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模特拍照没报酬只管饭 由日本皇冠轿车接送
上世纪70年代，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天津分公司拍摄的模特照
提起模特这个职业，人们马上会想到T台上那些年轻靓丽的身影以及色彩斑斓的服饰。然而，在40年前，对于普通人来说，做服装模特是一件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
上世纪70年代，文史研究者何德骞在坐落于“海关大院”的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天津分公司样品宣传科工作，为了向国外客户更好地展示天津生产的服装，换取外汇，样品宣传科成为本市唯一的服装模特拍摄基地——在那个年代，这是一项超前的“壮举”。如今，何德骞的家中依旧保存了不少上世纪70年代服装模特的照片，每当回忆起当初参与拍摄的经历，他便会感慨万分。
“外拍相机是世界名牌林哈夫，价值3万多美元，当年天津市只有3台，还有哈斯德长焦距相机和玛密亚日本专业相机，这些都是顶级名牌”
上世纪70年代，模特事业的复苏和我国的外贸形势不无关系。
当时，天津已成为全国重要的沿海纺织品进出口岸，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天津分公司每年业务量巨大，样品宣传科则承担服装、棉布、呢绒、抽纱、丝绸以及针织品、毛织品、绣花制品、床上用品的业务宣传。1972年，海关大院改装出一间专门用于冲洗摄影反转片的暗室，同时购买了国内鲜见的整套摄影器材，筹备模特拍摄工作。何德骞回忆说：“外拍相机是世界名牌林哈夫，价值3万多美元，当年天津市只有3台，还有哈斯德长焦距相机和玛密亚日本专业相机，这些都是顶级名牌。外拍小组由组长王亦樵负责。”
设备就绪之后，若要启动拍摄工作，还必须要挑人选景。何德骞记得，当年中国没有专业模特，他们就在天津绣花厂挑选女工，“女工们在车间上班，我们就在车间里转，要找年龄在18至25岁之间、形象比较好、身段也比较好的女工。”除此之外，何德骞和同事还在本单位职工家属中物色合适的模特人选，“我妹妹形象比较好，当年也为我们当过模特。”
为了找到合适的人选，那些日子里，何德骞十分留心观察周围的人，甚至被老领导开玩笑为“天天看美女”。有一次，他在一宫看天津市职工文艺演出，发现一位青年女工身穿传统服饰表演剑术，让人眼前一亮，便向领导汇报，当即由领导出面与该女工所在单位联系，选用这名女工参加拍摄，“1973年，以这名女工为模特拍摄的外贸挂历《中国武术》印刷出版，一时非常抢手。”
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后，工作人员便开始为拍摄选景。他们选择的外景有南开三宫、水上公园、北宁公园、干部俱乐部等，都是天津市的著名景点；室内景如友谊宾馆、利顺德饭店、五大道小洋楼内等，都是豪华高级之地，“不同的服装选择不同的背景拍摄，比如绣花衣，最具民族特色，就选择南开三宫那样古香古色的背景。”为了方便外出拍摄，样品宣传科科长穆凤梅申请调用公司的日本皇冠小轿车接送模特，有时也向汽车出租公司租借车辆。
“从始至终，所有模特都没有报酬，只是中午招待大家吃一顿饭。”何德骞说，回想当年的拍摄，模特们每天从海关大楼出发，奔波于市内各处，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拍摄时，何德骞经常帮摄影师朱廷训打起碘钨灯，“碘钨灯非常热，经常把模特烤得大汗直流，每当这时，我们就会跑过去和模特说：‘对不起，请您再忍耐一下。’”
在曾经“青一色”“灰一片”“绿一身”的年代里，模特穿着款式新颖、色彩缤纷的服装，引来不少路人围观。
1973年之后，由于对外贸易量的增加，对样品宣传科制作出的服装宣传资料的拍摄质量和拍摄速度的要求不断提升，这也意味着参加拍摄的模特更加专业化。“之前的模特是普通人，展示服装时的动作、表情略显僵硬，后来我们便在文艺界找演员当模特。”何德骞说。之后，一些专业演员投入样品宣传科的拍摄中来。童装模特则在保定道小学选择有文艺特长、能歌善舞的小学生参与拍摄。此外，天津市体工大队著名体操运动员也被他们选为特约模特，参加年历卡的拍摄。
和现在不同，当年没有模特培训，为了更好地展示服装，“就把当时能看到的一些外国杂志中模特的造型给演员们看，告诉他们重点展示服装的哪个部分，他们自己体会后做动作。”由于具备专业基础，对于服装展示任务，演员们都能心领神会，减少了团队拍摄的重复率。
从拍摄伊始，让何德骞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曾经“青一色”“灰一片”“绿一身”的年代里，模特穿着款式新颖、色彩缤纷的服装，引来不少路人围观，这也为拍摄带来不少麻烦。因此，外景拍摄时，他们一般会选择公园相对僻静之处，即便如此，依旧会被游人发现。“模特们没有更衣室，换衣服只能在车里，人来人往特别不方便。看到围观的人，我们就劝他们离开，人家则反问我们：‘我逛公园你们还管？’为这个事情打架的情况也出现过。”他还记得，1973年拍摄百货大楼外景时，虽然请交警帮助维持秩序，但依旧无法控制如潮水般的围观人群，拍摄过程几次由于围观群众挤进来而被迫中断。
从1972到1975年，约有二三十位模特参与样品宣传科的拍摄工作，拍摄画册30多册。对于拍摄，最初模特们大多很胆怯，甚至不让工作人员把自己的照片寄到单位，怕被领导批评不务正业或是被同事说闲话。到了1975年，情况则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拍摄完毕之后，样品宣传科会将一些国内生产的衣服样品送给模特，这让模特们的拍摄热情有所提高，甚至有人主动找到他们，询问可否参加拍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或许这就是这些模特从始至终都愿意参与拍摄的原因所在。”许多年后，何德骞和曾经的模特们做过交流，他们觉得，自己当年参与拍摄时，能穿上时髦新潮的服装，在那个文化相对封闭的年代里，是一件非常骄傲的事情。
本组撰文 本报记者 肖明舒
图片由何德骞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