时容庚在北京大学半工半读，为北大书记（抄写），每月工资8元（大洋，当时一般学员，每月生活费6元，基本够用，书籍自行解决，后月工资增至30-50元）。当时北京大学宿舍尚不能全部满足学生住宿需要。容庚兄弟与广东同乡在北大附近共同租屋居住，自行解决伙食及一切学习生活事宜，直至容庚兄弟毕业为止（1925年毕业）。容庚先生回忆：“余始交君时，与弟僦居中老胡同，屋小如渔舟，每当严冬粟烈，炽一煤炉，火光熊熊，御袷衣，怡然自乐。”（《生春红室金石述记》）
▲容庚《金文编》手稿 记者 沈汉炎 摄
1927年9月，容庚移居槐树街12号。
1929年8月，容庚移居燕东园24号。
1942年12月，容庚移居东莞会馆新馆。
1946年，南归。
▲青年容庚 记者 沈汉炎 翻拍
2.容庚与东莞会馆
容庚与东莞会馆关系相当密切。初到北平，容庚便下榻东莞会馆新馆。入北大后，虽租住中老胡同，但由于参加“留京东莞学会”（其会址设在新馆），故常与会馆中乡人往来。任教燕京大学后，多数是在星期六前后进城逛琉璃厂，再宿老馆（主要是张子幹宅）或新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容庚就搬入上斜街东莞会馆新馆。
容庚在东莞会馆交往的朋友，主要是在京读书的东莞学生或在京工作的东莞人。据《日记》初步统计有约36人（亲人除外），三十年代以前，主要是“留京东莞学会”的会员，尤以居住在东莞会馆的会员和朝阳、北大的同学为主。如施少川、张沛枬（杞棚）、张培燊、祁少薪（咏樵）、翟宗心、王绍曾、翟瑞元、麦应昌（际可）、郑鹤年、钟敦耀、王荣佳（毓生）、伦慧珠等。1925年5月16日，认识张荫麟后，交往频繁。还有一些前辈，如伦明、陈恭甫、陈国榘（伯隽）、张子幹等。
1922年10月,留京东莞学会成立。学会主要以留京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及毕业生为主。学会以“联络感情,研究学术谋本邑文化之增进,社会之改良为目的”。会址设在上斜街东莞新馆。时何作霖任会长， 罗瑶(时北京法政大学学生)任文牍员,容庚、容肇祖、伦慧珠(公立女子第一中学学生,寓东莞会馆)任审查员。
▲东莞新馆资料图
1926年1月10日,留京东莞学会会员在东莞新馆开会,因前届委员长王荣佳毕业返粤,临时公推罗瑶为主席,并改选罗瑶为下届委员长,卢翊为编辑委员,罗瑶、容肇祖、容庚、徐光谦为编辑，当年6月出版《留京东莞学会年刊》。
1918年所编的《北京东莞学会会员录》有“京内通信处”一栏,登记为寓“烂缦胡同东莞会馆”者有6人,登记为寓“上斜街东莞新馆”者有19人。到1926年编印的《会员录》,登记为寓“烂缦胡同东莞会馆”者仅有张仲锐(次溪)1人,其余14人均登记为寓“上斜街东莞新馆”。同在东莞会馆长期居住的有与伦家“两世通家之好”的张伯桢一家。
1935年5月1日，容庚在《颂斋吉金图录序》中说：“十一年五月，与弟肇祖同游京师，读书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喜与乡人听戏、打牌、看电影、上馆子，每星期一二日为常。过此辄自责曰：‘汝来北京胡为乎。’未尝不废然而返。其友人有誉之为精于勤，有毁之于荒于嬉者，皆观其片面而非真也。”
▲晚年容庚 记者 沈汉炎 翻拍
容庚初到北平时的生活，确实如此文所说，在会馆的活动中记述颇多：
“卢翌、王荣佳、黎锡林来，掷升官图。” （1925年1月24日）
“午施少川邀往新明戏院听戏。”（1925年1月25日）
“晚往城南游艺园，钟太请听戏，碧云霞演《虹霓关》。” （1925年1月28日）
“早大雪，午后晴。邀施少川、陈宗圻，张、钟、伦珠诸人往新明剧场听戏，雪艳琴演《馒首庵》，七时回东莞新馆。” （1925年1月29日）
“与施少川、钟、苏往真光电影场看《月光盗宝》” （1925年2月17日）
