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去的赤脚医生
更合官山卫生站，郭木添给村民打针，他的小儿子这天难得休息，回来带小孩。
郭木添准备骑摩托车出诊，这是他从业以来的第二辆车。
郭木添在诊所除了给病人看病，还要照看孙子。
赤脚医生每次出诊的针筒都要整理好，拿回卫生站，再由医疗垃圾处理公司回收。
把岗卫生站，冼烈辉在坐诊，一位阿婆被亲人送过来打针。
更合官山卫生站，郭木添刚给村民打了一针。村民给他留下5块钱的诊金。
赤脚医生
上世纪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期开始出现的名词，一般指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当时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中毕业且略懂医术病理；三是一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综述
他们是多年的老医生，常年穿行在山间，为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看病。他们医疗条件有限，治疗的多为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痛，但对于那些空巢老人来说，却是不可或缺。一辆摩托车、一个药箱便是全部，如同一个移动的医疗室。
据报载，今年4月，佛山开始试点家庭医生服务，截至6月30日，共有5 .2万多户家庭18万多名居民签订服务协议，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将为这些签约居民提供上门诊疗服务。实际上，在高明、三水等一些偏远山区，卫生站的医生早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更早以前，他们有个通俗的名字———赤脚医生，在那个医疗卫生条件匮乏的年代，他们翻越山头、穿过田间，起着重要的作用。
时过境迁，赤脚医生已经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如今仍活跃在一线的，也如山边的夕阳，行将落幕。
1
简陋的卫生站
初夏的清晨很早醒来，6点钟刚过，天已经大亮。一条蜿蜒狭窄的水泥路将10多条自然村串联起来，一直通往大山深处。道路宽窄不一，最宽不过两车道，最窄处只容一辆小车通行。这里是高明官山村，佛山最偏远的村庄，在山的那一边，是云浮市新兴县的地界。风吹过，道路两旁的稻谷哗哗作响，已是农忙收割季节。
吃过早饭，阳光热辣辣地照射下来。70岁的村民梁兰走出家门，来到几里外的官山卫生站。在前一天割稻谷时，梁兰的眼睛被稻谷打到，有些肿痛。几十年来，身体有什么大小异样，她都来找这里的医生郭木添。“头晕，坐不了摩托车，只能走路”，几里路，梁兰要走10多分钟。
白色的台式电风扇在木桌上缓慢地摇着，如同慢条斯理的郭木添。梁兰走到卫生站时，郭木添正在逗11个月大的小孙子玩。平时，没人看病时，郭木添与老伴就在卫生站里带孙子。除此之外，两人还种了1.3亩水稻，主要由老伴打理，但农忙季节，郭木添也要帮忙照应。
梁兰并不急着看病，而是与郭木添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这在熟人社会的农村里很常见，有别于大城市的拥挤、急躁、陌生，有些村民甚至端着早餐过来。陆陆续续有村民来到，梁兰就帮手抱下郭的小孙子，以便其能腾出手来抓药打针。
听诊、打针、写药方、刷医保卡、抓药，一系列动作驾轻就熟，只是聊到兴起时，郭木添常常会停下手中的活。每个上门看病的村民都会夸下小孙子，这让郭木添很受用，哈哈大笑。
