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改革面临人事制度改革新课题

“地方政府对应当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要彻底放、不截留，对上级下放的审批事项，要接得住、管得好。”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要接得住、管得好”的表述，说出了地方政府在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力度中，需着力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去年，一位投资人想在沈阳申请办一个幼儿园，结果材料报上去迟迟没有回音。此事反映到区领导后发现，以往这种审批事项归沈阳市民政部门负责，现在下放到区里。由于区里从未办过此类审批，所以工作人员现查文件现研究，谁也不敢动笔。

记者在基层采访中发现，由于权力层层下放，基层政府增加了许多管理事项，人变得越来越忙；但因不熟悉新的管理业务，处理事情有些摸不着头绪。而原有的放权部门在放权之后，相比之下越来越闲。

“庙已经搬走，老和尚还在原地打坐，新庙的和尚又不会念经。”辽宁省政协委员王庆林说，中央简政放权受到基层拥护，但由于人事制度改革没有同步，“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针眼没大，线还粗了，放权容易接权难。”

对于“接权难”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南岭社区党委书记张育彪颇有感触。他说，现在大量的事权和与之伴随的责任下放，让基层干部感觉“力不从心”。“以前市里区里审批时如果群众有意见，基层还可以从中调解，发挥缓冲带作用。现在直接把最基层干部推到第一线，人没增加，面对的矛盾更多了。”

山西晋中市委书记张璞说：“长期的计划经济和审批经济，使得体制内养了很多庸人、闲人、懒人，不让他们审批，他们干什么去？权力下放了，中间的人却越养越多。如果说事权取消或下放是简政放权的突破口，那人事制度改革则是简政放权成败的‘定音锤’。”

2014年4月，晋中市开始对市本级的各项行政权力进行集中清理。结果发现，晋中这个400多万人的地级市，仅市级的行政权力就达7000多项。

“这个数字真把人吓了一跳！经过认真研究分析，许多行政权力是没有法律依据、过时或出于部门利益考虑而设立的，经过甄别后有三分之二的权力被‘挂起’，如果要用，必须向市政府请示，一年内不用自行取消。”晋中市市长胡玉亭说，解决好“减人”的问题，才能解决好“减权”的问题。在重新梳理权力清单的同时，晋中市对原来分配给权力部门的公益岗位大幅削减，分配到公共服务部门。

一些基层官员和群众建议，需对各地行政权力进行统一清理，并通过启动相关人事制度及部门体制等配套改革，让简政放权真正落地“最后一公里”。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审计局副局长丁时勇说，国务院各部门去年全年取消和下放了246项行政审批事项，可以说是动作快、力度大。通过不断取消和下放审批事项，激发了市场活力，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公信力的增强。

但他认为，简政放权改革仍需要深层推进，特别是要破除部门利益的束缚。“有的部门只顾行使权力，而不履行义务，致使政府在审批后续的监管和公平秩序维护等公共管理方面事中、事后监管严重缺失，在对涉及民生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以及对自身行政行为规范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位，影响了政府公信力。”他说。

为此，他建议，应加快政府组织体系建设，全面实现政府职能、工作程序、监管方法等的法定化；以严格的组织架构、决策机制和行政程序为保障，进一步强化和提升政府在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能力。(记者冯雷 李建平 叶前 杨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