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救护车让道不能止于道德诉求

　　日前，深圳市公布了救护车“无忧避让”制度实施一年多以来的情况。一年以来，深圳共查处未依法避让的违法行为532宗，记录主动避让的车辆2500余辆，7个区域救护车平均到达时间有了不同程度缩短。处罚不给救护车让道的司机，在我国看起来是一种新鲜事，在发达国家却也大抵算是惯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执行紧急任务时，可以使用警报器、标志灯具；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但如何理解“应当让行”中的“应当”，经常见仁见智。一些车主认为“应当”仅仅是道德领域的事情，不避让不过是良心受点谴责，离受处罚还“八竿子打不着”。可实际上，法律上的“应当”业已包括“必须”的概念，因此，如何落实成文法则成为了一种考验。2014年5月，深圳市交警局率先探索，协同急救中心建立了“无忧避让”制度，开展了对不依法避让执行紧急任务救护车违法行为的整治行动，同时对因避让而违法的车辆采取免罚制度。制度实施以后，深圳社会车辆对执勤救护车主动避让率明显提升，可见效果颇佳。

　　其实，到欧洲走一遭不难发现，“给救护车让道”早已成为一种惯例。其中，最典型的国家就是以高速不限速著称的德国。一边是高速大多不限速，一边是严格按照规矩行车，遇到救护车立即让道。德国司机考驾照前，第一关就是学会通过鸣笛声音传来的方向避让救护车，以及认识避让救护车的特定通道。而救护车在德国是享有特殊路权的，一旦鸣响警笛，在道路上其他车辆就必须避让，否则发生交通事故，救护车是免责的。“给救护车让道”不仅体现在对救护车路权的保护上，也体现在对其他车辆的惩罚上。早在1982年，德国就成为全球首个“给救护车让道”立法的国家，强制要求所有车辆为救护车让道，影响严重的，将承担高额罚款乃至被检察机关调查，处以刑罚。德国人良好的行车习惯也就因此而逐渐养成。还有一个案例就是他们对应急车道的使用：即使高速堵车，绝大多数德国车主也不会去占用应急车道，若是有人在应急车道行车，基本上会遭到集体鄙视。

　　道德约束是一种软约束，法律约束才是硬约束。“给救护车让道”若局限于道德领域的伸张，则难以规避“人性的弱点”，只有变成硬约束，才能更好形成遵守道路权的交通共识。人人都有道路权，这算是一种普遍权利，但在普遍权利之中，也有轻重缓急之分，保障救护车的特殊路权，是为了救死扶伤，这与某些特权车昔日无事拉警报是两个概念。因此，我们既要进一步打击滥用警报器、滥用道路特权的现象，也必须保护急需保障生命安全的救护车的道路特权。当然，警报器的拉响行为也需得到监督，无事拉警报的行为应严令禁止。医院不同于公权力机关，本身并无行政处罚权，这也导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救护车的警报器不那么管用。从“不管用”到“管用”也需要公众有一种新的认知，得到一种新的约束，明白“给救护车让道”不是彰显道德优势，而是一种法定责任行为。

　　立法“给救护车让道”，惩治不让道者，久而久之，养成习惯，自然是对国民交通素养的提升。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