相比起来，11公里外的白洞卫生站就没有这么热闹。没人来看病时，卫生站的医生徐泽文习惯背靠那张老旧的木椅上，脚伸直了搭在桌上，露出黑乎乎的脚底板，在他背后，一架锈迹斑斑的落地扇直对着吹。
卫生站有些简陋，两个铁架子上稀稀拉拉地放着一些药盒，一条大长凳供村民候诊。卫生站后面隔起了一间狭小的注射室，摆着一张木凳子。山上接来的自来水，刚打开时还带有黄色，过一会才逐渐变清。旁边是嘈杂的碾米厂以及一家士多，午后经常有村民聚在这里打牌，大货车在门前的公路上呼啸而过，更显得卫生站的冷清。
而相距100公里的三水芦苞镇，把岗卫生站也位于公路边上。午后同样没有多少人来看病，两台吊扇飞速地转着，如同卫生站医生冼烈辉的语速，快得有些让人听不清楚。今年60多岁的冼烈辉穿着一件白色衬衫，显得干净利落、精神矍铄，在他的桌上，整齐地摆着数根香烟，那是上门看病的村民请他的，他不抽烟，但总是礼貌性地接下来。
与高明两家卫生站都只有一个医生不同，把岗卫生站除了冼烈辉之外，他的儿媳也在这个月初调来与他共事。这里的条件相对好一点，有一间专门的药房，注射室也显得亮堂。
郭木添、徐泽文、冼烈辉年纪相若，有着相似的经历，如今都是驻扎在村里的乡村医生，为周边多条自然村的村民提供一些简单的医疗服务。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有一个更通俗的名称——— 赤脚医生。
2
老中医的后代
赤脚医生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上世纪六十七年代，他们大多未经正式的医疗训练，医学、病理等知识较低，有时候甚至要一边看病一边种田。尽管如此，在当时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赤脚医生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徐泽文的家中仍有一本由中山医学院编著的《赤脚医生教材》，与《临床诊断基础知识》、《诊断学》、《内科学》等新旧不一的医药书籍堆在一起。书本已经翻得破破烂烂，书脊开裂，封面几乎脱落，这本1978年出版的书籍，扉页上还印着“毛主席语录”，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
徐泽文行医至今已近40年。1973年，徐泽文高中毕业，由所在的生产队推荐，到高鹤县(后分为高明和鹤山)卫校学习，一年半后毕业，回到白洞医疗站，“当时，医疗站属于生产大队，有4个医生”。后来，分田到户，生产队的医疗站也变成私有，“4个医生分开了，各自在白洞小学附近开了一家诊所，一字排开，好不热闹”。再后来，村里的人越来越少，诊所的生意越来越差，陆续有人离开，最后只剩下徐泽文一家。
把岗卫生站的冼烈辉有着同样的经历，1970年高中毕业后，他被生产队推荐到三水卫校学了一年半的医学。冼烈辉的父亲是老中医，被推荐学医似乎顺理成章，“那时候正值推广赤脚医生，当时我不想去，但大队坚持让我过去”。冼烈辉之所以不想去，是因为觉得学习太辛苦。只有一年半时间，中医、西医、内科、外科、跌打损伤、儿科、妇科什么都要学，“可能现在要学两三天的课程，当时三四节课就搞定了，很赶，很辛苦”。
一年半之后，冼烈辉回到芦苞卫生院实习，两个月后便回到生产队的卫生站，为村民看病。在生产队，冼烈辉一个月可以拿10元工资，这相比其他种田记工分的村民来说，已经好了很多。
郭木添的父亲同样是老中医，1980年高中毕业后，他便跟着父亲在自己的诊所里干活。郭木添回忆，大约1985年他拿到赤脚医生证。“后来，高明卫生局组织了一次培训，到高明人民医院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培训完成之后，郭木添通过考试，并最终获得从业职格。时过境迁，当年的上岗证不断地变换，如今的版本已经变成五年一换的乡村医生执业证书。
