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化学战、劳工役血泪凝成桩桩铁证
观众观看整齐陈列在展柜中的劳工档案
刘宗歆的照片和使用过的钢笔
主题语
七十年，沧海桑田。关于那场八年血战，我们到底该纪念什么？传承什么？警醒什么？
本报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数千展品中，精选其中数十，将之转化为“纸面展览”，呈现于广大读者面前。请随我们一起走入“展现”，循着一件件实物，回溯那些或悲壮或传奇的战争故事；走近那一个个沥血不屈的前辈英雄，贯通时空、贯通热泪、贯通血脉，把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旗，扬得更高。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最沉重的莫过于日军暴行这一部分展览。405份劳工血泪档案，731部队使用过的细菌培养箱、烧瓶、做人体活体实验的骨锯、细菌炮弹、防毒面具及其修补箱和日本开拓团使用过的武器等等，一件件活生生的器物昭示着过往一桩桩凝结着血与泪的历史事实。
【首次公展】
在劳工档案里看到亲人名字 很多家属泣不成声
将日本侵华士兵彻底赶出中国，我们用了八年。八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对中国人来说，这八年的遭遇就是一个黑洞。尽管这灾难的制造者中总有一些人不愿意直面历史，推脱、狡辩，但证据难以磨灭。
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不仅虐杀中国士兵、妇女儿童，而且还将劳动力强掳到国外。为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严重不足，日本采取了“以战养战”政策。1943年至1945年，日本在中国占领区先后强征了4万余名中国劳工，赴日本135个作业场所从事无偿苦役。日企剥削中国劳工的手段残酷，欺压极其残暴，造成众多中国劳工死伤。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劳工在日本死亡人数达6830人。
在抗战馆中，专门有一部分是介绍中国劳工赴日的生活状况。这些劳工被抓到日本后，被强制从事军事工程、筑路、开矿、拓荒和大型土建工程等劳役，遭受非人的虐待。现场图片显示，劳工在务工时旁边都有佩戴刺刀的日本士兵监督，很多劳工骨瘦如柴。
在展馆中，一批特殊的资料吸引着人们的注意，这是一批记录中国赴日劳工档案，包含被强征赴日劳工的姓名、契约书、死亡诊断书等资料。这批档案极为珍贵，一名爱国华侨保存了半个世纪后，捐赠给了国家。
这是一套纸质的劳工档案，被装在牛皮纸袋里，共计120袋，包括日本35家企业的124个作业场的373份报告和日本外务省备忘录、报告书32份，总计405份。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和盟军司令部多次向日方提出通报中国劳工在日情况。直到1946年初，在国民政府一再要求下，日本外务省才确定调查方案。2月，各作业场报告汇总到外务省。3月，外务省委托16名调查员分成4个组，分别赴各作业场开展现场调查，写成了《备忘录》。6月，外务省以这两个材料为依据，写成了《外务省报告书》。
当意识到这份资料将成为罪行证据后，日方始终不愿意交出材料，之后日本政府密令外务省烧毁上述原始档案材料，但中途被执行任务的相关人员保留了下来。
1950年11月1日，在日华侨在东京浅草的本愿寺举行中国死难劳工第一次慰灵追悼会。日本外务省一名曾参加调查中国劳工的工作人员联系到了当时任东京华侨总会副会长的陈焜旺先生。这名工作人员说，当外务省要求他们烧毁《外务省报告书》及相关材料时，他觉得这些材料非常珍贵，因此悄悄地保留了三套材料。之后他从报上得知东京华侨总会举办活动后，想把材料送给陈先生。
陈先生在一个夜晚开车将材料取回，但没有看清这个人的模样。材料取回后，陈先生将其分别放在几个地方精心保存。由于各方面原因，日本右翼知道这个消息后，企图偷走材料，但是没有得逞。目前，剩下的两套已经下落不明，只剩陈先生这一套，所以极为重要。
1993年5月17日，东京华侨总会通过日本NHK电视台，向社会公布了各作业场报告和《外务省报告书》等珍贵档案。这些材料的再次出现，成为日本奴役中国劳工最直接的证据，也是对日本右翼最有力的驳斥。此事逼迫日本政府一改以前否认的态度，承认了《外务省报告书》及相关材料的存在，也不得不承认当年强掳中国劳工的历史事实。
