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校长也是学区房的受害者
2012年3月9日，梅地亚两会新闻中心，全国政协委员刘长铭面对提问的记者。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 对话动机
刘长铭在一个有着名校标签的学校里呆了30年，但他却更愿意强调家庭教育，希望学生能更幸福轻松。他的“鼓励你的孩子做一个幸福的普通人”的演讲在社交网络被广泛转载。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中学校长，他如何看待学区房和名校炒作，看待家长的焦虑、不甘落后和抢跑。
■ 对话人物
刘长铭
北京四中校长，全国政协委员，曾被称为“全国最牛的中学校长”
“中国家长太害怕落后”
新京报：最近你的演讲《请鼓励你的孩子做一个幸福的普通人》刷爆了朋友圈，你觉得这篇演讲触发到了哪个点？
刘长铭：可能触动了家长们最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我们的孩子都是普通人，家长在追求现实的目标时，给孩子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压力。
新京报：大家无法接受孩子是个普通人，是不是在家长眼中，成功甚至说成功学深入到信念之中？
刘长铭：我不大相信成功学，这个概念只有在中国的书市上很火，套用、复制别人的成功往往出现很多问题。其实，幸福就是成功，普通不等于平庸，做一个幸福的普通人不是只顾享乐、追求平庸，而是让孩子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感受爱与被爱，体验到创造、创新带来的幸福感。
新京报：作为校长你和家长交流很多，在你看来，如果给中国家长画像，他们具有哪些共同点，让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刘长铭：过于急躁和焦虑是现今家长们的普遍心态，太害怕落后。其实你的孩子一点都不落后，这方面不行，那方面可能就比别的孩子强，但家长总看不到这些。
新京报：在你看来，这种焦虑和急躁是怎么造成的？
刘长铭：我们把现在的社会看得过于竞争化，社会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残酷，每个人都可以开辟新的领域。中国人太喜欢把同一个性质的东西做比较。很多教育者为了高出一个百分点的升学率，失掉了老师的时间和学生个性化发展。在比较的过程中，我们把生活窄化了，失去了很多幸福。
学区房炒作破坏了教育生态
新京报：这些年我们常常会有虎妈、狼爸这样的新闻。最近有部电视剧叫虎妈猫爸。在社会上引发很多的讨论，你如何去看待这些称呼，又如何看待父母的角色？
刘长铭：前两天看了几集，这个电视剧几乎涵盖所有家庭教育中一直以来的困惑，家长的急躁、焦虑和喜欢比较。在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父母把心态放平和最重要，你可以希望孩子多才多艺，但最好以诱发的方式去进行，发现他的兴趣，孩子喜欢，才能学得更好。
新京报：很多人在当父母前都会说“孩子健康成长就好”，一旦成为父母，可能更多的期待就来了，希望孩子更成功优秀。
刘长铭：你的孩子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就已经是个优秀的人了。没有很高学历的人也可以很优秀。我有一次去美国，登机口的检票员是个大胖子，帽子上的绳子都快挂不住他的脖子了，整个人看上去很滑稽，但他不在乎这些，反而把孩子们逗得哈哈大笑，骨子里透着幸福感。
有一次在北京的一个超市，我买东西问服务员一些问题。他满脸不高兴，把话含在嘴里说，我问了三遍都没听清他说啥。我说小伙子，你这样工作能开心吗？人的生活态度特别重要。所以，我当校长以后，把“培养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写进了学生的培养目标中。
新京报：现在早教班、奥数班的市场火爆，就像您说的家长们在“抢跑”，除了家长本身，是否与教育氛围、社会压力的关系更大？
刘长铭：毫无疑问，培训机构的炒作是很大的原因。“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不知是何时造出来的一句话，真的是误了很多人。家长老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比，怕输在起跑线上，起跑线上哪有输赢？终点才论输赢呢。至于社会压力是否存在，要看你怎么理解，你非要处处竞争，能没有压力吗？
