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地：“十四世达赖根本无权改变转世制度”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接受本刊记者专访
一个藏族共产党员的五十年记忆
“在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西藏50年的发展变化，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晓华王清颖薛文献
热地，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自治区纪委书记。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之际，《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了热地——这位从农奴成长为国家领导人的藏族领导，倾听一位见证雪域高原半个多世纪沧桑巨变的古稀老人的心里话。
“50年的发展变化，翻天覆地”
《瞭望》：您在西藏自治区领导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亲身经历、深切感受了中央历代领导集体对西藏的亲切关怀，请您谈谈自己的具体感受。
热地：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十分关怀西藏各族人民。作为一名在西藏工作了几十年的民族干部，我亲眼见证、亲身经历了我们党的治藏方略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了与之伴随的西藏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回顾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成立自治区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历史和实践都充分证明，我们党的治藏方略是完全英明正确的，完全符合西藏实际，充分体现了西藏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是党的民族政策在西藏的光辉实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先后召开了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这六次会议我都参加了。每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都确定了鲜明的主题，解决了西藏稳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深切关怀西藏各族人民，既考虑了全国政策的统一性、又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性，既总结继承西藏工作的历史经验、又准确把握时代的形势特点，为西藏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完全符合实际、充分体现西藏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特殊优惠政策措施，极大地增强了西藏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极大地促进了西藏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各族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极大地推动了西藏反分裂斗争深入开展，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实践证明，西藏工作座谈会已经成为新时期党中央、国务院治边稳藏的重要抓手，成为西藏各族人民所企盼的一件大事、喜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立足于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国内形势，着眼于“两个一百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提出了西藏要与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战略思想，俞正声主席指出的“依法治藏、长期建藏、争取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把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的战略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8月24、25日召开的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统筹国际、国内新的形势特点，结合西藏和四省藏区实际情况，以“四个全面”为统领，以确保西藏和四省藏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持续稳定和长治久安为目标，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这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总结了西藏和平解放，特别是平叛以及民主改革以来党的西藏工作的历史经验，充分肯定了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西藏稳定发展取得的重要成绩，科学分析了西藏和四省藏区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明确了进一步做好西藏和四省藏区工作的指导思想、战略部署、目标要求和重大举措，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西藏和四省藏区工作指明了方向。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在推动西藏和四省藏区持续健康发展和长治久安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是对西藏和四省藏区工作的巨大推动，是对西藏和四省藏区各族人民的巨大鼓舞，是西藏和四省藏区改革、发展、稳定历史进程中的新的里程碑。
《瞭望》：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在西藏发展史上的意义是什么？