此档案公布后，也成为中国劳工维权的证据之一。相关律师透露，从1995年开始，每个劳工诉讼案件都会涉及该档案公布的资料，包括名单和死亡报告。很多案件在一审、二审胜诉，律师认为，日本方面在事实认定上是承认这一资料的。
在默默保存这份资料半个多世纪后，2013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82周年纪念日，已90岁高龄的旅日爱国华侨、东京华侨总会名誉会长陈焜旺先生将整整7箱资料交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保存，其中包括记录了日方强掳中国劳工的《外务省报告书》及附属档案。
这些用日文记载的、已经有些发黄的纸质档案共120袋、405份，包括日本35家企业的124个作业场的373份报告和《外务省报告书》及附属档案，保存长达半个世纪实属不易。报告中写有企业的名称、企业所在地，其中不乏三菱、三井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知名企业。同时，档案内还记述了企业概要、劳工的契约书和疾病、伤害、死亡等信息统计。
在抗战胜利70年之际，这批珍贵的档案在抗战馆首次公展，并且将长期展出。抗战馆为这些资料证据量身打造了独立展柜，按照编号进行整齐展陈，配以适度的照明，既保证了资料的展陈效果，同时尽可能延长纸张的寿命。在展馆里，也首次展出了劳工的个人物品，包括被单残片、饭盒、饭勺，还有劳工证件。在这其中，有一个展品是劳工耿谆遗骨的弹片。耿谆在1944年参加豫中会战时被日军俘虏，并被强掳到日本做劳工。
长期以来，抗战馆致力于收集日本奴役中国劳工的档案资料，但收获甚少。劳工的个人物品也非常少。陈焜旺先生捐赠的405份日本奴役中国赴日劳工档案，填补了抗战馆的空白，这也是日本奴役中国劳工的“铁证”。
在这份资料刚刚抵达中国时，抗战馆对其进行了小范围的公布，有多名劳工的家属来到抗战馆查找长辈的信息。这批档案主要记录的是来自河北和山东的劳工，过了这么多年这些劳工的孩子也已经是六七十岁。在日文档案里看到亲人的名字时，很多家属泣不成声。有劳工家属说，听长辈讲劳工们一天进行高强度体力劳动达12至16小时，连半饱都吃不到。来自河北藁城北洼村的路存介说，父亲在1944年被征做赴日劳工，当时他只有10岁。一家人失去了顶梁柱，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历尽千辛万苦将其兄弟姐妹抚养成人，而父亲再也没有回来。
根据日本学者田中宏的研究，日本实际强征的中国劳工人数为41758人，在乘船前死亡2823人，实际到达日本38935人。分配到日本35家公司的135个作业场所，几乎遍布全日本。据统计，中国劳工平均5个人就有一人被夺去了生命。
【其他展品】
反细菌战斗士刘宗歆：“疫势未减，很忙短时间不能走开”
在日军侵华过程中，日本公然违反国际法，在中国以及日本国内组建大批生化武器，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使用生化武器多达2000余次，造成中国军民大量伤亡。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位于哈尔滨附近的平房区，他们一边进行人体活体实验，一边将实验结果转化为武器，用于其他战场。
731部队为了制造各种细菌武器，尽快得到实验数据和更直接观察的效果，通过人体实验，残害被俘虏的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在抗战馆里，展出了731部队的一些细菌武器，包括培养细菌的培养箱、烧瓶、做人体活体实验的骨锯、细菌炮弹等。这些展出的物品，也是日军实施细菌战的铁证。
细菌战造成大量中国军民死亡，新四军军部后方医院医疗队长刘宗歆成了反细菌战的斗士。刘宗歆，1912年6月出生于浙江上虞县横塘乡，后被在上海一家银行工作的父亲接到身边读中学。父亲希望他今后学习金融专业，刘宗歆却认为中国医学落后于世界，更愿意学医。1933年9月，刘宗歆不顾父亲反对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宗歆进入红十字会，在后方医院积累了经验，也在伤员中获得了好口碑。工作之余他教妻子陈娟应急护理常识，并让她参加包扎、换药等护理工作，同时积极向妻子介绍新四军抗日救国的政策，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和妻子一块加入新四军。
