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在1949

庄肃明  

　　 编者按： 今天是竺可桢的生日。1890年3月7日，他出生在浙江绍兴，是近代著名气象学家，也是中国物候学的创始人，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本版介绍1949年竺可桢呕心沥血的奋斗过程及走过的道路，以飨读者。 

　　1949年元旦，阴雨下的杭州，寒风瑟瑟。

　　各大报纸刊登了蒋介石的新年文告。与此同时，竺可桢还收到了“中国共产党杭州工作委员会”的新年贺信，贺信中希望他坚持工作，保卫人民财产，参加新中国建设。贺词中还有中共杭州工委翻印的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蒋介石由原来的“戡乱到底”，变为“求和”。在新年文告中，蒋介石承诺：“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看来国民党政府已经是强弩之末，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人民希望和平，厌倦战争。

　　作为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不仅关心国家的命运，而且担心浙大的前途。他不时向人打听北平及各大学校的情况，还密切关注南京各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动态。这些学校的动态都是社会变化的风向标。

　　1月8日，竺可桢请郑石君、储闻科二人前去南京，一方面向南京政府教育部、行政院反映浙大教职员工“困苦情形”，以及浙大拮据的状况；另一方面探听和了解南京各大学的最新发展情况。

　　第二天，蔡邦华、梁希、刘庆云来看竺可桢。谈话中，竺可桢得知：中央大学行政方面虽讲要迁至广州、台湾，但很多院系都按兵不动。医学院已明确表示不迁，农学院全体教授亦主张不动。

1910年，第二批“庚款生”合影。第二排左五为竺可桢。 

　　派去南京的储润科回到杭州，告诉竺可桢，中央大学表面虽说要迁至福建，而实际甚难迁动。不过，也有少数人主张南迁，但因医、农、理、工各院多数教员均不愿意离开南京，中央大学暂时未动。

　　对浙大将来何去何从，有三种选择：1.南迁；2.暂时不动；3.与南方大学合并。在关乎浙大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面前，作为校长的竺可桢思绪万千。抗日时期，浙大师生为躲避侵略者，不得已，在极为困苦的条件下，竺可桢率领全校西迁，四易校址，跋涉五千里，最后定居于黔北遵义。那些背井离乡、艰辛困苦的日子，历历在目。竺可桢一直认为，科技工作者在国家危难的时候，要敢于担当；要在避免战争和永久和平中发挥作用。

竺可桢一家四口。 

　　1月18日，学校“应变会”向竺可桢建议加固学校围墙，以防不测；19日，竺可桢组织召开校务会，作出“即日交包工估价，由学生担任土工”的决定。在一些学校准备南迁的时刻，竺可桢作出加固浙大围墙的决定，其用意已经非常明白。破土之日，热闹非凡，苏步青当场赋诗祝贺。

　　同日，校方还成立了“安全委员会”，竺可桢把这一重任托付给他最为信赖的胡刚复主持。竺可桢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不迁移，不遣散，齐心协力保浙大。

　　1月28日是农历除夕，浙大师生在苦日子里又熬过一年。由于国民党政府和战不决，兵临城下，老百姓都处在痛苦之中。但浙大师生苦中寻乐，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以快乐的心情迎接新年的钟声。

　　新年过后，天气变得异常暖和。

　　2月1日，袁敦孔从北平来到杭州，他给竺可桢带来一个消息。北平接收后，共军入城只是一种形式，人们并没有惊惶，生活过得还算安逸。赵荣琛也从乡下回来，告诉竺可桢，诸暨乡下几乎全为共产党组织所控制，这些共产党人与当地老百姓相处得很好。这些消息，无形中给了竺可桢一些底气。下午1点，在浙大工学院大礼堂，学生自治会召集学生开会。竺可桢欣然应邀出席，他重点向学生谈了浙大不迁移的理由。

