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热议《中医药法(草案)》 人才培养“建议多”

新华网北京1月20日电 （刘映）推进中的《中医药法(草案)》，正在引发更为广泛的关注。2016年1月19日，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法(草案)》征求意见座谈会在京召开，与会专家从多个方面提出了很多意见。据了解，2015年12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草案）》。随后在中国人大网公布了《中医药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国际传统医学竞争激烈 立法目的不在“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中华中医药学会会长王国强表示，目前，国际上在传统医学特别是在占领传统医学方面的引导、指导、主导话语权方面，竞争很激烈。作为传统医药大国，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要深入挖掘中医药这个宝库，能够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推进中医药的现代化，推进中医药走向世界这样的一个进程，需要加快中医药立法的进程。

“现在，日本提出‘ 健康 日本2035年’这样一个战略，其中特别提到未病战略，未病战略就是不得病、少得病、晚得病，就是我们中国传统中医的精粹‘治未病’，这说明中国的传统医学精粹，不但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且都已经在实施。作为中国来说，如何发展好、弘扬好中医药，更关键的是我们应该有主导权，如果我们不领先，不去做，这个东西可能被别人拿走，我们要有危机感和紧迫感。”王国强说，推动中医药立法，并不是“管”中医药的，更重要的是继承、创新、促进发展中医药，政府应当有更多的承担。但中医药并非靠一时的重视推动，它是要有基础的。培养中医人才也不是几年的事，要长期培养、长期临床、反复临床，读经典，要有悟性，要领会。对于中医药领域存在的一些典型问题，如“九龙治水”、“高位截瘫”、“上热下寒”等，以及“各种脱节”：中医中药的脱节、中医临床和教育的脱节等，这些问题都是直接影响中医发展、影响到中医特色的体现，影响按照中医自身发展的精神，这些都需要通过立法来推动解决。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法监司司长桑滨生表示，目前收取到的各方意见，基本肯定了中医药法立法的必要性，并认为要加快中医药法的出台。

桑滨生表示，中医药法立法的宗旨是保护、扶持和促进中医药的发展，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化、制度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二是要遵循中医药发展的规律，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管理制度，由中医医师、诊所准入、中药饮片、中药制剂管理、人才培养等都有新的规定。三是推进中医药的继承和创新发展，保持和发挥中医药的特色。如加强师承教育、学术传承、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等，同时也鼓励创新、鼓励利用中药的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第四是强化政策支持和保障，明确政府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条件保障。第五是发挥政策和市场两个作用，在明确政府责任的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办中医。六是坚持扶持和规范并重，在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同时，注重强化中医药服务监管，预防和控制医疗安全风险。第七是与相关法律的衔接，中医药管理上不与现行的法律发生冲突，做适当的调整。

国医大师呼吁中医中药“不可分割”

《中医药法》的立法，对中医药事业的竞争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医大师金世元表示，中医中药是一个理论体系，不可分割。药是中医治病的有力武器，中医中药必须密切结合才能形成战胜 疾病 的有机整体。但作为行业来讲，两者又属于两个行业，中医 卫生 医疗行业，中药属于生产经营企业性的，是有所区别的。中医药也有其自身特点，中药具有历史悠久、来源广泛、品种繁多、产区分散、现状各异、成分复杂、疗效不同的特点。近年来，由于中医药事业不断发展，用量也猛增，出现了货源不足、部分药品紧张等情况。借此机会有不法商贩制假、掺假，影响了用药疗效，必须依靠法制管理才能有效。

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晓彤表示，“第17条提到的建立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这个对中药材的管理作用不大，且非常烦琐，还容易给相关单位人员增加徇私和作假空间，因此，建议把流通追溯体系改为质量监测体系，由中医药主管部门来主管。”

张晓彤还建议，第12条建议加上把中医药纳入国家卫生防疫体系，“SARS已证明中医药具有强大的防疫功能，因此，条款中仅说积极运用中医药技术方法是完全不够的。还有一个理念问题，我们中医治未病，中医消除治病的条件因子，这些都应该在防疫体系中得到重视，而现在卫生防疫体系把中医打得太远了，于国于民是非常不利的。”

重视人才培养 立法更需“严字当头”

金世元表示，中医药人才培养问题更为重要。除了中医人才严重缺乏外，从事中药的人才同样缺乏，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行”。“我了解的中药炮制人员很多不是正规学校毕业，大部分是临时工。中医药人才的培养，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培养出来，因此应重点考虑人员培养问题。”金世元说。

国医大师孙光荣表示，中医药立法必须凸显立法依据的高度，不仅是行业的立法，而是为国立法，为民立法，为中华祖孙立法。为此，他从十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包括立法总则、《中医药法》名称等，并提出“三并重，三优先”方针，包括预防与医疗并重，预防优先；农村与城市并重，农村优先；中西医并重，中医优先，并且进一步突显政府的地位与职责，提出加大各级政府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投入，明确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投入占国家 经济 的比重，加强扶持促进保障的力度，进一步明确政府在保护基层创新发展中，临床教育科学文化以及中医药生产的引领起到监管的作用。

在中医药人才培养方面，孙光荣也特别提出，建议制定改革中医高院校，课程设置和改进信息教材的方向，增加中医药专业课程的比重，增加中医药经典教学的比重，增加中医学术经验全程的比重，增加院校特色教材的临床，带教课时的比重，如此才能够不仅仅考察应是可行，而且能够临床应用课程可行。

在座谈会上，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提出，对于中医药人才培养，特别是师承教育方面，证明一定要严谨。“这一点国外有很多好的经验，比如从业专家授了多少课，拿到什么学位，有多少临床，哪个诊室开的证明等，一旦发现开假的，这个证明就会被取消。‘严字当头’，我们对自己严，别人才能更加相信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