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35年 癌症地图更新
黎均耀
癌症患者在做放疗。
环境好才不容易得癌症。
文、图/本报记者蚁畅 实习生谭璇璇
今年8月，科技部启动了“《中国癌症地图集》编制”项目，预计在未来4年内，经过全面的数据搜集和研究，重新绘制中国癌症地图，呈现当下中国癌症的“家底”。
三十五年前绘制的“中国癌症地图”终于宣告在未来4年内更新，这份过度陈旧的数据已经落后于现实，中国癌症研究亟待一份新的癌症地图。第一份中国癌症地图绘制项目的负责人黎均耀回忆起了那次声势浩大的全国调查，而今，他更期盼后来人作出更准确的研究。
萧霞（化名）是广东贵屿镇南阳村的一位农妇。她的两个姨丈，均在近年因患肝癌去世，去世时年约40。她的邻居，熟识的阿姨及其丈夫，也均因癌症去世，同样年约40岁，“村里50到60岁的人，有很多都被查出癌症”。村里人都很疑惑：被污染的环境和癌症之间，是否有关。
新版“癌症地图”将出炉
2013年6月，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所带领的团队，经过八年的研究，描述了淮河流域过去30年来水环境变化和当地人群的死因。
杨功焕团队所作的研究，证实了淮河流域部分地区癌症高发与淮河水严重污染之间，存在相关性。
杨功焕的团队发现，在淮河流域，污染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恰恰是消化道肿瘤死亡上升幅度最高的地区，其上升幅度是全国相应肿瘤死亡平均上升幅度的数倍。而空间分析结果则显示，严重污染地区和新出现的几种消化道肿瘤高发区的分布高度一致。
淮河流域的研究，或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此地消化道肿瘤高发报道。
类似的研究何时出现在贵屿镇尚未可知，但未来4年内，将会有一批科研工作者来到贵屿镇，摸查这里的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患者死亡率、存活率等数据。
2014年8月，科技部启动了“《中国癌症地图集》编制”项目，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牵头，分为“中国癌症基础数据资源建设研究”、“中国癌症地图模型的建立”和“多源数据建模在估计不同维度癌症发病和死亡率中的应用”三个课题。通过整理分析全国肿瘤登记数据、三次全国死因调查数据和各相关年份的人口学资料，绘制、出版以县（区）为单位的新版《中国癌症地图集》。
在全国肿瘤登记中心主任陈万青看来，4年后将出版的中国癌症地图必将在恶性肿瘤研究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它一旦做出来，描述的是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恶性肿瘤最新的情况分布。”
首版地图源自林县食管癌
当地时间10月12日清晨，黎均耀在华盛顿的寓所电脑边坐下，电脑里还存留着由他即将出版的《预防肿瘤学》。黎均耀在绪言中写道，“至今已有充分科学证据显示，全球半数的癌症死亡是可以避免或可预防的（我国的相应百分比更高达57.4%，男性65.9%，女性42.8%）。”黎均耀告诉记者，他仍会不时回国参加学术会议，“有时候也和年轻人聊，让他们借鉴我们的经验。”这些“年轻人”中，就包括陈万青。和当年的黎均耀一样，陈万青也是新版癌症地图绘制项目的负责人。
黎均耀今年年近八旬。大约40年前，他是当时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的学术领头人之一，担任“1973-1975年全国八亿五千万人口死因回顾调查”项目技术指导组组长。这份持续时间长近10年的调查，最终形成第一项成果：中国恶性肿瘤地图集。
他表示，中国首个肿瘤地图，起于当时河南林县上报中央的“怪象”。
黎老回忆说，上世纪50年代末，来自时任河南林县县委书记向中央报告说，林县有‘三不通’，一个是水不通，急缺水，一个是路不通，被围在山里，第三个是食管不通，后来知道就是因为食管癌，那时候周总理知道了，他很重视。随后一支医疗考察队在1958年、1959年期间进入河南林县进行考察研究，黎均耀也是其中一员。
“去到林县，才发现有些地区的老百姓死因最多的是癌症，那时候才开始有‘癌症高发’这样的概念。”黎均耀说，花了有十几年的时间，才摸清出了林县一个县一百多万人口，到了70年代初，才确认林县是恶性肿瘤高发区。