　　2月14日，为了学校的经费和薪金问题，竺可桢驱车前往上海，与上海几所大专院校的校长商量，联合起来共同给南京政府施压；并商定于2月27日，会集沪、杭、苏14所大学的校长，共同到南京请愿。

　　此时的南京政府，只剩下李宗仁这一孤家寡人，行政院长孙科已跑到广州。蒋介石虽“退隐”溪口，却仍在暗中指挥着半壁江山。所有这些，竺可桢并不知道。

　　2月17日清早，竺可桢在回杭州的车上，看到吴征铠购买的当天的《大公报》上刊登了浙江省主席陈仪被免职、警备司令周岩继任的消息。竺可桢不免一怔。他回忆起陈仪履职以来对浙大可谓 “备极爱护”，但世态的变化却难以预料。

　　2月21日，竺可桢前来送别陈仪。陈仪苦笑着对竺可桢说：“藕舫先生，我此次免职，重要原因之一，就是1月26日吴大信等5人释放之时，学生沿途贴标语，特务报告更夸大其词所致。我是真心希望和平，偃武修文。”在离行的车队启动时，陈仪还特别关照竺可桢：“藕舫先生，浙大学生的《每日新闻》，千万不要到市里销行，不要引起冲突。”送走陈仪，竺可桢终于感到“余以此，知余地位之危险”。

　　2月27日，竺可桢如约同14个学校的校长赴南京向行政院和代总统李宗仁面递呈文请愿，刚好当天行政院长孙科自广州返回南京。3月1日上午11点，李宗仁接见了他们。由于总统府的会客室坐不下16个人，他们便在外面站着说话。李宗仁的举止要比蒋介石从容得多，而且没有架子。他对大学校长们说：“战争时期，大家辛苦了。鄙人对于沪杭一带教职员的生活也极关心，有什么话要说，请不要客气。”复旦大学校长章友三即代表大家，把呈文交给他。李宗仁表示，目前困难虽多，但一定不使大家失望。第二天，他们约教育部代理部长陈雪屏一同去行政院，见院长孙科。下午，校长们即到总统府拿到孙科的批文：先发一个月的经费作为救急。

　　校长们见目的已达到，当晚乘车离开南京。

　　竺可桢因事多停留一天。

　　3月4日，竺可桢回到杭州。

　　3月7日是竺可桢59岁生日，按照我国习惯计算，这一天是竺可桢60大寿。然而竺可桢是位不矜己功的人，他对自己的生日历来秘而不宣。但有些人还是知道了竺可桢的生日，气象界准备为他出专集。浙大学生更是热情，除召开一系列庆祝活动外，还建议筹建竺可桢图书室。竺可桢听到要筹建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图书室时说：“我人尚健在，又何必有此举。”生日前，全国各地寄来大量的贺函、贺电及寿礼，竺可桢只好在《浙大日刊》上刊登启事：礼品一概不收，开会一概不到。竺可桢将贺礼全部退还，只抄录了祝文白、张默君的两首诗；然后，与夫人、松松去游灵隐寺，借此舒缓一下自己紧绷的神经。

　　此时的杭州已是香市，但连年的战火和物价的飞涨，却使得以往热闹的灵隐变得冷清了许多。原来爆满的灵隐前茶馆，今天竟无一人光顾，生意清淡。在知味斋吃午饭时，竺可桢无意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孙科辞去了行政院长一职，由何应钦组阁，杭立武出任教育部长。

　　4月1日，南京政府派张治中等和平代表团赴北京与中共谈判。在谈判的同时，南京政府企图凭借长江天险，调兵固防，以实现“南北分治”的梦想。

　　这一天，正值浙大建校22周年校庆。上午9点，上海同学会、浙大毕业生再加上在校师生，有400多人参加校庆纪念会。竺可桢作了长篇演讲，他首先谈了当前的经济近况和浙大面临的各种困难，鼓励大家：“真金不怕火来烧。”“要复兴中国，须得和平。惟和平始能增进生产、安定民生，建设和教育才有方法。”