类似记述不辍于三十年代前的日记。正是容先生自责，悔过自新，自搬迁居至燕东园后，已基本绝迹记叙了。这时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东莞会馆之于容庚先生有如一个驿站。容先生每逢星期六（或前后），都会进城，一来拜访城内友人，一来逛琉璃厂。期间都去老馆或新馆住一晚。张子幹先生一家居住在东莞会馆老馆，伦明先生居住在东莞会馆新馆。每次进城，容庚多会择期拜访两位先生，相互请益。1935年与伦明、张仲锐共同集资，合作编辑的《东莞袁崇焕督辽饯别图诗》（《肤公雅奏》）就是一个绝好的弘扬乡邦文化的举动。
“三十年（1941）十二月，太平洋战争起，燕大讲学中辍，后复西迁成都，余移居上斜街东莞新馆，密迩琉璃厂，因得时过书画肆之门，估人来者亦众。室人责我，以为奢于购画而吝于购米。不知取此易彼，虽有金钱为之媒介，余固不名一钱。荏苒五年，箧衍转充。问余之富，将书画以为对矣。”（《颂斋书画小记·序》）逛厂甸，著文章，临古画是容庚移居会馆后的生活写照之一，间或亦有与友人小聚，也常去老馆拜访张子幹先生。
1946年春，容庚南归广东。容庚来不及收拾的书籍及资料，由会馆董事长归拢，直到1951年，由容先生家人分两次将书籍和篆刻杂物运回广东。
容庚上京的第一站，离京的最后一站，都是东莞会馆。无论走到何处，故乡永远是容老的归宿。
▲2006年，年羹尧古宅、位于北京上斜街的东莞新馆外景
东莞会馆的前世今生如何？
会馆是“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辞海》引用明人刘侗《帝京景物略》：“尝考会馆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隆间。”据何炳棣考证，迄今所知最早的会馆是建于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嘉靖、万历时期趋于兴盛。清代北京会馆的修建与活动一时达到鼎盛时期。
因为明清两朝施行“科举”制度,所以当时的学风极盛。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于永乐十三年(1415)恢复科举考试,每年考试期间,成百上千的各地举子纷纷来到京城。会馆由此而生。这些会馆,一般由在京官员捐资兴建,或京官外放时将私宅捐献改建而成,也有的乡缘会馆是由本籍有影响、有地位的人士如达官、新科贵人等牵头筹资建造,并得到本籍地方官员和工商业者的资助。
会馆使士人们来到陌生的城市,找到熟悉的乡音，在乡情的抚慰下安心于发愤苦读，考取功名；得益于结交乡党,建构政治网络。于是,会以其自身功能解决了离乡赶考、等待选任的士人落脚居住问题,满足了他们的情感需要和共同娱乐的需要。
对于会馆的建立者、倡建者来说，他们通过在重要城市尤其是在首都倡导立馆、捐资建馆、舍宅为馆的具体行为,表达对家乡的感恩和尊崇,表达对家乡后学的鼓励和支持,并利用会馆的平台倡导国家认可的政治思想、文化追求,既得到了国家的认同,更成就了其自身的道义实现和价值追求。
历史上,东莞先贤在北京宣武门外先后建了三所会馆:一在南横街珠巢街,一在烂缦胡同,一在上斜街。
1.南横街珠巢街东莞会馆
据张伯桢《明代张家玉先烈故居记》载,最早的东莞会馆就在南横街珠巢街(后改名珠朝街)15号。北起南横东街,西止官菜园上街。始建年代不详,2007年被拆除。
▲2007年的北京南横街周边胡同，最早的东莞会馆就位于南横街珠巢街15号 视觉中国图
2.烂缦胡同东莞会馆
南横街珠巢街东莞会馆“乡人少其湫隘,谋更张之”。光绪元年(1875)由乡人邓蓉镜经手,“以银九百二十五两得此址,庀工重修建为是馆”。
1918年5月,康有为曾为烂缦胡同东莞会馆书额曰:“莞园”。叶恭绰跋曰:“莞园为明末张文烈公家玉故居,公在粤起义抗清,名垂历史,乡人与有荣焉!每过斯园,辄想慕风徽,肃然起敬!”