“弄清中国人的死因。”几乎是新中国卫生工作的基础性一环，黎老说，林县的调查，使得我国最初一批包括黎均耀在内的科研工作者积累了经验。河南、河北、山西和北京三省一市食管癌死亡回顾调查项目随后展开，黎均耀同样是项目负责人。
“林县的调查，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也让我们意识到死因调查，尤其是恶性肿瘤死亡调查的迫切。”黎均耀回顾，“河南、河北、山西和北京三省一市食管癌死亡回顾调查”最终初步绘制出该地区的食管癌地图，为此后第一次中国癌症地图调查奠定了基础。
癌症地图救了很多人性命
上世纪70年代初，几乎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死因调查——“1973-1975年全国八亿五千万人口死因回顾调查”正式启动。
黎均耀说，那时候，全国范围内，一百多万的医疗工作者参与其中，除了台湾地区，去到2000多个县区，“那时候条件所限，很多数据都是数出来的，工作做了很多年，直到60年代末才引进了打孔的计算机。”
这次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死因摸查，实际上形成了两份成果，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二是“全国人口死因地图集”。前者先前于1978年发表，并在当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以及卫生部科学技术甲等奖。
“通过这份地图集，我们第一次摸清了占世界1/5人口大国当时的恶性肿瘤分布，这对全人类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贡献。”黎均耀说。
在这份地图的基础上，恶性肿瘤的病因防治控制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有目的地展开，拯救了许多生命。
黎均耀介绍，当初的调查结果中，有很多地区的数据非常突出，比如江苏启东的肝癌数据突出，广东中山鼻咽癌的数据很高，河南林县则是食管癌，“很多患者死得莫名其妙，也没有什么死因调查。”
黎均耀介绍，过去几十年时间里，在食管癌高发区河南林州市，居民食管癌发病和死亡率下降幅度已经超过百分之五十；在云南宣威县妇女肺癌高发区，通过改建炉灶和加强通风，控制室内燃煤空气污染等措施，已使该地区的妇女肺癌发病和死亡率显著下降。这些都是癌症地图的作用。
“癌症村”是一种误导
1978年之后，地图集的数据开始了“沉睡”。但现实的数据则一直跳动不安。这其中，淮河流域各一级、二级支流沿岸农村的癌症高发状况，最为引人关注。
河南沈丘黄孟营村村民的悲惨遭遇最早被发现。该村位于淮河的最大支流沙颍河南岸约2公里处，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村中开始出现先天性失明、聋哑和肢体残疾。当地媒体调查发现，从1990年之后的15年间，总人口约2500人的黄孟营村，有116人死于癌症。其中，“水难喝”是该村村民共同的感受。
此后，淮河流经的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类似黄孟营村的情况陆续被曝光。“癌症村”的说法被提了出来，甚至有人制作出一份“中国癌症村地图”。
在陈万青和黎均耀看来，这种说法“十分外行”。“在专业研究领域中，根本没有‘癌症村’这样的概念。一个村的人口可能就一两千人，即便有上百人得了恶性肿瘤，在研究中，也只是万分之几的发病率，仅仅在一个村的数据上得出‘癌症村’的概念，在统计学上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黎均耀说，即便对江苏启东的调查，最终也是得出这里是肝癌“高发”的结论“癌症村”是一种误导。
黎均耀：“癌症村”是外行创造的名词
黎均耀，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肿瘤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授。1960年毕业于武汉医学院卫生系。是我国肿瘤流行病学和预防肿瘤学学科开拓者之一。曾任“1973-1975年全国八亿五千万人口死因回顾调查”项目技术指导组组长和“全国食管癌病因综合考察队”队长，主持“河南、河北、山西和北京三省一市食管癌死亡回顾调查”。
记者：时隔35年癌症地图才更新？
