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权在望，佛山亟须补短板

        苦丁茶

        (铭哥说法)

        8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根据该草案，包括佛山在内的230多个设区的市，或将有望获授立法权。对于多年申报“较大的市”未果的佛山，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不过，即使修正案通过，佛山要推出专属版的各种地方性法规，也仰赖于省人大常委会来确定具体步骤和时间，而相关有权机关观念的改变、技能的提升，以及社会参与立法积极性的培育，更是迫在眉睫。

        这是《立法法》颁行的第十四年，而粤版“小立法法”即《广东省地方立法条例》则是自2001年施行，并曾在2006年修订过。不过，就算在立法层面，也存在着“有法难依”的个别现象。2008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曾调研广东发现，立法中的行政主导现象比较普遍。由于立法资源多集中于政府，绝大部分的法规草案由政府起草，一些政府部门对于立法项目“有利则争、无利则推，不利则阻，他利则拖，分利则顶，提出的法规草案部门利益色彩浓厚”。这就导致立法需求与立法实践出现脱节，部门间职能不衔接，部门权力与公民权利不够平衡，影响到地方立法的质量。

        以上种种，正是提醒我们，且不急为立法权这块“天上掉馅饼”叫好。所谓法治，既是指法律(良法)之治，也是指通过法律实现权力与权利合理配置的一种社会状态。我们不妨想象，如果地方立法竟是意味着部门既有非法利益的固化、“合法化”，我们又何必鼓吹其在利益驱动下的积极、自主立法？如果社会各阶层仍不能有效参与到立法中来，加多一道程序将“红头文件”转正，又有什么意义？更何况，这一立法权同时意味着地方人大取得借由立法规控司法的权力，尽管法院有依法、独立审判的权力，又怎保其不沦落？

        不必讳言，地方政府在多数时候的“立法”冲动，是因受限于“上位法”，而感觉被限制了手脚。尤其是在城市建设、市容卫生、环境保护等城市管理方面，这也正是设区的市未来或可制定地方性法规的领域。比照佛山近年来的立法需求，我们知道，比如养犬、限摩、用地、环境整治、五区融合等，都曾面临过所谓迫切的局面。不过，终都未通过争取省级特别立法的途径，以弥补制度供给不足的困境。包括南海、顺德所实行的一些改革，自也受限于现有的法律法规，而不能有更前沿的突破。

        改革可以是突破旧体制，也可以是旧制度的新变现。跟佛山一起都在冲刺“较大的市”的温州，在这方面倒能给我们一些启示。据介绍，近年来其已争取通过了五部地方性法规，今年又提交了两部《珊溪水资源保护条例》和《雁荡山保护管理条例》。以前者为例，水资源事关温州500万人的吃水问题，但在保护过程中遇到较多问题，需要协调、综合治理，就需要一部地方性法规来调整方方面面的利益。所以，温州政府和人大常委会无疑表现积极，卓有成效，即通过市政府拟定草案，上报省法制办，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委初审，省人大法工委再审等一系列程序，最终实现省级立法权为地方服务。

        以上足以说明，立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除了具有政治性、法律性，还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在实践中，它就要求能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以日前刚通过的佛山流动人口管理新规为例，它就两次向社会征求意见，并最终吸纳了一些市民的建议。那么，未来佛山人大及常委会推动某项立法，会否也能在程序上尊重民意、民情，且符合立法精神、法律运行规律等？这就需要在专业人员和工作衔接上做好准备。

        我们很难想象，如果700多万市民对关乎自身的立法毫不关心，毫无参与的热情，300多位市人大代表、30多位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在表决、审议环节只会如条件反射般地举手、同意，那么这项权利和权力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法治门徒邵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