　　就在这一天，南京中大、金大、政大的学生举行反内战、反饥饿游行，与军警发生冲突，死伤多人。省府打电话询问竺可桢“浙大是否有游行之举”，使竺可桢“甚为惊异”，这可能是当局蓄意寻衅的信号，于是竺可桢挺身而出亲自去省府进行辟谣，以示正听。

　　在这风雨如晦的日子里，竺可桢的心情反而异常平静。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读书和研究学问上。他为讲演《地缘政治学与世界霸权》，阅读有关文章；他为拟写《18世纪末中国之人口压力及马尔萨斯所倡之学说》一文，翻阅大量书刊资料。在研究这一问题中，他还把清代学者洪亮吉的有关人口问题的论述《意言·治平》一节译成英文。将一篇中国古人的著作译成英文，这是竺可桢生平第一次。

　　4月15日，国共和谈在北平结束。

　　17日，黄绍竑飞回南京报告和谈结果，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

　　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九江至江阴一线强渡长江。

　　23日，南京解放。

　　这天晚上10点，女学生史应潮和自治会杨锡龄告诉竺可桢：传说凌晨两点，军警将包围浙大。为此校园一片恐慌，女生要求搬进工学院大礼堂。竺可桢以“此传言不可信”，是“无稽之谈”，安慰同学不必惊惶。

　　第二天早晨，教育厅长李季谷对竺可桢说，省政府昨天已决定撤退到宁波，半数职员已遣散，周奉璋主席将最后离开杭州。军队都去上海了，只有退下来的军属家眷，杭州现已无兵可守。

　　这一天，浙大文学院长张其昀也匆忙来找竺可桢。竺可桢劝他不必如此惊惶，并对张讲：“如果你走，是浙大的一大损失；如果你留下，很多学生对你以往的做法又不谅解。”竺可桢劝他不要去宁波，劝他乘车去上海，因上海朋友很多，可以从长计议。后来，张其昀离开浙大去了上海，又从上海去了广州，最后去了台湾。

　　4月26日，上海传来消息，25日夜里，军警闯入上海交大，80个学生被捕。当晚又传来消息，上海各大学已被解散。从南京退下来的6000多名警察在杭州西湖边抢汽车、抢汽油，还开枪打人，浙大有位教师的亲属就伤了手臂。面对如此混乱的形势，浙大师生都非常震惊，竺可桢也只有静观事态发展了。

　　28日早晨，蔡邦华来敲门，送了一份由市政府转来的电报——俞市长烦速转浙大竺校长：望早莅沪。教授愿离校者，到沪后可设法。晓峰已到。杭立武

　　竺可桢看完电报后，立即让诸葛麒复电：“沪校被疏散，浙大师生震惊，暂难离杭。”

　　29日一大早，杭立武又来电报：“有要事相商，请速来沪。”

　　面对教育部长杭立武两份电报催促竺可桢速来上海，竺可桢左右为难。若留在浙大，杭州社会上流传多日的竺可桢要当“维持会副主席”一说，让人深陷政治的漩涡之中难以自拔。若走，竺可桢又难舍和浙大13年的情感。再“四”思量，竺可桢下定决心“不得不出之一走”，避一下风头。

　　4月29日下午两点，天下着大雨。竺可桢辞别家人，离开了与他相伴13年之久的浙江大学，独自一个人去上海面见教育部长杭立武。

　　杭州火车站情况极为混乱，大批逃难的百姓和大批国民党士兵拥挤在火车站，不管有票无票，只要来车就蜂拥而上。竺可桢用六个袁大头购买了头等票。原定两点半开车，但车厢内已挤满人。无法上去，他便又换了一节车厢，结果到了晚上10点20分才有火车头来接。国民党士兵撤退的景象，在竺可桢4月29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车轨上均满塞车厢，第八轨上有敞车多辆，满载军士家属，行李堆积如山，男女均在大雨中，衣裤尽湿，乃至车厢下引火干之。”车虽开了，但走走停停，这一夜让竺可桢饱尝了兵荒马乱的滋味。