热地：西藏从1951年和平解放到1965年成立自治区，经过了艰苦、复杂、迂回、曲折的建政历程。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建设经历了由两种政权并存到建立统一的人民政权，从过渡性质的政权走向正式成立的自治区的漫长过程。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从西藏实际出发，从西藏各族人民的愿望出发，确定了正确的治藏方略、坚持慎重稳进、稳边兴藏的伟大胜利。
自治区的成立，标志着西藏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开始全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各族人民从此享有自主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权利，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瞭望》：您在西藏工作时，曾经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到北京讲西藏话，回西藏讲北京话”。为什么要这样说？
热地：这句话有两层含义。第一，是要正确处理坚持统一和保障自治二者之间的关系。团结统一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是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也就谈不上民族区域自治。与此同时，要在确保国家法律和政令实施的基础上，依法保障西藏自治区行使自治权。在这一点上，中央给了我们西藏许多特殊优惠政策，确定了全国支援西藏，收到了任何人也无法抹杀的重大成效，西藏各族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第二，具体来讲，“到北京讲西藏话”，就是我们每次到北京去，都是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反映我们的情况和要求；“回西藏讲北京话”，就是回西藏后大张旗鼓地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如何关心西藏人民、如何重视西藏工作，全国人民如何支援西藏建设等等，让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真正体会到中央的关心、全国的支援，体会到以实际行动守卫好、建设好祖国神圣不可分割的这12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让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放心。
《瞭望》：作为西藏半个多世纪发展的见证人、参与者，您怎么看这50年来的变化？
热地：这50年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西藏这50年的发展成就可以用“五个全面”来概括，即：政治全面建设、经济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文化全面繁荣、人民生活全面改善。
就拿我的家乡那曲地区比如县来讲。在旧西藏时，全县没有一条公路，交通运输全靠人背畜驮，连自行车都没有见过，更别说汽车。而现在，县乡村公路基本四通八达，全县人民拥有4万多部手机，小汽车、货车、摩托车等各类交通工具将近2万辆。不仅如此，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比如县的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273元，家家户户基本上都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安居房，用上了手机、洗衣机、电视、冰箱等电器，总人口由民主改革前的2万多人增长到现在的7万多人。
上世纪50年代末，我在北京中央政法干校学习期间，母亲从家乡托人给我写了一封信，由于道路遥远、邮路不畅，半年多以后，我才在北京收到。那现在可就大不一样了：我从北京人民大会堂我的办公室里给家里打电话，几秒钟就可以通上话。这在过去是根本想象不到的事情。
《瞭望》：您到北京工作后，每年往返于北京和拉萨，坐过行驶在青藏铁路上的火车吗？有人担心这条铁路修好后，会使西藏本地文化和生态遭到破坏，您怎么看？
热地：青藏铁路2006年7月1日正式通车。在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等中央领导对进藏铁路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心下，西藏各族人民盼望了半个多世纪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7月21日，在中央的特殊关心和专门安排下，我从格尔木坐上了非常安全、舒适、快捷的青藏铁路火车于当天回到拉萨，确实感到无比的激动和由衷的高兴。
我看到一个资料，青藏铁路开通9年来，累计运送货物40483万吨，累计运送旅客9100多万人次。仅2014年，西藏就接待国内外游客1500万人次。西藏人民把青藏铁路这条“天路”，称为团结之路、致富之路、幸福之路、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之路，这话一点也不假。
有人说，青藏铁路破坏了西藏的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这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偏见。青藏铁路从修建到通车运营，采取了种种严格措施保护环境，大家有目共睹。通车以来，环保部门跟踪监测表明，铁路沿线江河湖泊水质无明显变化，植被、湿地、冻土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沿线野生动物迁徙条件和沿途自然景观未受破坏，完全达到了环保设计要求。
青藏铁路的开通，给藏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带来了机遇。藏民族文化只有与世界一切优秀文化不断交流，才能焕发勃勃生机。铁路开通后，各种形式的藏文化能够更加便利地走出高原；而更多的国内外喜欢藏文化的人们也能够方便地走进高原，近距离地了解、认识藏文化。
《瞭望》：如果要总结这些变化，您认为有哪些规律性的东西？
热地：我从自己几十年在西藏工作的亲身经历中，对西藏的发展变化总结了五句话，即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总结这些发展变化的最根本原因，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只有跟着共产党走，西藏人民才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才会有光明灿烂的美好未来。