在郭木添的卫生站里，还有两排斑驳老旧的中药柜，每个小抽屉上贴着各种中药名称，纸张已经泛黄，那是当年父亲诊所留下来的。如今，大多数中药柜里已经没有了草药，“我父亲是老中医，以前我们还经常上山采药，那时候要多少有多少。现在很少去了，一方面中药医保没得报销，没有人用；另外一方面现在山上到处种桉树，喷除草剂，草药也少了很多，有时候找半天都找不到”。
3
摩托上的“医院”
梁兰的眼伤还没看完，桌上的固定电话突然响起，附近塘面村的一个阿婆发烧，让郭木添去看看。出诊对于郭木添他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一有电话来，便要出去，“三更半夜也要去”。
“平时我都习惯中午吃完饭之后再出诊，今天是个例外”，帮梁兰打完针之后，郭木添推出摩托车，将药箱绑在后座上出发了。电话是一个85岁的老人叶丽英打来。老人与63岁的儿子住在一起，但儿子患有眼疾，视力非常差，平时都要扶着墙走路，无法带老人上门看病。10多年来，都是郭木添来为老人治疗。
叶丽英发烧38摄氏度，精神不是很好，另外还伴有高血压、腰椎等问题。帮老人打完针之后，郭木添抓了3副药，一共收费15元。“按照规定出诊的诊金是20元，药费、针水费另计，但我所有加在一起就收他们15元，都是乡亲，过得去就行了”，郭木添边收拾药箱边说。
从叶丽英家里出来，82岁的老伯叶水泉早已坐在村口的一棵树下，等着郭木添。两天前，叶水泉帮儿子挑谷子时扭伤了腰。“原本以为很快就好了，想想能挨过去就挨一下，现在发现还是不行，腰疼得厉害”。
郭木添在树下帮叶水泉打针的时候，徐泽文也开始了他一天的出诊。与郭木添不同的是，徐泽文的出诊很有计划性，每次在前一天，他就已经安排好第二天到哪家给哪个老人看病。每天上午11时，徐泽文准时从卫生站出发，相比于坐诊，出诊是他更重要的工作内容。
摩托车爬过一段1公里的小山坡，来到上榄村。太阳很晒，徐泽文特意戴了顶鸭舌帽，另外用两个袖套套住裸露的小臂。7月13日这天上午，徐泽文先后在上榄村、白洞新村和布莲塘3条自然村，给3位阿婆看病。当他从布莲塘出来时，已经是中午12点。
徐泽文回到鹿田村的家中，此时，80岁的老母亲正在门口的地板上翻弄晒着的花生。看见徐泽文回家，老母亲双手撑着膝盖，颤巍巍地站起身来，询问他中午吃什么。家里只有徐泽文和母亲居住，徐的妻子到城里帮儿子照看小孩，他每天在外看病，三餐全由母亲负责。饭桌上还有昨晚吃剩的米饭，为了赶时间，徐泽文让母亲将剩饭重新炒一下，胡乱吃了点。中午1点半，他还得赶数公里的山路，到山的那一头，给新兴县的一些村民看病。在前一天，这些村民打电话来预约了。
4
村民的期盼
吃完午饭，徐泽文躺在客厅上的木头沙发上，眯了一会，而老母亲则继续到门口翻弄地上的花生。中午1点半，徐泽文准时醒来，开始一天中的第二趟旅程。这次，他特意戴了头盔，因为要赶更远的山路，尽管全是水泥路面，但道路弯曲，年过六旬的他还是比较谨慎。
36摄氏度的高温。摩托车在山间穿行，两边是半人高的杂草以及水稻，没有人烟。徐泽文开得比较慢，尽管天气晴好，但山路弯弯曲曲，许多地方必须转过弯才能看清前方的来车，他担心万一对面有辆大车驶来，躲避不及酿成大祸。
10公里的路程，将近20分钟的时间，徐泽文来到新兴东成镇新塱村，74岁的叶婶已经等了他一天，“怎么昨天没过来”，见面的第一句话叶婶便问到。在随后的几家，大家也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徐泽文每天在村里转一圈才算正常，就像那个菜贩，每天挑着菜在村里兜售。“其实也不是每天都过来，要有人打电话才来，可能来的次数比较多，给大家的印象就是每天都在村里出现”，徐泽文笑着说。