黎均耀：实际上2000年前后有过两次全国人口死因调查，但只是抽查了10%的人口，没有覆盖全部。这么多年，我们的卫生工作投入太少，只占GDP的几个百分点，显然是不够。美国也已经重新绘制三四版了。
记者：“癌症村地图”是否科学？
黎均耀：“癌症村”这个词语其实是一些外行创造的词，缺乏科学性，专业科研人员并不认可这样的表述。一个村的人口很少，仅凭几百人上千人的数据，就来下定论说是癌症村，在统计学上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至少需要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跟踪观察，量级要到十万以上，才敢作出初步判断。“癌症村”这样的说法其实是一种误导。可惜环保部门也不熟悉，只能被动去应对这样的说法。
记者：几十年间中国癌症形势有何变化？
黎均耀：1973年到1975年的那次调查，得的都是“穷病”，都是落后国家常见的恶性肿瘤，主要是胃癌、食管癌、肝癌等，发达国家常见的是肺癌、结肠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是完全不同的。过了几十年以后，我们第三次抽样调查的时候，“穷病”比例少了，现在第一位反而主要是肺癌。
记者：杨功焕的研究证实了水污染和恶性肿瘤之间的关联性。
黎均耀：是的，尤其是中国，地域辽阔，人口多，不同地区的人的生活习惯、自然环境，都可能是癌症的诱因。所以现在的癌症地图什么样，也很难预计。情况太复杂了，比如在河南林县，我们发现营养跟恶性肿瘤之间也存在关系，居民的食用油，一年不到一斤两斤。但可能到了其他地方，又没有事。
记者：饮食致癌？
黎均耀：是的，我国不同的地方都有鲜明的饮食习惯，改是不可能了，但是看能否进行引导，至少是以有利人体健康为导向对饮食进行一些改变。现在中国人除了癌症，也有很多代谢病，超重，运动过少，都很令人担忧。
记者：有没有更好的避开癌症的方式？
黎均耀：有的，地中海沿岸国家的人们是很好的，他们饮食以鱼为主，吃橄榄油，和蔬菜水果，还有一些坚果，也喜欢骑自行车运动。已经有实验证明了，其他因素控制的情况下，地中海沿岸国家的人们恶性肿瘤的各项数据都明显降低的。可以借鉴。
新“癌症地图”
可动态查询
陈万青告诉记者，目前肿瘤登记中心在全国分布三百多个登记点，覆盖全国约20%的人口，登记中心的数据，将是新版中国癌症地图的重要数据来源。但在肿瘤登记方面，我国仍然处在滞后的阶段，全国肿瘤登记中心会以3年的时间延差发布“全国肿瘤登记年报”，目前的数据仍然只停留在2009年。
目前，在全球137个国家中，有665个以人群为基础的肿瘤登记机构及众多的以医院为基础的肿瘤登记单位，为肿瘤综合防治提供基础数据。而我国在医院为基础的肿瘤登记方面很滞后。
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任何一家医疗机构建立起医院为基础的肿瘤登记报告系统。
“最大的不同是肺癌”，陈万青说，初版的癌症地图中，中国人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是胃癌，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大量数据显示，中国人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是肺癌。
“新版的地图，将是动态的，可以实时更新，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可以查询，过去任何一年的数据。”陈万青说。
目前，“《中国癌症地图集》编制”项目已经启动，项目成果预计于2017年出炉。届时，将对我国癌症防治起到重要作用。
陈万青表示，目前新版中国癌症地图的研究工作刚开始。新版癌症地图的出路将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新版癌症地图，将更全面地了解我国目前癌症负担的分布，能让我们更有的放矢地制订肿瘤防治策略。其次，让我们了解不同地区不同肿瘤的分布情况，尤其是确定哪些地方高发，可以提高恶性肿瘤病因学的研究效率。此外，肿瘤研究是没有国界的，中国癌症地图的绘制，对于全球的肿瘤研究者来说，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现场，所谓“研究现场”，比如食管癌的高发地区，可能一个地区的病例数量相当于别的地区一个国家的数量，集中的病例，能为全世界对某一种恶性肿瘤的研究集中提供病例，提高研究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