　　4月30日中午，竺可桢在凄风苦雨中到达戒备森严的上海，在上海中央研究院稍作安顿后，即打发陪同他来沪的人员回杭，并让其转告夫人陈汲，叫她放心，他“决不去台湾或广州”。

　　下午3点，竺可桢到建国西路570号见教育部长杭立武。杭立武电报中的“有要事相商”，就是希望竺可桢去台湾，当即被竺可桢拒绝。

　　晚上杭立武又送来2000万元和袁洋五元，劝说竺可桢回心转意。

　　5月2日，杭立武又来劝说竺可桢。

　　5月6日，竺可桢在上海的马路上不期遇见蒋介石之子蒋经国。蒋经国邀他去台，被竺可桢婉言谢绝。

　　在上海期间，竺可桢不停地会晤朋友和学生，劝说他们留下。5月1日，在会晤郑子政时，竺可桢告诉他：“公司与政府性质是不同的。我作为浙大校长，教育部有令，我不得不来上海。公司为营业性质，是否随公司迁移，乃道义上的问题。”郑子政并没有听进老师的肺腑之言，最后还是去了台湾。

　　在上海期间，竺可桢非常关心气象局的事情，他多次与赵九章一起，讨论气象局面临的困难。5月7日，竺可桢与赵九章来到上海市大西路377号的上海气象台，会晤气象台台长程忆帆（即：程纯枢，后为中央气象局总工程师、中科院院士），得知上海气象台还有180多人，已备好了两个月的粮油，短时间内还能应付，但职工薪水很久都无着落。5月9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气象局同仁好久未发薪，目前各人及家属均在局中坐吃。” 对上海气象台久无薪水可发的困境，竺可桢显然忧心忡忡。当时，上海气象台是华东区最主要的气象台，每日绘制四次天气图，从事天气预报及警报的发布工作，业务范围为华东沿海及上海本埠。所以，上海气象台的稳定，对大陆其它台站的稳定至关重要。

　　战争逐渐向上海逼近。5月13日清晨，天阴沉沉的，远处炮声隆隆。撤退的150多名交通警察驻进研究院，并向职工借用家具和棉被，其为“借”，实为抢。此时的混乱程度可想而知。16日，炮声尚有零星，但是子夜后开始密集。17日，亦不断有炮声，下午密集，黄昏时都没有停下来。子夜12点又有炮声，使房屋都被震动，“迄明晨不止”。前一天中午，竺可桢接到傅斯年从台湾发来的电报，邀请他到台湾大学任教，竺可桢仍复函辞谢。夜间炮声及轰炸声连绵不断，子夜12点时，尤为猛烈。

　　5月19日早晨，竺可桢又收到杭立武自广州发来的电报：“请与上海医学院朱院长接洽，乘机飞穗……”竺可桢看后仍是一笑了之。

　　这天晚上，上海战斗极为剧烈，炮声密集如年夜的爆竹声。竺可桢却不知这些天的密集炮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攻的开始。

　　5月23日，院中驻入的警察已撤走，但竺可桢不知何故，总感觉心神不宁，“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

　　24日晚，上海市市长陈良、警备司令陈大庆均弃职出走，留下赵祖康代为守摊。这天晚上，密集的枪炮声不绝于耳，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四面八方向上海市区发起全线进攻。天亮时分，苏州河以南市区已被解放军攻下。

　　25日，竺可桢吃早点时，听说国民党军队已全部撤退。8点，竺可桢外出查看，自岳阳路至永嘉路即见青年穿草绿色制服，衣服左胸口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字样。在永嘉路与衡山路席地而坐的军人有数百人。数日前国民党军队在街头用沙袋筑成的堡垒均变成电话站。街上车水马龙，“无异于前昨”。“政府虽已改易，而人民可说毫无骚扰”。这是竺可桢看到人民解放军进城后的第一印象。26日，闸北、北四川路一带还有战事，但市区大部地区已经恢复平静。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公共汽车已照常行驶。解放军在路上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仁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午后睡片刻。二点至科学社”“唔农山，谈及科学社前途，……谈及政局，农山与余意相合，以为国民党之失，乃国民党之所自取。蒋介石十年来刚愎自私，包揽，放纵贪污，卒致身败名裂，不亦可惜乎？余谓唐明皇开元、天宝二个时期截然不同。有一杨国忠已足以偾事，何况如杨国忠者尚不止一人乎？”