1939年开始，侵华日军对浙江多地实施了细菌战，成千上万军民因疫情而丧命。刘宗歆主动请缨，深入到疫情最严重的地区。1941年6月20日，刘宗歆被聘任为浙江省衢县临时防疫处隔离医院医务主任。当时义乌县城暴发了严重鼠疫。刘宗歆在义乌城乡各个鼠疫灾区来回奔走。当年12月26日，刘宗歆在写给妻子的书信中还提到鼠疫疫情，“十日来信收到，我在义乌诊治鼠疫病人已得五十多人，半死半活（发病后一天内服药者多治愈，二天后服药者多死亡），疫势未减，很忙短时间不能走开。”但短短几天后，12月31日，刘宗歆就感染鼠疫，后因缺少药物，延误救治时机，刘宗歆在义乌去世，以身殉职，时年29岁。这封家信以及刘宗歆曾使用过的钢笔，展示在抗战馆内。
防毒具补修函：是日军曾使用化学战的有力证据
在731部队旁边，是化学战的遗迹，深绿色的防毒面具让人看起来极不舒服。日本在侵华期间大规模使用毒气，几乎遍布中华大地。
在展馆内，一件比较罕见的物品是防毒具补修函。一个白色的金属箱，里面装着的修补防毒面具的小工具。防毒面具比较常见，但修补箱却很少见。尽管日本右翼也在否认化学战的存在，但这一修补箱却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因为如果没有使用防毒面具，就没有修理工具存在的必要，既然存在，就说明日军确实使用了防毒面具。这个工具箱在湖南常德发现，湖南常德正是日军大规模实施化学战的区域。
化学战在当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伤害，直到现在也还在给中国人民的身体及环境带来威胁。日军投降前夕，为了掩盖罪行，日军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或遗弃。目前，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现被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吉林省哈尔巴岭是中国境内迄今发现的最大日遗化武埋藏点，埋藏化学武器33万枚。就在2003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还发生日军遗弃化学武器毒气泄漏事件，造成43人受伤，其中一人死亡。1999年7月，中日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日本政府正式承认在中国遗弃了化学武器。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要求，日本应该在2007年4月前销毁遗弃在华全部化学武器，延期至今，仍未完成。
开拓团刺刀：来的都是强盗
1936年5月，日本关东军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大批日本农业贫民源源不断拥入中国东北，成为“日本开拓团”。到1945年，日本组织了共计14批次，总数为7万户、20万人的集团式开拓移民团。
尽管日本一直号称开拓团是居民移民组织，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开拓团是一个半军事化的组织，经常会组织军事训练。通常的居民移民，比如有中国人到俄罗斯去种菜，因为俄罗斯人不太擅长种菜。移民组织并不会抢占地盘，也不会进行军事化管理。但日本开拓团是一个有很强武装色彩的组织，不是简单的移民团。这一点，展览中展示的开拓团武装器械刺刀就是佐证。
开拓团的第一批移民用火烧和殴打的方式驱赶中国农民，抢夺农田。后期以十亩地一元钱的价格强行收购中国人的土地，并且以“治安肃正”为借口，挨家挨户翻箱倒柜，推墙掀地窖，搜寻农民的土地凭证。
在开拓团进驻东北后，开拓团也出版自己的刊物，就是《开拓画报》，以向本国人民以及开拓团居民展示开拓成果。这些画报，在抗战馆也有展出。1936年广田内阁发表“二十年百万户移民”方案，此方案被列入日本政府的七大国策之一，方案中计划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共计500万人。
文/本报记者 匡小颖 摄影/本报记者 魏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