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将曾收藏的清朝大小龙邮票和红印花邮票全捐出

17.04.2015  17:57

  ▲红印花邮票属于清代国家邮政邮票,夏衍先生捐赠的是红印花联票,尤其珍贵难求。在夏衍先生的邮品收藏中,红印花邮票与大小龙邮票分量最重、价值亦最高。

  工农红军20周年纪念邮票

  上海博物馆将2015开年展览定为《方寸寄怀——夏衍旧藏珍邮展》显然别具深意。今年是这位中国著名戏剧家、电影艺术家诞辰115周年、逝世20周年。不为今天年轻人所知的是,夏衍先生还是中国第一代集邮家,他和他的家人曾两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出珍藏邮票7391件(7791枚)。77年的集邮生涯,夏衍先生经营出一份个人雅好;一辈子的家国情怀,又令他将个人珍藏视为“身外之物”,为藏品指出“送请国家保存”的归宿。爱物惜物,又不为物所累,作为一代收藏家,夏衍先生有自己的“”与“”。他收藏情怀,不理世事,不屑金钱。在江南渐渐温暖的4月,从方寸邮票勾勒的历史里出发,我们开始一场安静的缅怀,心情沾满春天的湿润。摩挲过往,邮票上起伏着一个个故事,生动而不遥远。(匡彧)

  1914年,14岁的夏衍在杭州念中学时就得风气之先,开始涉猎集邮这项始于欧洲的雅趣活动了,以1991年将邮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为截止,他的集邮生涯竟长达77年之久。

  负责本次展览具体工作的上博研究员刘刚先生说,夏衍先生一直认为,上海在集邮和鉴赏邮品方面居全国之冠,他的邮品也大多得之于上海,所以决定将毕生所藏邮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第一次捐赠在1991年2月,夏衍先生本人捐出233件邮品。第二次捐赠在2009年,夏衍先生的长女沈宁女士再将父亲留下的7539件邮品捐出。

  在这近8000件邮品中,有极为珍贵的中国第一套邮票——清朝大龙邮票和第二套邮票小龙邮票,也有在集邮界名气呱呱叫、身价高昂的红印花邮票。日本邮票和邮品也是捐赠中的重要部分。当年日本集邮大家水原明窗曾想用“一队丰田车换走一张”,夏衍先生回以哈哈大笑,这些珍品今天才得以在上博展厅中安静地被后人观瞻。在沈宁女士的第二次捐赠中,邮品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尤以苏联、匈牙利以及德国邮票数量为最多,而白俄罗斯、乌克兰、拉脱维亚、外高加索联邦等国家和地区的邮品都是难得一见的邮品,国界跨度更大,品种更丰富,从这些邮品洞悉研究东欧国家的历史和人文,显然是集邮爱好者的最爱。

  上海市集邮协会专家刘广实老先生在集邮界名声显赫,他正着手准备一场讲座,为邮友们细解如何欣赏《夏衍旧藏珍邮展》中的宝贝。在接受采访时,老先生认真地为记者介绍了这次展览中的珍邮。

  刘老先生说,在夏衍先生的收藏中,大小龙邮票和红印花邮票分量最重、价值亦最高。大龙邮票是中国第一套邮票,全套有壹分银、叁分银、伍分银共3枚,先后分3期发行。因为纸制不同和邮票之间的距离大小被分别称为“薄纸大龙”、“阔边大龙”和“厚纸大龙”。小龙邮票是中国第二套邮票,全套有壹分银、叁分银、伍分银共3枚,它是中国第一套有水印的邮票。小龙邮票先后分两期印刷发行。第一期的印制时间为1885年-1888年,因为当时打孔机陈旧,所打的齿孔参差不齐,成品多为毛齿票,故称为“小龙毛齿”。第二期印制于1888-1894年,因全部为光齿票,故称为“小龙光齿”。1896年,清政府改海关邮政为国家邮政,将银元作为面值币制,新邮资标准出现后,由于来不及印制正式邮票,于是就在已印制好的小龙邮票上加盖黑字,暂作洋银面值,充当国家邮政邮票使用。这种邮票又有加盖小字和大字两种,本次展出的小龙加盖大字邮票,当时加盖的数量就很少,目前国内留存极少,所以很是珍贵。

