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湧：社会不能没社工 社工值得全社会敬重

　　年轻时我常想，人一定要做点出人头地的事，将赚钱视为了人生价值的主要衡量标准。经历过挫折、迷茫，进入社会服务领域后，我对自我的价值评判发生了变化。我认为，当别人提到我的时候，对我的评价是，这个人做的事情是对社会有益的，是能够惠及到别人，为别人带来快乐的，这才是真正的人生价值。我这么说这并不是因为我有多高的境界，而是社会服务首先让我本身受益了。

壹

　　当我把简历填好交上去时，那位工作人员看后当即对我的老板说：“这样，这个人我们想留下来，你再重新找一个会计吧。”

　　我用3天时间下定决心来深圳

　　1988年1月，我第一次来深圳，到蛇口找亲戚，在这里呆了3天。蛇口给我的印象特别好，楼房不高，环境优美，马路随时像刚被水洗过一样，见不到一点灰尘。

　　这里的人总有一股朝气，精神面貌与我在其他地方见到的完全不同。于是，3天内我便决定要留在深圳工作。当时，我正在内地的省直单位上班，单位是分配的，从未有过“找工作”的概念，羞涩得很，亲戚带着我到政府和企业去，我就在边上站着，由他来说，就好像要找工作的是他，我是陪同。但都没成功，3天一到，我就回去了。

　　回去之后，我没有放弃来深圳的愿望。那年8月的一天夜里，深圳的亲戚突然来电话问我：“现在深圳有家公司需要一个会计，你想不想来？”我说那可以。他又说，对方要求3天之内必须到岗。于是，我隔天就到单位请假，坐飞机到广州，再坐中巴来深圳，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坐飞机，印象特别深刻，那张机票280元，而我当时在内地每个月的工资是114.5元。

　　说实话，面对这份新工作，我忐忑得很。我虽是学财经的，但并无财务的实务经验，只知道“借贷”，何为“借方”，何为“贷方”，真的不懂，完全是赶鸭子上架。好在我们的出纳人员特别好，往往先报销再让我做账。报销的凭证我拿到手了，就拿去洗手间偷偷看别人是怎么做的；有时干脆住在办公室，反复地学。加上我毕竟有一定财经知识基础，因此，很快便上手了。

　　但大约过了半个月，我的档案还没调过来，我就去问老板，老板说，他们企业没有调人的权力，调人都要通过劳人局，就把我带到那里去。劳人局的工作人员很热情，拿出简历表让我填。接下来发生的事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我把简历填好交上去时，那位工作人员看后当即对我的老板说：“这样，这个人我们想留下来，你再重新找一个会计吧。”

　　我和老板俩人都傻眼了，就说回去商量商量。回去后，老板问我：“你咋想？”我当时没想啥，就问了一句话：“你能给我多少钱？”老板想了一下，说：“按现在一个月给你1100。”

　　1100元，相当于我在内地干10个月，我说，那我不去政府，我在你这个企业做。

　　但政府当时确实需要我这个人，每天都有不同的领导过来找我谈话。因此，10月中旬，我就到蛇口区管理局上班了。可以说，这份工作的获得，是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我作为恰当的人出现了。

　　贰

　　我当时并没有太多的人生规划，处于走一步看一步的阶段，做任何事情只是为了赚钱，希望通过赚钱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让家人过好

　　4年低谷遇转折

　　两年后，南山、蛇口合并，成立南山区，我被合到南山区财政局工作。又过了1年，正遇上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下海热，许多公职人员下海经商。我也不例外。我于1991年10月下海，与另两名朋友挤在一间向街道同事借来的小办公室里开始创业。我算是这家高新科技企业的创始人之一，在这家企业工作的6年间，见证它从零起步，逐渐发展为上市公司。在此过程中，我看到了深圳市政府在经济发展上的大力度。

　　1997年底，因个人发展需求，我离开了这家公司，并在第二年进入一家证券公司。说实话，以38岁的“高龄”从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一夜间变成另一家公司的普通员工，我心里是有落差的。但我很幸运，我的许多朋友和同学都给了我很大支持，让我能够很快从一名一线员工做到高管的位置。

　　2002年，我离职并进入一家投资公司做了2年资产管理，后因一些客观原因离开。在这之后的2004年到2008年间，可以说是我人生最低谷，同时也是最迷茫的时期。

　　这4年的多数时候，我都在内地，去云南帮朋友开矿，到江苏去做云南的旅游推荐……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这些事情我都没能做起来。说实在的，我当时并没有太多的人生规划，处于走一步看一步的阶段，做任何事情只是为了赚钱，希望通过赚钱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让家人过好。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2008年7月。

　　有一次，我到区里办事，顺路到一位领导那坐坐，他问我：“你现在在做什么？”我告诉他，我还是想出去闯一闯。他说：“你不要走了，我给你推荐一个地方。”我问哪里，他提起为残疾人服务的工作，并给区残联理事长于学智打电话推荐我。

