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味的份子钱：拘留出来要摆酒 牲畜下崽也摆酒

    自参加工作以来，马绮徽业务上得心应手，可有一件事，让这个职场新人提起来就皱眉头：份子钱。

    “一个月赚3000来块工资，有时候遇上好日子，结婚、订婚、得子，各种喜事堆在一起，自己的生活都成问题。”在兰州一家媒体工作，入职以后面对应接不暇的各种随礼，马绮徽感叹有些吃不消。

    “有些人说关系好，其实也没好到随500、 800元的份上，可是如果是几个人一起去随礼，却似乎觉得200元拿不出手。”经常因随礼而纠结，马绮徽事后也会反思，“自己赚钱很辛苦，200元也是辛勤劳动换来的，为了所谓面子、关系，让自己的祝福变了味，图了个什么啊！”

    在马绮徽看来，礼金多并不代表对亲朋的真心祝福，恰恰相反，“能被份子钱影响的友情，也就没有太多珍惜的必要了”。

    初入社会，独立面对各种人情交往，对于名目繁多、礼金高企的人情往来，很多年轻人都和和马绮徽一样，有各种纠结和疑惑。

    固原市原州区：人情总支出高于文教医疗

    “在海原县农村，近些年随礼的份子钱越来越高，有时候都变了味儿。”在宁夏银川市一家事业单位工作，36岁的李春林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李春林的家乡在西海固地区的海原县，是国家重点扶贫地区。因为自然条件差，农业生产基础薄弱，许多农民只能靠外出打工维持生计，日子本来就过得很紧张。但就在这样的地方，不论谁家结婚，一般的朋友都要随到几百上千元的礼金，较近的亲戚可能会随到好几千甚至上万元。

    去年冬天，李春林的两个表弟先后结了婚，婚礼上的份子钱可让他着实紧张了一阵子。

    “像我们这种关系，没五千你就拿不出手！”为了当月的这一笔大支出，李春林自己凑了些钱，又从朋友处借了一些，才算补齐。如果算上给亲戚朋友的其他礼金，他掐指一算，去年光份子钱就花了近两万元。

    礼金太高，给很多原本困难的农村家庭造成了新的负担。李春林清楚地记得，在表弟的婚礼上，他的两个舅舅都为随礼犯了难。大舅条件较好，本来想随一万元的礼，可考虑到小舅家庭困难，自己随礼太多会给小舅造成压力，就只随了五千元。即便这样，小舅也只能拿出两千元，剩下的三千元只好由姨家资助，但是也记在了小舅的名下。

    高昂的礼金不仅出现在宁夏农村，也出现在甘肃农村。

    “老家的礼金高得有些离谱。”甘肃平凉市的马广军说，近年来，随礼的金额在不断增长，姑姑、舅舅这类走得较近的亲戚家中有事，随个万儿八千的礼金已经很正常了。在农村，一般男孩结婚的礼金还要比女孩高些，“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是个负担，但大家都按一个标准走，只能硬撑着。”

    马广军强调：“行情在涨，谁都不能免俗。”5年前他结婚时，按照行情，姑姑、舅舅都随了五千元的礼金。去年冬天他的表弟、表妹分别结婚，他给表弟随了一万元，给表妹随了五千元。

    沉重的礼金负担，引起了不少地方统计部门的注意。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宁夏西吉县农民人均人情支出同比增长32.4%，远高于同期10.2%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在同属于西海固地区的固原市原州区，据统计局推算，2015年全年婚丧嫁娶人情总支出高达2.25亿元，高于文化教育和医疗保健支出，也高于农民对农业的现金投入。

    除了快速增长的礼金总额，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统计局还发现礼金的名目也多了起来。有关调研报告称，张家川县农村居民的人情消费，由传统的婚丧嫁娶、孩子满月，逐渐扩展为结婚礼、满月礼、节日礼、生日礼、升学礼、乔迁礼等。此外，人情往来对象的范围也从原有的亲朋好友向外延伸。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表示，西部农村地区过高的随礼金额，恰恰说明了社会转型时期人情关系的异化。

    贺雪峰告诉记者，以前在农村办红白喜事，没有亲戚朋友的帮助根本办不下来。因此，原来农民人情关系的本质是互帮互惠、礼尚往来。现在农民的随礼更多的是为了获取利益，增加面子，而且相互攀比也使得近几年农民的人情支出远远超过了互帮互助的范畴。

    至于种类繁多的礼金名目，贺雪峰在调研中发现，这是因为有的村民可能好几年都没有红白喜事可以操办，觉得自己这几年随出去的礼金太多，应该收回些本钱，另一方面，这些村民的亲戚朋友也想让他们办些酒席回一些本。

    “所以，有些村民就会找一些名目专门办酒席。比如说一般农村老人只办六十、七十大寿，那么有的人就会想到五十岁、五十五岁也可以办寿宴，还有建个房子，孩子上大学，甚至家里的牲畜下个小崽也要办酒席。”贺雪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