“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是一笔
宝贵财富，一定要坚持下去”
《瞭望》：西藏这些年来的发展变化，离不开中央的关心和全国的支援。您怎样看待援藏政策？在您接触的援藏工作中，印象最深的事有哪些？
热地：援藏工作实际上贯穿了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成立自治区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几十年来，一批批以汉族为主的内地干部扎根西藏，与当地干部群众艰苦创业，一干就是几十年，创造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
1994年，党中央、国务院在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作出了对口支援西藏的重大战略决策。新时期的援藏工作力度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宽，效果好、影响深，为西藏发展稳定和民生改善发挥了重大作用，成效特别显著，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对维护社会稳定、增进民族团结，对各族干部群众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显示了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伟大力量。20多年的援藏历史充分证明，中央提出全国支援西藏的决策是英明的，是完全正确的，是党的治藏方略的一个成功实践。
援藏工作中印象深的事情太多了。西藏的双湖县，1976年我去调研的时候，那里还是无人区，条件非常艰苦，连土坯房都没有，只有几顶帐篷。现在在党的领导下，在中央和援藏企业的支援下，双湖不仅建县，还建成了草原深处的“藏北明珠”。电视台有一个片子，双湖老百姓说：“现在我们生活好不好？你们看看我们的脸色——红光满面；你们看看我们的穿着——穿得很漂亮；你们看看我们宽敞明亮的房子——过去我们从来没有住过这样的房子，想都没有想到。”哎呀，那些话生动得很。
我想特别讲一下，汉族同志包括进藏的人民解放军在培养民族干部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藏工作的汉族同志对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真心实意传、帮、带，呕心沥血，手把手培养、教育、锻炼。大批藏族干部，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在一代又一代汉族老大哥的关心、支持、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对此，我们这些在位的、不在位的民族干部，永远不能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
《瞭望》：您刚才提到“老西藏精神”。现在西藏条件好了，“老西藏精神”还能用吗？还有意义吗？
热地：“老西藏精神”是在几十年的实践中不断总结、提炼出来的，永远不能淡化，必须要坚持下去。还有“两路精神”，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不同时期进藏工作的“老西藏”们，艰苦奋斗，默默无闻，远离富饶的家乡，到西藏做贡献，不简单。在西藏的各族干部，特别是当地干部，一定要向“老西藏”们学习，用实际行动，跟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尖锐复杂的反分裂斗争当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决不能含糊，为西藏的稳定发展继续做贡献。
《瞭望》：当年总结提炼“老西藏精神”的时候，“特别能团结”是您补充上去的。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热地：“老西藏精神”，过去是四句话，我后来给领导同志建议，能不能补一句“特别能团结”。因为，西藏的干部队伍来自五湖四海，又处在斗争形势尖锐复杂的反分裂斗争第一线，所以团结对于西藏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重大意义。西藏的团结，不仅是西藏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团结，军政军民团结，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而且还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对最广大各族人民群众的全面团结，包括宗教界在内的各族各界爱国人士的团结。在西藏，没有团结我们就寸步难行。而且，团结主要是政治上的，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各民族的大团结。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瞭望》：现在的援藏干部很年轻，有的是80后，他们可能见到的东西更多，更新鲜。您给他们提点建议吧，来西藏应该怎么工作？
热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传承“老西藏精神”，并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特别讲忠诚，特别能创新，特别能担当，特别能团结，特别能艰苦创业，已成为新时期西藏共产党人的鲜明特点。年轻同志有闯劲，想办大事、好事，西藏给他们提供了很大的平台。对于年轻人来说，到西藏这样的艰苦地方来工作，学习提高，充实自己，这可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西藏情况特殊，进藏这些同志们要特别注意转变作风，深入群众，真正跟群众打成一片。要真正摸到群众脉搏的跳动，真正了解群众想什么、盼什么。这里还涉及到一个语言障碍的问题，怎么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藏族干部要学习汉语，汉族干部要学习藏语。要边接触，边学习。语言是没有国界的，是沟通的工具。当然不可能一来就会，还是要在实践过程当中，接触群众当中，自然而然地学习。
“十四世达赖根本无权改变转世制度”
《瞭望》：您手上的伤疤，是怎么回事？
热地：1987年9月27日，拉萨第一次发生了骚乱闹事事件。特别是，1988年3月5日，拉萨三大寺的几千僧人集中在大昭寺，再次掀起大规模骚乱闹事事件。当时我和中央工作组被围困在大昭寺三层楼上，几千人用石块、斧头围攻我们，情况非常紧张。当时工作组和警卫人员共有17支枪，有人建议开枪自卫，我说坚决不能开枪。如果开枪，那就会发生流血事件，后果更严重。