　　后来，于理事长找我谈过几次话。一开始我对这样的工作十分抵触。但于理事长非常执着，反复向我强调做残疾人工作的意义，他有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你不要抗拒残疾人的工作，当你没做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很枯燥，但当你进入到残疾人服务里去，就会觉得它很有意义，你做出的每件事情都很有成就感。”

　　最终，我决定试试看。

　　叁

　　这种“出走”对他们的帮助非常大，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没有人知道他们，他们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带着精神残疾人“出走”

　　2008年，我参与筹建了南山区惠民综合服务社，当时，它属于残联培育的机构，第一年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残疾人的文体活动。到了第二年4月份，我们与香港利民会联合成立了深圳南山区残疾人家属资源与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这个项目是专门为精神康复者服务的，有4块主要的服务内容，一是对精神残疾人身心康复的服务，二是对家属和康复者之间的家庭关系的服务，三是为社会上心理亚健康的人群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另外就是让社会上更多人了解什么叫精神病，如何与精神病人相处。

　　正是通过这个项目，我们首次引进了“社会公共服务”的概念，也是从那时起，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做“社工”。来自香港利民会的督导带领我们工作，他们非常敬业，经常带着我们的员工入户，到精神病康复者家里去探访。探访当然时常遭拒，但他们仍不辞辛苦，一次次用不同的方式与家属建立联系，欢迎他们到我们中心来。第一年，我们的员工周六周日很少休息，每晚都加班到九十点钟，香港的督导主任带着他们一起讨论研究方案，讨论服务细节，团队中有一股很强的凝聚力。

　　我置身这样的环境中，也觉得受到感染，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前进。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那种力量就叫“正能量”。

　　在我们这里，精神残疾人士最终回归社会的例子太多。我们曾有位康复者有点暴力倾向，每天要吃好多顿饭，但每顿饭吃两口就不吃了。我们的社工上门去，第一次去他不见，社工隔着卧室门跟他说话，你问十句，他能答上来一句就不错了，去多了之后，他就自己开着门缝往外看，再多次，他就出来了，和我们坐在一起聊天。

　　后来，我们邀请他到我们中心来参与活动。当时有很多人反对，大家担心他的暴力倾向会使他发病时打人，我们就给相关部门的人做工作，允许他过来。现在，他已经是我们中心的安全保卫大使了，每天下班前，都会检查一下窗户与灯光是否关闭，每天吃三顿饭，还能帮助家人打扫卫生，这就是一种改变。

　　这些精神残疾人士甚至建立了自己的义工队伍，队里有队长、组长，他们会到社会上去服务。有一年11月，欢乐颂购物中心为他们提供免费柜台以售卖他们手工制作的产品，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价值的体现，大家都抢着干活。

　　此外，我们还是第一个把康复者和家属带到深圳以外去活动的机构，将近50人带到阳朔去。说实话，当时很多人不看好这次活动，我也担心，但我使劲给自己信心。

　　在活动的整个过程中，这些康复者和家属都让我很感动。我甚至反倒觉得，带一个健全的团队要比带他们累得多。比如，我定好2点钟集合，他们基本都会提前10分钟到场，没有一人迟到。

　　从阳朔回来时，随队的医生跟我说了句话：“你们做了我们这么多年想做但没敢做的事。”这次活动改变了很多人对精神残疾人的认知。我做这次活动，就是希望大家对这个群体的认知一定不只是出于感性，但要让大家理性地看待他们，就必须帮他们打开门，让他们走出去，你看他们在外面听不听你指挥？事实证明，他们完全可以做得到。

　　现在，他们每年出去一次，到不同的地方去，把香港、澳门、阳朔、惠州、广州等地走了个遍。这种“出走”对他们的帮助非常大，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没有人知道他们，他们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反过来我要证明一件事情——社工在社会服务当中的价值。如果没有社工一遍遍地入户访问，将他们聚在一起，对他们进行身心的恢复，让他们从每天吃两片药到只吃半片药……这些改变就不可能发生。社工的价值并不像建设高楼大厦那样明显，你每天单独看不会有什么成就感，但过段时间回头看时，成就是巨大的。

　　正规化发展不断壮大

　　2009年，我们机构有了十几名员工，我开始思考，社会服务得有行业管理，得有组织，便主动找到深圳市社协的闾晓文秘书长，提出想要加入社协。她没有马上回复我，只说哪天先到我这儿看看是否具备加入社协的条件。过了一周多，她给我打电话，说想过来看情况。她过来一看，给我的评价是：“周湧，我希望你能在专业服务方面做出品牌，我觉得你这里具备加入社协的条件。”

