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谈抗战：中日两国战争观念差异很大(图)
淞沪会战，中国军队在上海闸北的环形工事里同日军巷战 新华社
平型关战斗中，八路军某部的机枪阵地 新华社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军旅作家王树增新书《抗日战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他继《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之后，又一部战争题材著作。该书首卷出版不到一个月，发行量达150万册。
《抗日战争》共三卷，近200万字。日前，王树增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他说：“抗日战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今天回顾它，我个人认为当代中国有这个精神需求。”
党派之争绝不是战争主流
读+：在抗战中，中共“中流砥柱”的作用是如何发挥的？
王树增：在民族危亡的时候，是中共首先倡导和支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异族侵略眼看就要亡国亡种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将一盘散沙的中国凝结成一条心，是重中之重，谁能做到这一点？蒋介石做不到，就连他的军队他都统一不了。
中共最早提出了《论持久战》，这为中国抗战提出了战略性的思路和格局，让整个民族在历史迷雾中有一种开阔的视野和方向感。中共开辟的敌后战场作用十分巨大，牵制了日本几十万军队。从战略战术上都可以讲，中共是中流砥柱。
读+：可是现在有些观点可能不这么认为。
王树增：说的最多的就是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存心坐大。共产党要坐大，完全可以不必这么做，可以偏安中国西北一角，就是陕北，日军从来没有打到过那个地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共产党开辟的根据地大体是安全的，要想坐大，完全可以在那儿待着。那个时候，国民党已经完全顾不上共产党了。理论上坐大的话，就别动窝，可他们勉力编成三个师，统统过黄河，参加正面战场战斗，第一场战役就是忻口战役，正面和日军作战。
有人说后来的根据地不是越来越大吗？这是悖论。因为让敌后的抗日根据地越大，日军的日子越不好过，投入的兵力越多，敌后战场牵扯的主力部队越多，在正面战场的压力越轻。
读+：有观点认为，抗战中，国共两党相互“争夺”给战争带来困难，您同意吗？
王树增：党派之争绝不是这场战争的主流。事实也证明，党派之争、党派摩擦在这场战争中属于非常边缘化的支流，它并没有影响到整个抗战大局。
所谓的“争夺”是不准确的，在长期的抗日战争中，两党之间确实存在过摩擦，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比如说皖南事变，在抗战的相持阶段，蒋介石逼迫新四军迁移，并在迁移过程中伏击了新四军，这在当时给中国的抗战造成了巨大阴影。
皖南事变爆发之后，共产党人虽然对国民党的行为进行了非常强烈的抨击，但是没有采取军事上的报复行动，共产党人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前提，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中国才能进行全民抗战，抗战才能坚持下去。
两党之间的摩擦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但至少在抗战胜利之前，国共两党，至少共产党都坚定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日两国战争观念差异很大
读+：中国军队在战争中付出惨重代价，在很多关键城市的会战中，均以失败告终，你觉得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树增：正面战场难见一场好仗，难见一场让我们心情舒畅的作战，都非常惨烈，当时舆论所说的大片国土沦丧并不夸张。我们和日军的差异是巨大的，这种差异不仅仅体现在武器装备上，更体现在观念和文化上。
中国士兵脱下军装就是田里的农民，距离现代士兵的要求很远。日本士兵发源于幕府时代形成的武士阶层，很“专业”的军人。日本军人把武士道的冷酷以及自虐和虐人发挥到极致，使得持续多年的中日战争遍布令人惊悚的血腥气息。为什么日军以一当十？为什么淞沪战役大约是十比一？十比一不仅仅是武器上的差别，两国间的战争文化差异很大。
读+：中日两国军队，战争观念上有哪些差异？
王树增：中国军队当时没有形成现代战争或近代战争的观念。它的组织、编制、训练，都是很成问题的，军官的指挥意识也很落后。在所有的战役当中，你能看到战役协同、战术协同、步炮协同吗？没有！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很古怪的事情，好比说现在日军打到长沙，都在这儿拼了命了，旁边其他战区呢？就近在咫尺的第三战区在干嘛呢？在那儿呆着，只要不进我的战役线，我就不管他。你要说这是消极避战也太简单化了，最重要的是没有这个意识，这就是单打独斗。
我们的观念是落后的，政治体制也是落后的，所以和一个新兴发达的资本主义日本打仗那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不是一点半点。
抗战中的民族精神：永不屈服
读+：有一种说法，日本军队不是被中国军队打败的，您怎么看？
