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卖青春”救母续 等待10年未放弃成功手术
10年前，为筹钱治疗金秀兰的尿毒症，儿子齐金光准备登报售卖10年青春，得到好心人10万元救助挺过难关，今年2月终于获得肾源成功进行移植，术后，齐金光将母亲每次小便的时间和量都认真记在小本上。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昨日，在解放军309医院进行术后治疗的金秀兰坐在病床上等儿子返京。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这些年来什么都没给儿子，除了负担。”做完肾移植手术没多久的金秀兰，躺在解放军309医院病床上又想起了儿子，说着说着就流眼泪。
这是金秀兰患上尿毒症以来，齐金光第一次把母亲独自留在外地，因作为锦州松山派出所代理副所长，他不得不回去处理工作上的一些事。而10年前，当齐金光还只是警校生时，金秀兰就患上了尿毒症，当时为了筹钱救母，齐金光曾跑到报社准备登广告：“筹10万治病款，愿免费为对方打工10年。”
儿子考上警校母亲查出尿毒症
金秀兰今年54岁，过去近11年一直生活在尿毒症晚期的病痛中，依靠透析维持，她的右眼已因长期透析导致的高血压失明，左眼残存视力仅有0.6，3米远的电视里只能看见人影子。
今年2月，近10年的等待，她终于等到肾源并接受了移植手术，摆脱了浮肿的身体骨瘦如柴，干巴的胳膊有深紫色痕迹，和突起近5厘米的大包，“都是透析留下的。”
寻常人很难坚持如此长期的透析，金秀兰回忆每次透析后都有一天“像个死人”，好不容易缓过来又要再来一轮，但她有个不离不弃的儿子齐金光，独立支撑这个低保家庭走过了11年的求医路。
11年前，在得知齐金光考上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后的第9天，金秀兰被确诊为尿毒症晚期。
“之前只是觉得身上没劲。”金秀兰不愿影响即将高考的儿子，将就医时间一推再推，没想到患上的是这治不起的病。
要么肾移植，要么长期透析续命，无论哪种对于这个拿低保的家庭来说，都是无能为力。
“医生跟我儿说，不透析或者换肾，你妈妈只能等死。”金秀兰说当时想过放弃，但被儿子拒绝，“他说有妈的地方才是家。”
乍闻噩耗，齐金光第一反应是“蒙了”，“像天塌下来一样”，回家前他跑到路边哭了半宿，之后调整情绪回家安慰母亲。
“我必须得乐观。”1984年出生，当时刚满20岁的齐金光，决定撑起这个家为母亲治病，他将自家住的小两居卖了53000元，为母亲筹到了第一笔救命钱。
用光卖房款欲登报“卖青春”
确实如金秀兰所说，尿毒症是个“治不起的病”。
每周三次透析，每次400元，再加上其他治疗费，金秀兰每月治病要花1万多元。53000元卖房款，很快就被用光了，而金秀兰的病情，也拖不到医保报销下来再去治。
那时齐金光已经读大二，为省钱在学校捡瓶子，经常到广告栏寻找合适的招工信息，还自己发过打工传单，“扫厕所、搓澡、端茶倒水……都能干”，但对于高昂的透析费，这些都是杯水车薪。
没有办法的齐金光，最终硬着头皮走进报社，希望刊登一份预售自己青春的广告，以“愿意免费给对方打工十年”，来为母亲筹集10万元的治病款。
齐金光是背着母亲做的这个决定，父亲也支持他，“我爸说，你妈没白疼你。”
虽然这份“卖青春”的广告未刊登，但齐金光作为报道对象出现在很多新闻中，“警校生售青春救母”的新闻被广为转载，也为母亲的治疗带来了转机。
2006年3月，一通电话打到了齐金光寝室，对方要走了他的银行账号并表示会汇款帮忙，却叮嘱不要试图寻找自己，“他说，不需要报答，要我将来做个好警察。”