　　这样一来，我们就通过一些正常的程序成为深圳市社协的会员单位，可以参加包括对员工专业能力提升培训在内的很多活动，社会服务逐渐迈向正规化。

　　在这个阶段，我开始把自己所做的事情当作一份工作看待。那时候，我还没有体会到于理事长所说的“成就感”，只是觉得它挺有意思的。但有一天夜里，我正睡觉，突然间醒了，一旦醒过来，脑海里就突然想到：残疾人或许身体或其他方面有缺陷，但他们却能做到每天快乐地生活。他们每天谈论的话题是如何让自己快乐一点，女孩子穿什么衣服能让自己更漂亮点，他们都在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

　　我琢磨，他们尚且能这么快乐，我为什么不让自己快乐呢？这些想法好像一下子打通了我的“任督二脉”。我下定决心，要让自己每天都快乐。到这里，我就上升到第三个阶段——把它当作一份事业，真正地投入进去。

　　从2012年开始，我们机构完全实现了市场化，通过一些项目维持运作，并尽量减少专业的管理人员。社会服务企业有别于商业企业，它不以盈利为目的，必须精打细算，尽量将管理成本压到最低，然后将钱用于员工身上。

　　今年，我们拿出近10万元用于员工培训，将管理人员全部派出去学习，回来后与他所在的区域做分享。我的一个观点是，员工不管在你这里待多长时间，当他离开惠民的时候，回顾在惠民的日子，会觉得自己是得到成长的。

　　我也将这一年视为机构的分界年。从此时起，我们扩宽了服务的领域，正式步入社区服务，通过社区服务，了解居民需求，并积极参加市里的社会服务中心招投标，通过自荐不断壮大。

　　我们获得了深圳市残工委颁发的“十一五”残疾人社会组织工作先进集体奖，被评为四星社会组织。我本人也很荣幸，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肆

　　南山是深圳第一个引入社工服务的区，深圳是全国首个引入社工服务的城市，又是第一个将社工引进到社区服务中的城市

　　社工服务走在全国前列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社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行业。

　　我曾参加南山区组织的一个社工考察团到美国学习，被分配与一位74岁的义工共同为贫困人士送餐。如果在中国，这样的老人通常在家带孙子，颐养天年，但他却出来做义工，开着私家车，油费自己掏，送完餐后还得自己花钱买饭吃。他甚至告诉我，这件事不是他想做就能做的，他必须每天5点钟向送餐中心电话预约，且一周只能做2次。他说：“每个人都可能贫困，都有老的那一天，能动的时候为别人服务，把这个能力传承下去，等自己老了不能动了，人家也会来为我服务。”

　　这件事情给我感触特别深，为社会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是一种良性循环，这种感受我在我的家庭中也体会过。

　　家人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机构举办的活动，他们只要有时间都会参加。有一次，我们社区一位物业人员突然生了场怪病，社区希望我能发动机构捐款。我当然很乐意，回家后，无意在饭桌上说起这事，我老婆说她也要捐款，我告诉她：“你不用捐，我已经捐了几百块了。”她说：“你捐是你捐，我捐是我捐，捐款上我们是要分开的。”她便把钱给我，这事就算过去了。

　　没想到，隔天早晨，我女儿去上学前，从兜里拿了200元放到饭桌上。我问她干嘛，她说：“你不是要捐款吗？”我说：“我们已经捐了。”她说：“这是我的一份心意。”

　　这件事让我很感动。我们从来没有要求过她为别人捐款，但我们平时做的点点滴滴，孩子都看在眼里，尽管她不会用语言表达，却会用行动去做。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用行为去影响你周边的人，可能一两次不会有改变，但时间一长，改变终会发生。

　　这也是我坚持在这个行业走下去的动力，它带给你价值、成就感和无法割舍的感情。深圳市民政局作为深圳主管社会服务的部门，自2007年深圳市第一批社工诞生起，将近10年过去，走出了有自己特色的服务模式，建立了自己的服务品牌、培训体系和评估体系，同时创下国内多项“第一”：南山是深圳第一个引入社工服务的区，深圳是全国首个引入社工服务的城市，又是第一个将社工引进到社区服务中的城市。

　　与此同时，深圳市社协作为行业协会，在发展中摸索，规范了行业管理，建立了服务标准，对促进社会服务起到极大的作用，真正成为社工机构和社工服务的“娘家”。

　　周湧

　　1961年出生于吉林长春，祖籍上海。1988年来深圳，先后在政府、企业工作过，2008年创立社会服务机构。现任深圳市南山区惠民综合服务社总干事。是南山区第一届青联委员，曾获深圳市两新工委“优秀党务工作者”、南山区委“优秀党支部书记”荣誉，创立的民非机构曾多次获得全国、省、市优秀项目奖及深圳市“残疾人工作先进集体”。

　　口述时间

　　2016年4月13日上午

　　口述地点

　　深圳市前海路1366号

　　爱心大厦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施展萍

　　前期统筹：

　　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本版历史图片由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