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磊：用科学的理论方法指导史学研究 ——记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张磊

作者：冯爱琴

　　 张磊治学心得

　　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学研究也要不断变革，以适应社会的潮流，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堪称历史科学的灵魂。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审查，史实的辨识、考订和确认自然是史学研究的前提和依据，但历史科学决非局限于史料的排比和史实的判明，它的根本任务在于阐明社会历史各个领域和不同层次的规律性，这就要求揭示现象的本质及其必然联系。

　　日趋复杂和多变的世界对历史科学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理论、方法论的更新和多元化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史学从封闭僵化走向改革开放，着重体现在理论、方法论的发展。

　　我们的社会既需要学术价值甚高的史学著述，也需要群众喜闻乐见的“历史教育”读物。“破门而出”，如与影视媒体的“联姻”，亦为十分重要的演绎。

　　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并指出，正是孙中山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才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时值孙中山先生逝世90周年，记者采访了一位50余年来坚持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社会科学家——广东省社科院原院长、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之一张磊研究员。

　　 读史明智：

　　从“职业学生”到史学工作者

　　张磊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已经有50多年，他既是一名史学工作者，也是现当代中国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1948年春，年仅15岁的张磊在燕京大学附属中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外围“民主青年联盟”，成为一名“职业学生”。同年夏天，白色恐怖使他在进入北京育英中学高一班后不足一个月便被迫暂时避往天津，并于年底按组织指示潜赴解放区，在河北省泊头镇学习、待命。翌年初，他随人民解放军重返天津并在市军管会参与接管工作。在稍后干部“南下”的大潮中，张磊被组织安排复学，因为那时他才16岁。

　　少年时的张磊对未来经济建设心向往之。然而，由于对理科课程的搁置，在报考大学时，他选取了历史学专业。其实，张磊当时选择历史学专业与他的家庭文化氛围也有关：父亲曾经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并在大学里讲授中国报业史等课程，兄姐酷爱文史，这些使他从少年时代便阅读了不少文史书籍。尤其是鲁迅的著述，给当时还年少的张磊带来较为深刻的影响，他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对封建旧制度本质的犀利剖析引发了他读史的热望，他立志掀翻那血腥的“人肉宴席”，揭露和消灭“吃人”的制度。

　　1950年，张磊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学习生活：先是本科生，后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在翦伯赞、向达、田余庆、邵循正等诸多名师的指导下，张磊从史学的初学者起步，逐渐成长为一名史学工作者。1958年秋，张磊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前身）。从那时到现在，张磊就一直在广州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没有换过生活的城市，也没有改变过学习研究历史的初衷。恩格斯在评论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一书时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怀疑和轻视历史的启蒙，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重视历史。张磊十分赞同这个说法，并常常援引它作为自己学习和研究历史五十余年不渝的信念。

　　 锲而不舍：

　　五十余年追寻伟人史迹

　　1981年，张磊所著的《孙中山思想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的初稿正是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被学界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学者第一部系统研究孙中山思想的学术专著。然而，由于研究的是一个在当时难度较大的课题，该书从初稿到付印经历了20余年。1986年，张磊的另一部代表作《孙中山论》也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他从事孙中山研究的主要论文的结集，完成的时间跨度近30年。此后，由他独撰的《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行者》、《孙中山评传》、《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等先后出版，他参与编辑的《孙中山辞典》、《宋庆龄辞典》、《孙中山与宋庆龄》（图录）等一系列与孙中山相关的辞书也陆续出版。

　　张磊的学术研究对象主要是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围绕其革命实践、政治、哲学和经济思想以及国家建设等方面展开研究。在史学人物的研究中，争议是平常之事。论及几十年来对孙中山的研究，张磊毫不掩饰自己对伟人崇敬之情，但在研究中，他始终坚持科学理论方法的指导。在《孙中山思想研究》一书的后记中，他阐述了自己对孙中山的研究立场：“首先，我力求把孙中山这个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者和近代化前驱的思想体系，严格地放置在特定的历史范畴——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和世界之内进行分析和评价；其次，我力求全面地研究孙中山的思想；再次，我力求把孙中山的思想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加以研究。”

　　 客观冷静：

　　坚持民族的、人民的立场

　　在采访中，回顾几十年从事的历史研究，张磊说自己还“浅陋”，对自己的学术成果只聊了几句即转到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话题。在他看来，史学研究者必须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并坚持民族的、人民的立场。

　　张磊认为，在史学研究和改革中，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即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原则。他说，史学研究之所以成为科学，关键在于它拥有科学的理论、方法论。自己50多年的学术经历正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指导。因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迄今仍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指南和科学手段，因为它阐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解释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指出了群众、阶级、政党与个人的相互作用，判明了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

　　“即便是在史料搜集的阶段，也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张磊说，有一件事他至今印象深刻。20世纪60年代初，他曾为研究广东地区辛亥革命运动而搜集资料。在初步的整理过程中，他发现有关民军的资料存在一些疑点：几乎所有文献材料和回忆录表明，数量巨大的、在全省范围内风起云涌的民军曾被认为在那个社会变革时期起了“害群之马”的作用，它的被镇压、分化和遣散是“理所当然”的。对这些资料作“审查的批判”使他产生了怀疑，因为他坚信，人民群众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必须善于透过人民群众斗争的某些形式而洞察其革命内容。后来，他终于从相关的史料汇编中得到关于民军的一些翔实资料，说明民军大部分是纪律良好的，革命军政府正是依靠民军“以压迫降军与防营”。张磊说，在史学研究中，资料和观点的关系是辩证的，而观点在科学研究中处于“灵魂”和“统帅”的地位，这种作用贯穿于全部科研过程的始终，而不仅局限于“造成概念和论理”的阶段。

　　如今，已年过八旬的张磊还在坚持学术研究，他期望接下来写一部《孙中山大传》，与后继学者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