  展品中的另一大看点是在集邮界大名鼎鼎的红印花邮票。刘老先生介绍说,红印花邮票属于清代国家邮政邮票。清政府自1896年正式开办邮政以后,随着邮政业务的扩大,现有邮票不敷使用,于是就将上海海关委托英国华德路公司印制的100万枚红色收费凭证中的65万多枚加盖改作邮票。加盖的面值共有5种,又因字体大小不同,共分8种。其中小字肆分只加盖了200枚,小字壹圆更是只加盖了50枚,大字伍圆在当时面值极高,很少有人购买,目前已知的存世量大概在300枚左右。由于加盖数量少,且使用后保存下来的更少,所以红印花邮票极为罕见,夏衍先生捐赠的是红印花联票,尤其珍贵难求。

  每一枚珍贵邮票的背后,都有一个曲折的收藏故事。

  夏衍先生的孙女沈芸女士最了解其中的掌故。她在为展览写的序里介绍说,珍贵的大龙邮票得自于夏衍先生的几次重要交换:一次是夏衍先生致信集邮家姜治方先生,提出愿意接受任何条件,以换取对方手中的一套毛齿新票。同有集邮雅好的姜治方先生深谙邮友求票的真挚迫切心情,立刻慨然应允。随后,夏老坚守承诺,从上海老集邮家马任全处买下一枚红印花小肆分新票,回赠姜先生。文人雅士之间的交往“买卖”充满意趣,关乎金钱,又不直接染指金钱,情、谊、物、钱都在爱好兴趣之间回环,雅风盎然,风骨自见。

  另一次交换是在1955年元宵节,夏老做客姜治方先生寓所,与有意出让全部收藏的集邮家、前燕京大学校长陈志韦先生一起赏邮。滚热的汤圆落肚,夏老与陈先生也达成了“交易”,夏老一次从陈先生手中换得六七十张大龙票。吃汤圆换邮票,在甜糯中完成“买卖”,此等雅事只定格在那个年代。

  在沈芸的记述中,夏衍先生后来还从一位上海邮友处换得一组大龙光齿四方连全套。经过多年积累,夏衍先生的大小龙邮票曾达到可观的200余枚,在国内堪称第一。

  与日本集邮家水原明窗的交往则是另一段佳话。沈芸记得,自己小时候,水原多次到家中拜访祖父,两人总是坐在一起品邮研邮。夏老曾在日本留学7年,他的藏品中有不少日本邮票和古封片,水原提出用一队丰田车换取的,就是夏老收藏的古封片。在捐赠给上博的这套日本古封片集里,第一张是明治七年(1874年)实寄日本邮政明信片,年代之久远,价值之珍贵可见一斑。

  据沈芸讲,夏老收藏邮票还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他从不收藏错票。尽管错票在市场上会有很高的价格,但只看重邮票欣赏价值的夏老关起小楼成一统,只享风雅趣,不问金钱和市值。

  其实,在《方寸寄怀——夏衍旧藏珍邮展》开幕式上,沈芸女士就站在人群中。她专程从北京赶来,见证了祖父毕生所藏飨馈社会的心愿得以实现。

  “集之不易,不能分散”一直是夏衍先生的收藏思想。他从不自认为是收藏家,集邮、藏画被他自谦地归结为“人是要有些爱好的”。雅好背后,他也存有“私念”,他曾说过:“我当时收藏这些东西,除了个人爱好之外,也有一点怕文物流失到国外的意思。和我同时跑琉璃厂的人,如田家英、邓拓、李初梨等,都有这种想法。所以献出之后,就算了却一场心事也。”一生只为兴趣追索,懂物惜物,风雅自乐,但在国家大义面前,情怀慷慨,奉我全部。沈芸说:“我祖父一生都被家国情怀所萦绕,历经磨难而不悔,这不是他一个人,而是那一代人。

  再次见到沈芸,她刚从上海博物馆礼品商店里出来,乐呵呵地拿着刚买的朱耷画作印刷品,准备回京后挂在家里或赠送朋友。这样的珂罗版印刷画芯,每幅标价200元。众所周知,夏老生前另一项重大捐赠是将个人所藏的扬州八怪、齐白石等书画近百件捐予浙江博物馆。自家所藏真迹全部捐献国家,后人再买印刷品装饰居所,这种做法好像与当下价值观大相径庭。对我的疑问,沈芸更有疑问:“这不是很正常吗?我爷爷捐献的是他的东西,和我们无关。再说,如果夏衍的后代出现在拍卖场上,拍卖他的收藏,那太可笑了,简直不能想像。

  沈芸用祖父于1943年写的一首诗作为这次展览序言的结尾,并以此向先辈致敬:

  献给一个人

  献给一群人

  献给支撑着的,献给倒下了的;

  我们歌,

  我们哭,

  我们“春秋”我们贤者

  ……

  临诗动容。我们亦向夏老和一种叫情怀的东西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