紧急情况下，我们首次使用了催泪弹，驱散了僧人。后来，寺外的武警战士用消防车搭梯子，通过大昭寺三层窗户把我们解救出去。我在拉着背包带下滑时，双手被刮得鲜血淋漓。大概滑到一半，背包带断了，我从半空中重重地摔在了石板地上，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后来是几个武警战士帮助我离开了现场。我手上的伤疤就是那次留下来的，腰也摔伤了，现在还经常疼。
《瞭望》：由于工作的关系，您曾和十四世达赖的私人代表土登朗杰及他的哥哥、妹妹等人接触过。通过这些人，您眼中的达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热地：我没和十四世达赖本人直接接触过，但从他几十年来的言行中，我对他是了解的。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当时，达赖向毛主席、向中央政府明确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中央政府也给予他极大的信任和期望。他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还担任了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筹备委员会主任。
但是，达赖这个人出尔反尔、两面派。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公开宣布“西藏独立”。叛乱失败后，达赖和他的追随者逃到国外，成立了所谓的“流亡政府”，由他任首脑。
50多年来，达赖一直没有放弃过“西藏独立”的主张。他后来提出所谓的“中间道路”、“高度自治”，是他最终实现“西藏独立”的一个策略和手段。在此期间，外国反华势力又给他披上“和平”的外衣，把他装扮成“藏民族的代言人”、“人权卫士”，充其量他只是个“演员”和“工具”。西藏各族人民对达赖的这一套东西认识是清醒的。实践证明，我们同达赖集团的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对达赖这个人，我们也决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和幻想。
热地：这是西藏尖锐复杂的反分裂斗争的一个新动向。在活佛转世的问题上，他完全不顾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而是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花样百出。比如，他说有可能转世，有可能不转世；有可能在生转世，有可能在国外转世……这些奇谈怪论充分说明，转世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十四世达赖从事分裂活动的政治工具，成为企图跟中央对抗、制造麻烦的砝码，严重破坏了藏传佛教的正常秩序。
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有别于其他宗教和佛教其他宗派的特有传承方式，是在藏传佛教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固定下来的。班禅达赖等大活佛转世，有着严格的宗教仪轨、历史定制，寻访权和认定权都在中央，十四世达赖根本无权改变转世制度。
“这些事情让我难忘”
《瞭望》：我们知道您是1959年到中央政法干校读书的。当时都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热地：印象深的事情太多了。小时候，到处流浪要饭，在牧主、部落头人和活佛家里当佣人，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解放军刚进藏的时候，人不多，每次来都住在部落头人达珠本家里，我是头人家的佣人，每次给解放军生炉子烧水。他们对我非常好，给我吃的、穿的。当时谣言特别多，说解放军是红汉人，要吃人等等。但我觉得解放军很好，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所以，我是从认识解放军认识的共产党，在我心里，解放军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解放军。
1959年，民主改革后，解放军和工作组动员藏族青年到内地去学习。他们鼓励让我去，在征求家人意见后，我报了名。从此，我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家乡，第一次坐汽车和火车，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看到天安门……在北京的四年学习，我懂得了一个道理：过去以为受苦受难是命不好，是命中注定的。后来明白了，我们不是命不好，而是受三大领主的压迫、剥削。
我们从牧区去的，从头开始学习文化，藏语、汉语，还有政治、历史、公安业务等等。老师们还教会我们刷牙、洗脸、洗衣服等，像父母一样手把手教，让我终身难忘。
让我最激动的事，是见到了毛主席。有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我们，集体乘坐大轿车去人民大会堂。我们被安排在非常靠前的一个位置，看着毛主席满面红光地一面挥手，一面向我们走来，我的心激动得快要跳出来了，我想这不是做梦吧……那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瞭望》：您刚才说学习是从学汉语拼音开始的，还挺难的。您还记得学到的第一个汉字是什么吗？
热地：刚开始学的是拼音。至于汉字，记得最早学的是毛主席的“毛”、共产党的“共”、解放军的“解”，这三个字我永远忘不了。刚开始学拼音，发音不准，一个叫朱恕知的老师，特别认真，把手放在我的嘴巴上，告诉我舌头怎么卷，嘴巴张多大等等。后来，一别数十年，终于在上海找到她，已经80多岁了，见到我很高兴，感动得流泪：“你还记得我？”我说：“当然记得，永远忘不了！”
《瞭望》：您一生操劳，是大家眼里的好领导。您觉得自己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合格的父亲、合格的爷爷吗？
热地：(笑)歌曲《十五的月亮》说，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我的爱人，几十年辛勤操劳，默默支持我的工作，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她过去当老师，后来是自治区民宗委的副主任，既要工作，又要照顾我和两个孩子，很不容易。我做过几次手术，恢复得还可以，除了领导和医院的关心，她对我的照顾也非常重要。
《瞭望》：两个孩子怕您吗？您是一个严厉的父亲吗？
热地：孩子们？不知道。反正他们都怕我。
《瞭望》：孙子呢？您现在有小孙子了吧，喜欢吗？
热地：有，喜欢！一个孙子十几岁，两个孙女年龄不大，都喜欢。他们一般不怕我(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