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最新发展——在理论上，为把握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中国智慧；在实践上，为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短视的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找到了替代可行的中国方案，也为加强全球生态合作、共同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力量。
为如何解答人与自然关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是现代化的基本理论问题，它决定了人类对自然应该采取的态度，进而决定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态度。对此，有三种主要观点，即人类中心观、自然中心观和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辩证观。
人类中心观主张“自然是人的一部分”，自然只有工具性价值，一切应以人类的利益和价值为中心，它强调人类至上和对自然界的征服。人类中心观提升了人面对自然界的自信，推动了对知识和科技的追求，推动了人从依附和屈服于自然到战胜和利用自然的转变，是现代文明得以迅猛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但是，由于其对自然价值的无视和征服利用态度，也成为导致现代生态危机的根源。自然中心观是在反思人类中心观基础上产生的，主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强调自然对于人类的支配性，推崇应该限制人的活动以保持自然的完整性，甚至提出需要因此而停滞经济增长或限制发展。比如，著名生态学家戴利就提出有发展无增长的“稳态经济”主张。
与这两种中心观不同，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历史维度中形成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类本身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本身，人靠自然而活；另一方面，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人通过劳动获取物质资料并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主观能动性，认识与改造自然。因此，人应与自然和解，而恩格斯也把共产主义称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结合中国发展实际、广泛吸收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包括“两山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等著名论断，并在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提出和阐发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内涵。一方面，它强调生态的客观优先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因此，需要将自然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和持续性作为核心任务。另一方面，它强调生态的功能价值性。“良好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因此，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些思想，将自然的先在性、优先性和人民的主动性、能动性有机结合，并统一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之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分析的新境界，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贡献了中国方案
西方国家在现代化问题上往往被视为“优等生”，但在生态环境问题上，恐怕就难以担当这一称号。大量证据表明，近几百年以来，西方式现代化进程虽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也造成了触目惊心的生态破坏。典型化事实包括：现代化初期阶段，先发国家往往以在全球范围占用资源的形式支撑其快速发展；在现代化历程中，环保危机不断爆发并在20世纪60年代席卷全球；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的环境质量虽持续改善，但也有证据表明，这种改善部分是由于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所致，因此，它可能只是转嫁而非彻底解决了生态环境问题。
美国学者唐纳德·沃斯特这样批评道：“工业资本主义，大肆渲染对所有对手的胜利，预示过建立一个永无止境地追求财富的‘新世界秩序’，但是，没有提出过任何可以达到社会、经济或生态方面的稳定状态的希望。”显然，后发国家如果奉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为圭臬，将很容易陷入现代化与生态环境矛盾的泥潭之中。而且，当前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对于气候变化更加敏感，也比发达国家更加依赖于自然资源，更加证明了这条道路很难走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分析了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的不足，他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把生态环境破坏了，搞了一堆没有价值甚至是破坏性的东西。再补回去，成本比当初创造的财富还要多。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建设生态文明有利于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因此，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国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否则资源环境的压力不可承受。正是基于对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反思和对中国资源环境状况的清醒认识，坚定了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决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114万亿元，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提高了7.2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已经成功开启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新征程，不仅为后发国家如何实现生态保护、绿色优先的现代化提供了示范，也为人类处理现代化历程中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新的选择。
为如何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量
当前，生态问题已经成为超越国家和地区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性生态危机”已近在眼前。2021年2月，联合国环境署发布《与自然和谐共处：应对气候、生物多样性和污染危机的科学蓝图》指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全球三大环境紧急情况。自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以来，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寻找解决全球环境危机的有效方式。但是，许多协议谈判多年无法取得一致、2011年加拿大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2019年特朗普政府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事件都说明，国际合作难以达成，而部分发达国家不负责任难辞其咎。全球治理理论认为，保护投入的区域性和保护收益的全球性是导致全球生态“公地悲剧”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生态帝国主义等理论则揭示了发达国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占有和攫取是其不放弃现有格局和反对主动合作的重要原因。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意识到全球生态合作的重要性，并始终不懈推动全球生态治理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等重要论述和主张；努力推动全球生态治理合作，包括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参与、推动《巴黎协定》《关于汞的水俣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等协议签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泛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落实气候变化领域的南南合作，为落后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主动提出和践行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双碳”目标，助推全球经济与能源和碳排放“脱钩”进程；等等。这些都表明，中国正在逐步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引领者，推动开启构建全球生态治理的新篇章。
在地球的承载力极限已步步逼近的当今时代，我国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求索，无论对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还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全球的加速演进，都具有极强价值。进入新时代，我们要更加坚定生态文明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更加主动应对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这一基本事实，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征程上持续奋进。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2年度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研究专项“以政策创新加快打造美丽中国广东样本”（GD22TW06-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