齐金光的账户如约汇入10万元，捐款人却再无音信，“毫无蛛丝马迹”，他曾到银行询问对方信息无果，“他曾说过跟我见一面，后来又说忙着出国，就再没消息”，连“恩人”的来电号码最终也无法拨通，唯一的印象是大约40岁，说话言简意赅。
“只能记住人家的嘱托，做个好警察。”身为“准警察”，齐金光在剩下两年的警校生活中一边打工赚钱，一边带母亲透析，“生活费和学费都是自己挣的，人家的钱全用来治病。”
直到2009年，齐金光毕业，成为锦州松山分局松山派出所的一名基层民警。
两点一线为母奔波寻肾源
匿名好心人捐助的10万元，解了齐金光的燃眉之急，毕业入职后，齐金光四处为母亲寻找肾源，因为他和父亲都是A型血，无法为O型血的金秀兰供肾。
齐金光的生活固定成了派出所和医院的“两点一线”，在维持每周三次的透析外，他还利用周末前往武汉、沈阳等城市，为母亲寻找肾源。
经济上的窘迫始终伴随着他，为省钱全家人住在锦州郊区的出租屋内，每月租金700元；同样为了省钱，他出行只坐最慢的绿皮车，到沈阳都要“晃悠”三四个小时。
“夜里赶车，凌晨5点半到医院排队。”排肾源的奔波中，齐金光通常用矿泉水加面包的套餐打发自己，“能省就省”。
日常生活同样如此，20多岁他极少买衣服，“别人家的孩子买新衣服，出去玩很正常”，金秀兰说起儿子的困苦就掉眼泪，“他只买十多块的衣服，还得是必须买的情况下。”
但在松山派出所所长沈军的眼里，齐金光完全不是身负重担的样子，“天天乐呵呵，看着没愁事儿。”沈军还是在两年前，询问齐金光为何总周末调班，才知道他母亲常年透析的事情。
“从没耽误工作，”沈军说，齐金光是所里勤奋的榜样，6年里没休过年假，他负责内勤和台账等琐碎工作，有时也出警，所里人员不够每三天还要安排24小时值班，齐金光从不推辞，“开会都拿他做榜样。”
工作6年里，齐金光立过三等功，逐步被提升为代理副所长，还成为松山分局的后备干部，“他的成绩有目共睹。”
寻找肾源近10年，齐金光等来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好消息，有了合适的肾源，可20万元的移植费用又难住了他。
沈军知道后，让齐金光带着母亲立即出发。
而他自己连夜向4个朋友求助，为齐金光凑够了这笔救命款，“这是急事，没想过他能不能还。”
攒了6年的年假一次请完照顾母亲
两次绝处逢生，金秀兰终于熬到了肾移植手术完成。因之前齐金光也曾带着母亲在解放军309医院求医，主治医生建议他带母亲进京接受术后治疗。考虑到北京离锦州更近，母子俩3月初，搬进了309医院的病房。
为了更好地照顾母亲，齐金光将此前6年积攒的年假一起请了，全程陪护母亲。
他在病房阳台搭了个折叠床，悉心照料母亲的饮食起居，“男孩儿女孩儿的活他全干了”，金秀兰心疼儿子，“他一米八的大个子，现在只有110斤，上学时还有130斤呢。”
齐金光觉得挺好，能陪着母亲让他心里踏实，他笑称折叠床是“狗窝”，因为“谁家养小狗不都那么铺床吗”。
27日，所里有急事，齐金光只能返回锦州，这也是多年来他第一次将母亲独自留在外地，“担心”，他按点给妈妈打电话，提醒吃药并把尿量指标情况记录在小本子上，“计划着周日（29日）回北京。”
计划赶不上变化，昨日上午听金秀兰说有指标增高，齐金光立刻乘车返京，“路上就开始胡思乱想”，他极力说服自己，这是正常现象。
乘地铁到四号线安河桥北，为省钱齐金光步行近2公里回到医院，看到母亲才彻底放下心。
“还要一年多，才能彻底稳定下来。”金秀兰总觉得自己耽误了儿子，“知道家里这个样子，连个对象都不谈。”
齐金光觉得没啥，“家里过不好也没那个心思”，他现在还欠了30多万元外债，以每月3000元的工资，不知要还多少年，不过至少给妈妈换了肾。
金秀兰则盼望着，能安稳度过术后这一年，然后儿子好好相个对象。
新京报记者 黄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