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财政制度推动国家长治久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率先着手部署的领域便是近日审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则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如此的逻辑关系不难看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已经成为未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突破口，甚至成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万世之谋”。
正如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所说，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立足全局、面向未来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是中央科学把握现代国家发展规律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探索央地新关系的迫切需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表示，1994年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提高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值得肯定。但是，分税制的实质是分级财政。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都要得到发挥，这样的财政管理体制才是有效率的。然而，对于如何处理好财权、财力与事权的关系，中央和地方至今仍在不断磨合之中。
“在多级政府的治理框架下，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规范化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教授白彦锋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侧重于当时亟须解决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划分问题，在事权划分上不够明确，这是历史条件使然。今后，中央和地方应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要在确定相应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地方税体系并赋予地方政府适度税收立法权。
“从几十年的实践中是很难发现规律的。对于财政改革，我们应该将视角放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维度，来观察，来思考，来探索。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中央集权历史较长的国度，财政上的中国特色体现得尤为鲜明，甚至可以说没有他国实践可供参考。”南开大学中国财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蔡琛表示，中国财政改革要在当今世界各国财政发展经验基础上，更多地斟酌取舍传统治理思想、审慎考量现实国情因素，以期既调动地方积极性，让地方充满发展活力，又增强国家财政实力，让国家彰显整体张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全面深化改革的交汇点
财随政走。一直以来，财政改革都对我国整体改革起到了铺路石的作用。
杨志勇认为，财政工作本来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交汇点。财政改革到位，即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其他领域改革的到位。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难点在国有资源、国有土地、国有资本上。其间涉及的国家财富管理没有现代国家的实践可供借鉴。”杨志勇说，现代财政制度应与之前的公共财政衔接，并应在法治化、民主化、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动态财政治理上发挥积极作用。
而在白彦锋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是着眼于我国国民经济在实现成功“起飞”之后，如何在“平流层”进入“巡航模式”的制度建设问题。
“这是在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和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这一背景下提出的。”白彦锋分析说，当前，我国国家宏观调控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一方面，自凯恩斯以来以政府财政为主力军的“补偿式”危机治理模式开始失效；另一方面，经过多年发展之后，我国以高资源投入、高投资、出口拉动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适应性，环境、资源矛盾日益凸显。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尤其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这些问题从机制上看，都与现行财税体制改革不到位有一定关系。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将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放在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来看待。“一个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统一市场的形成。如果要素不能自由流动、自由交换，那就形不成统一的市场。同时，如果没有区域之间公共服务的平衡，区域之间劳动力的水平也将不一致。”他说，比如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就有利于推动实现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区域之间公共服务的平衡，实现政府财力增强与经济高速增长的双赢目标，同时也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础。
充分履行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使命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下，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不仅仅是财政部门的事情，也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事情，而是一场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是一次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制度创新和系统性重构。
“财政工作本来就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但在一个时期内，财政的地位削弱了。财政工作在许多时候只是被视为经济工作。经济工作很重要，但不足以涵盖财政工作的全部。也正因为如此，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杨志勇说。
杨志勇进一步分析说，政府收支、资产和负债业务均应集中在财政，但在现实中，财政职能被严重肢解，政府各部门均承担了财政职能，或成为大大小小的财政部门。这样，财政部门的专业性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其他专业部门的优势也被部分妨碍，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效率受到影响。
另外，在中国当代越来越多地引入市场机制的过程中，财政绝非仅仅是宏观调控的工具，更是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公平正义程度的一把标尺。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掀起新公共管理运动后，西方国家更加重视绩效预算和提高政府效能，要求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要更有效率、更有质量。”白景明说，这与我国当前追求的建设高效、透明、廉洁政府的目标具有一致性。
“这也就意味着要建立完整、规范、透明、高效的现代政府预算管理制度。”白景明表示，这样才能让预算更透明，让预算的每一分钱花得更科学。当前厉行的“八项规定”，实际上就是在强化预算的支出环节管理。
专家们还纷纷指出，财税改革历来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甚至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当年，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都起源于围绕征税的冲突；而英国的光荣革命，则确立了议会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导权。以此为切入点，英国议会逐渐确立了对政府的控制权，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为英国崛起奠定了基础。
我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多次财政改革。有的人亡政息了，有的则彪炳史册。我国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必当鉴古思今，更多地从国家长治久安治理的角度考量，为实现历代国人的“中国梦”奠基财政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