▲北京烂缦胡同今景 视觉中国图
民国时期,会馆中藏有张伯桢访得之张家玉及袁崇焕的遗像各一帧。每逢春秋佳节,乡人们总要依惯例前往袁崇焕墓谒拜，并遥拜张文烈公家玉。届时必携像悬挂于广渠门内广东旧义园之中。至张江裁(次溪)总理馆务时,刊刻了《张文烈公遗集》及《袁督师遗集》,并为二公撰写了传文,以流芳百世。
1947年12月4日《东莞会馆总登记表》：时有不动产馆舍一所共53间。同乡数58人。负责人及董事张仲锐(次溪)。办事员(长班)胡永增。许可机关东莞明伦堂。
据北京市广东会馆管理委员会1953年12月调查,东莞会馆有房49间，面积2.073亩。起止段落:北起广安门内大街,南止南横西街。与原南横街珠巢街会馆东西相邻。
3.上斜街东莞新馆
宣统二年(1910)秋,陈伯陶履都,与同仁议“谋添设邑新馆,藉陈孝廉锡恭介绍,与杨东皋订约”,出资“五千数百金”购得清年羹尧故宅,以改建东莞新馆。“前临上斜街与番禺新馆接壤,后通金井胡同,与四川会馆毗连。闻诸父老,年大将军故后,辗转归诸蜀人。自某君返蜀后,东洋人赁之居,即曩日东文学堂之旧校地也。”
宣统三年(1911)春,“复筹数千金筑前院,八阅月工竣”。时正值辛亥昌义举,乡人纷纷南下避乱。当时会馆负责人为尹庆举,“尹氏亦避兵旋里”,会馆事务遂由张伯桢代理。于是,张氏于1912年春加以修饰,前院遂落成。时陈高第(与张伯桢同为康门弟子)、李青等人宿于馆内。是年五月,“陈吏部高第病殁于馆”,继是居者以为不吉利,遂于1914年三月“聘遂溪李青卜吉改之”。复于1915年7月“添立式古堂于后院,为供奉邑先贤之所”。又手1918年5月“于前院添筑一照墙,遂告苟完矣”。从动工到全部落成,前后用了九年时间。故张伯桢感慨地说:“世事等诸沧桑,旧交半属墟墓,可胜言哉!”
馆内有“息影庐”,康有为书额;“希古堂”,宋伯鲁书额。新馆落成,邑人撰写楹联。
陈伯陶撰希古堂联:
服官记二十年前,把酒论文,旧梦勿忘燕地雪;
聚首在七千里外,乘风破浪,壮怀应话虎门潮。
张其淦撰希古堂联:
孤忠曾督蓟辽师,问前朝,柱石何人,赫赫大将军,足显山川聚灵秀;
伟烈犹思东莞伯,愿后辈,风霜炼骨,茫茫新世界,好凭时势造英雄。
尹庆举撰东莞新馆落成联:
已费中人十家产;此为广厦万间心。
张 伯桢撰东莞新馆落成联:
禺山莞水,邻结两家,花信问斜街,到此应思前世事
辽蓟增城,烈传千古,芳徽贻后代,可能还忆故乡人。
1947年11月12日会馆登记时,东莞新馆有不动产宣外储蓄营甲六号破平台5间,同乡52人,负责人及董事为陈宝剑、伦绳叔,长班白文通。1948年,选举伦明哲嗣绳叔为理事长,陈宝剑、钟亮洲、吴如林、吴松林等四人为理事,负责管理馆务。据北京市广东会馆管理委员会1953年12月调查,东莞新馆有房90间,面积5.745亩。
上斜街东莞新馆落成后,与烂缦胡同东莞会馆同时并存,“各立门户,分别居住”,分别管理。
会馆，使得乡人在陌生的城市里有一片,哪怕是“一榻之屋”的私密空间和“一院之中”的乡土人情。
主要参考文献：《容庚北平日记》；罗志欢《伦明评传》；易新农、夏和顺《容庚传》；白继增、白杰《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
全媒体编辑/宁新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