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虚拟财产保护不应成盲区 业内呼吁立法保护
本报记者 朱宁宁
今年6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初次审议了网络安全法草案。草案自7月6日起在网上全文公布，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网络安全法正式进入国家层面的立法程序。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互联网法治建设在我国整个法治建设中才刚刚起步，面临的困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多。在近日举办的首届互联网法治大会上，围绕如何在互联网时代保障我国的网络安全、应走一条什么样的网络安全立法之路等问题，与会专家进行了深入探讨。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指出，网络安全从主体上看是国家的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在网络中的体现。网络安全应包括技术安全和法律安全两方面内容。
刘德良认为，在我国网络安全立法中，仍有许多需要继续完善的地方。首先，在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的安全方面，现在看仍有立法缺陷，应进一步完善。其次，公共网络安全方面不能忽视。比如一些网站存在漏洞，用户一旦中招，很容易遭受损失。这种公共网络安全是针对不特定人群，必须要立法保护不特定人群的财产安全。再次，私人网络安全也应是网络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说，每个人在上网的时候，电脑、手机以及企业的服务器，都应该是安全的，要防范非法侵入。
就如何构建我国的网络安全法，刘德良主张采取“三横三纵”的网络立法模式。所谓三横，即从内容上，首先保障软硬件本身安全，要做好市场准入，其次要防止非法侵入，再次就是防范非法有害信息传播。所谓三纵，即从主体上看，分为国家网络安全、公共网络安全和私人网络安全。
对于网络安全法草案，刘德良认为，除了做好自我防护，构建好盾牌，还要注意防范非法侵入，对非法制作、传播和使用恶意程序，侵入国家、私人和公共信息存储空间的网络基础设施的，也必须进行打击，目前草案中缺失这部分内容。
“网络安全法涉及的方面应包含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产业利益和私人利益。”刘德良认为，国家安全法是网络安全法的直接依据，在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上，要注意处理好利益均衡原则，也就是说，要把国家利益、产业利益和个人利益用全局思维来看待，而不是一个单独的部门立法，此外，还要处理好与宪法、刑法等其他法律的关系，从而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网络安全立法之路。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网络犯罪与安全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品新分析指出，网络安全法草案共7章68条，规定了4个方面的网络安全，包括网络服务产品的安全、网络运行安全、网络数据安全和网络信息安全。但他认为，草案的缺陷之一就是只对政府部门的权力作出规定，但是对其义务和责任却没有涉及。比如，相关部门如果该查处的没有查处，这种情况下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并没有规定，另一方面，草案对服务商和个人的义务规定得比较多。
“网络安全需要共治，这就要求所有主体都要参与进来，特别是最广大的民众以及网络服务商。再比如，对网络虚拟财产权的保护，也应该在立法中有所体现。这些如果没有，各方参与的积极性就会降低，达不到维护网络安全的效果。”刘品新认为，虽然合理化了监管机关的权力，但是其他义务方面并没有涉及。他呼吁网络安全立法一定要进行转型，要由权力的条款走向权利的条款，要脱离这种管制性行政条例的升级版本化，走向综合性的基本法。
在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鹏看来，在对待互联网发展的问题上，想实现互联网法治，就必须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法无授权就不可以对互联网进行管制。
张鹏分析指出，我国目前仍面临一些互联网法治立法层面的困境。首先，在互联网内容和网络硬件管理上设置了各种行政许可和限制。比如，互联网出版、互联网视听节目、域名、电子公告、互联网广告、互联网新闻、互联网文化、互联网信息服务、博客、微博，网络实名制、要求运营商记录备份及供有关机关查阅等。这些许可和管制涉及到限制公民言论、出版自由及公民隐私等属于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都应当通过人大及其常委会来立法规定，但实际上大都是由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等来规范的。此外，还存在大量没有法律依据和授权的政府行为，也急需进行立法规范。
那么，我国互联网法治的出路在哪里呢？张鹏认为，目前我国互联网法治面临的困境太多，而实现互联网法治的出路也就是实现法治的出路。建议首先将目前违反宪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的一些管制规定废除。减少互联网管制，也是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归根结底，只有让权力在人民的监督下运行，才有可能实现互联网法治。”张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