在两个村子转了一圈，徐泽文看了3个病人。实际上，除了徐泽文，村民们还可以搭15分钟的摩托车到镇上看病。但没人愿意去，一个是路途较远，不太方便，另外他们也不太喜欢镇上医生的医术，这么多年来，让徐泽文看病已成习惯“他的药，见效快”。
下午2点20分，徐泽文收拾药箱，准备回程。4点，他还必须回到卫生站坐诊。经过一棵大榕树时，徐泽文被两名坐在榕树下的婆媳叫住，停下车。听说徐泽文过来，她们两人早早到榕树下等候。
年纪较大的李婆婆患有支气管炎，身体虚弱，而她的儿媳黎女士则在前一个晚上感冒了，两人都要求徐泽文给打一针，减轻痛苦。徐泽文就地打开了药箱，取出针筒。午后的山村沉寂一片，鲜有人走过，婆媳俩也没遮掩什么，直接撩起衣襟、褪下裤腰，如同在家里一样。在两人的背后，成片的庄稼随风摇曳。
5
“收编”与落幕
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还能持续多久。
徐泽文的案头上放着一张7月4日的当地报纸，“高明今年拟增建4个村居卫生站”的新闻吸引了他，4个卫生站，就有一个位于白洞村委会。新闻里写道：“白洞村委会因现有诊所为租用场地，且附近有厂房作坊噪音较大影响听诊，当地群众希望能另选址新建一座卫生站”。
“噪音大”明显就是指徐泽文现有的卫生站，但“另选址”的事情徐泽文则一无所知，他不知道“另选址”之后，卫生站还是不是由他掌管。实际上，早在多年前，徐泽文的诊所就被官方“收编”，变成了白洞卫生站，2007年-2012年的法人代表为合水医院院长，如今则变成白洞村委会书记。不过，对于徐泽文来说，这些都只是执业许可证上的一些文字变化，他的工作还是一成不变，“名义上是村委会的卫生站，但还不是自负盈亏，跟村委会没什么关系”。
尽管如此，徐泽文知道，终有一天公立的医疗机构，将正式接手这些村居卫生站，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科班出身的卫生人员，最终将取代他们。毕竟他们现在只能看一些常见的病，最多打针开药，没有更先进的检查设备，甚至连打点滴都不允许。“没得干就不干了”，年近六旬的他，工作更多是一种消遣。
郭木添的卫生站，也差点变成合水卫生院的驻村点，“2009年左右他们来这里选了这个位置，简单装修了一番，后来可能觉得做不下去，就把这个位置让给我了”。如今，卫生站的法人代表同样变成官山村委会书记，尽管实际上仍由郭木添独自经营，一年还得交1000元的租金给村委会。
冼烈辉所在的卫生站则变更得更彻底。2002年前后，芦苞卫生院接收了冼烈辉此前独自经营的卫生站，两年后，又转为同方医院的卫生站。这时候，冼烈辉变成医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底薪300元，然后按看病的人数来计酬，就像计件工一样”。冼烈辉称，如今他一个月只能拿1000多元的工资，与当年自己经营时相去甚远。
时过境迁。曾经，佛山至少有623名赤脚医生，随着时代发展，很多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如今，在高明只有20多人还活跃于一线，基本也达到退休年龄，最年轻的已有50多岁，如山边的夕阳，行将落幕。一项针对离岗赤脚医生的补助措施，正在施行。
郭木添的大儿子从湛江的广东医学院毕业，如今在肇庆的一家医院工作，媳妇也在该家医院当护士，“专业是我让他选的，我觉得我们家有这个医学传统，不能荒废掉了”。三代行医，不过，后辈已不再是当年的赤脚医生。冼烈辉的儿媳妇同样毕业于广东医学院，如今与他同在一个卫生站，但因为有着更高的学历，拿着比他更多的工资。
电风扇一圈一圈地转着，就像徐泽文的日子，一天一天地重复。只是，锈迹慢慢布满了风扇的外罩以及机芯，风力悄无声息地减弱，就像徐的头发，逐渐花白。
采写：南都记者
潘逸滨 田海燕
实习生 冯扬
摄影：南都记者
陈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