王树增：即使没有美国投下原子弹，即使没有苏联对东北出兵，战争可能持续很多年，但反侵略战争赢得胜利是必然的。这一点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论述得很清楚。没有他们的参战，也许会打得更久，但胜利绝对是属于我们的。
按我们当时对日本的国力分析，能撑两年，到最后日本的丙级军团已经参战了。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这么大的战争，他耗不过。
要充分认识到，正面战场的作用是一步步阻滞日军；同时，没有敌后战场的话，正面战场绝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始终在牵制着日本几十万的部队，牵扯兵力没低过40万。日军占领区如果能腾出兵力的话，正面战场的惨烈程度可能更加难以想象。
读+：中国财政很贫弱，骤然面对这样的战争，拿什么保证不亡国灭种？
王树增：人民是支撑民族救亡战争的主体。
整整八年全面抗战，中国走上抗日战场的壮大队伍达到1335万人，他们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民。那些留在田中耕作的老幼妇孺，用瘦弱的身躯担负着战争所必需的公粮税赋。中国为数不多的民族资本家以及广大产业工人，转移到大后方，然后冒着日机轰炸坚持生产，维持前线作战所需。国外的1000多万华侨，大量捐款和认购国债。
在广袤的国土上，各少数民族成立了很多支抗日游击队、自卫队。这都是我们不会亡国灭种的保证。
读+：《抗日战争》表面上写的是战争，实际上是想给读者精神上的启迪。
王树增：对。我总结抗战的精神丰碑，三个字——不屈服。不论我们吃多少苦，付出多少牺牲，我们的人民就是不屈服，这是贯穿抗战全部过程的民族精神。我觉得，八年抗战史是我们能够寻找到使我们内心更强大、更理性的最重要历史现场之一。
【访谈】
战略战术上都可以讲，中共是中流砥柱
记者宋磊
“抗战太难写了”
如果算上史料收集，王树增写《抗日战争》耗时6年之久，包括实地踏勘战场、去日本外务省查原始档案。他说后者花的时间最长。
写作期间，王树增把自己关在家里，没事不下楼，艰苦地写作常常让他感到体力不支。
《抗日战争》是王树增战争系列的收官之作。“把它放在最后一部，没有其他理由，就是太难写了。”在王树增看来，抗战之所以难写，除了史料浩瀚，主要是认知问题。
他认为，对战争的全貌包括战场、军队等史料的留存都不够。“抗日战争期间，最高的意识形态就是拯救民族危亡，民族不能亡国亡种，不能沦为异族的奴隶，要保持民族的自尊和生存权利，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吗？我们要认识到，这是一次整个中华民族齐心协力，共御外侮的战争”。
在书中，王树增重新考证和梳理了中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记述了国民党正面战场上战斗的惨烈。对抗战史的研究和表述，需要站在整个民族的立场上。“如果我们对这场战争的表述和认知过于狭隘的话，对那些倒在战壕里的年轻生命是不公平的”。
把每个战场都写到位
王树增记述了正面战场上几乎所有30余场战役，一场都没落下，描述中国军队的英勇不屈。“往往很多章节读出来让我们潸然泪下。从一开始的忻口战役几个军长、师长，包括后来的张自忠，这些人都令我们肃然起敬”。
抗日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几乎屡战屡败，但王树增认为，中国军队仍值得敬仰。“即使没有坚守住要坚守的土地，死伤非常严重，他们也毫无畏惧，完全是在用身躯阻挡日本人在我们国土上的推进，非常了不起”。
“敌后战场上，中国共产党也打得特别艰苦。”王树增指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支援、相互配合。“离开了敌后战场，正面战场根本支持不住”。
“我写作的初衷是每个战场都能够写到位，对它们各自的作用写到位，达到一种历史的到位。”王树增说，他在写作中注重展现整个抗战中发生的所有政治、军事事件的来龙去脉，梳理因果，“这种历史的因由是这部书给读者提供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写作是一个很难想象的过程”，63岁的王树增说，从《长征》《朝鲜战争》《解放战争》，到今年的《抗日战争》，每一本书我都要耗费五六年的时间来写作。
王树增说，他大约平均每天写3000字，这种状态几乎每天都在持续，几乎每一部书完成以后，他都要大病一场。“写作是一个需要极大耐力的过程，也是对作者意志和身体的一种考验。”他说，写《抗日战争》到了最后20万字的时候，他的身体顶不住了，高烧不退，去住院也查不出来什么原因，整个人迷迷糊糊的。
最危险的一次是写《解放战争》，王树增刚写完上卷，下卷还没写，有一天想下楼去转转，“刚到平地上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的记忆在那一段就断档了，我的记忆就是睁开眼睛是在120急救车里面，我老伴说你就直挺挺就倒地上了”。
“写作好像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不知道这条河有多深”，王树增说，写作不为树标杆，也不想开创什么，只是在他熟悉的领域中尝试。“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有着如此厚重的历史，作为作家，我们有多少可以写的东西？那是永远都写不完的财富，所以我尽我所能去试着将它们写出来”。
“虽然我写的是历史，但我永远是为中国当代读者而写的，尤其是为当代青年而写。”王树增说，他希望青年人喜欢他的作品，“如果他们喜欢，我将无上荣光。历史是我们民族的家谱，对一个年轻人来讲，如果能把家谱烂熟于心，那么他会活得很踏实，不然的话脚不着地”。 (记者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