　　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

　　竺可桢和往常一样，6点30分起床，洗漱后吃过早饭，接到谢家玉的电话，说诸葛麒来电报了，报告浙大一切安好。下午，竺可桢乘22路公共汽车去大世界，沿途人海如潮。时有汽车疾驰而过，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在大新公司楼上悬挂着毛泽东、陈毅的画像。霞飞路店铺都开了，大街上时有学生队伍敲锣打鼓游行，有些女学生还把鲜花插到解放军的衣襟上。

　　下午4点，吴有训来找竺可桢。竺可桢感慨地对他说：“民国十六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科学对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这是竺可桢发自内心的期盼，也是一位科学家对新旧政权的政治表态。

　　站在新旧政府交替的门槛上，竺可桢还是有些迷惘。他有着深厚的政治资源，国民党高官邵元冲、蒋作宾是他的姻亲，国民党大佬吴稚辉是他的远亲。他与宋氏姐妹有很好的私人交情，与翁文灏也有深交。竺可桢还深得蒋介石的信任。这些政治资源，随着新旧政权的更替可能还成为历史的包袱。此时此刻的竺可桢虽有些迷惘，但却充满着无限希望，因为这是一条崭新的光明之路。

　　上海解放后，竺可桢最牵挂的是身在杭州的妻子。从6月1日至6日短短的6天内，竺可桢就给夫人写了4封信。他想，这一个多月来，夫人一定比自己更加心神不定。在杭州解放之前，曾有人拿报纸给他夫人看，说竺可桢已去台湾了，你怎么办？并表示愿意为她弄到飞往台湾的机票，以便家人团聚。他夫人心中有数，她了解丈夫，相信丈夫临别时说的那句话，“绝对不离开大陆”。

　　6月3日上午，儿子希文到上海出差来看父亲，竺可桢格外高兴，亲自陪他在上海走一走，还一同吃了粽子，最后将他送到车站。

　　送走希文，竺可桢回到住所。有人告诉他有位姓胡的约下午再来。下午3点钟，有人叩门，竺可桢开门见是一位军人，仔细打量，原来是思梅的丈夫胡鸿慈。时间过得真快，一别三年有余了。坐定后，竺可桢迫不及待地询问梅儿现在何处。听到此言，胡鸿慈悲痛难言，过了半天，才说出“梅她已经不在人世了”。说罢，捶胸痛哭。

　　他们俩原来在山东解放区。1947年5月13日，梅儿在联总和平医院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渴平，即渴望和平之意。后他们随部队到了大连。1948年7月4日，梅儿又生下一个女孩，取名思梅。产后尚未出院，她的气喘病就连连发作，医治无效，于1948年9月6日中午12点在大连病逝。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震呆了竺可桢。过了很久，竺可桢才缓过神来。他想起梅儿短短26年的人生旅程，想起梅儿寄来的信及全家合影，相约父女解放后再见面，没想到梅儿的约定竟永远无法实现了。

　　夜深时分，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心痛万分的竺可桢伏案疾书，尽快把梅儿去世的消息告诉远方的妻子和几个孩子，以此来舒缓对女儿的思念。

　　第二天早晨，竺可桢把悲痛深深埋在心里，和往常一样，6点30分起床，上午阅比尔等的《中国气候和天气》一书，下午准时出席院里召开的所长周会。（未完待续，剩余部分将于3月10日四版刊登）

　　 （来源：《中国气象报》2016年3月7日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