新京报：作为一个名校校长，怎么看待在北京，家长们为了孩子从上幼儿园开始就择校，尽最大努力买学区房？
刘长铭：学校之间确实有差异，但我觉得北京教育资源均衡整体上不错。家长追逐学区房完全没有必要，过于盲目。我每次给别人上课都会现场做问卷调查，数据证明人后来的发展和你上不上重点小学、重点初中没有任何相关性。学区房热也来自于一些商业机构、学校的炒作，这种炒作破坏了教育的生态，老师、校长也是受害者，一天到晚追逐这些，教育者的生活、职业性都会受影响。
读哪个学校不如家长重要
新京报：作为校长，你在很多场合提到家庭教育的理念？是因为家庭教育影响到孩子的学校教育了吗？
刘长铭：现在的家长把过多的希望寄托在学校教育上，而忽略了他们在孩子身边担负的角色，他们应该在人格和精神上成为孩子的榜样和楷模。
我有几次在MBA班上讲课，底下都是成功人士。一个事实是，他们现在的成功与当年上过的小学和中学没有任何的相关性。
去年在南开中学，校方特意介绍了一个他们的校友，中科院数学所的院士，他没上过大学。我希望家长知道，上什么学、读哪所学校不能决定孩子的一生，而决定性的影响来自家长。
新京报：作为一个父亲你对孩子衡量的标准是什么？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
刘长铭：我的孩子也学过奥数，后来她到美国上学后告诉我，学校里真正数学好的都是美国人，中国孩子对问题的思考、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感觉，不如美国孩子。
孩子上学的时候，我和爱人都当老师，顾不上管她。我们也有孩子的升学压力，但没给她施压，逼着她学什么，我们的教育更偏向于顺其自然。她现在在工作上很棒，在职场上是个令人欣赏的人。我想，这就是我和她妈妈在工作上精益求精对她的影响。
新京报：你认为不要把家庭教育过于艺术化、也不要过于技术化，怎么理解这句话？
刘长铭：拿建立亲子关系来说，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出国旅游、探险，都是一些方式。但亲子之间的情感是在普通的生活中建立的，一起做饭收拾房间，这样建立的关系很真实，让孩子共同承担家庭的责任。哪有成天在海滩上你追我跑就能建立的，那都是电视上演的。
我看过一个日本做的调查，日本女孩子普遍不愿意嫁给有车有房、父母给准备好一切的男孩。家庭就像小鸟搭窝一样，衔点泥和枝叶，一点点靠唾沫黏合，有这个过程，才能体会到建立家庭的辛苦，才会珍惜。亲子关系也是一样，不要以为父母给了孩子一切，他就会感恩。
“不炒作名校是对社会的责任”
新京报：您从事教育这么多年，你觉得中国家长这么多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刘长铭：从我接触的一些家长来看很难概括，家长的名校情结和教育公平的追求越来越严重，但也有些家长心态越来越平和，开始考虑孩子的幸福问题。
新京报：作为一个名校的校长，你怎么看待家长、孩子的名校情结？
刘长铭：这和学校的宣传有一定的关系，一些学校的炒作可能造成社会的教育观出现偏差。四中从来不炒这个，也是出于我们对社会的责任，不希望因此造成一些浮躁心态。上什么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保持进取的精神和幸福的追求。
新京报：北京四中曾有“半个班考入清华大学”的记录，考清华、北大这些名牌高校为目标的氛围是否发生变化？
刘长铭：我当老师时，有的班50个学生有40多个考上清华北大，但没有宣传这个，这个真的不能表明教育的成功。学生当然希望能进好学校，但四中不会给孩子们定目标。
新京报：你说过我们不应该有状元情结，但实际上状元情结一直存在，而且被大力鼓吹？
刘长铭：完全没有必要，一些名牌高校没必要对状元争来争去。高考状元最后未必是成功的。四中从来不挂文科、理科的状元条幅。考状元的学生主动谢绝媒体采访，我问过他们为什么，孩子说这没什么，就是运气好。我很欣赏孩子的这种大气。这些孩子心里能装下大事。
新京报：过去，考大学是学子们的目标，现在包括四中在内的学子，很多放弃高考出国，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刘长铭：这很正常，过去总说高考是过独木桥，现在不是独木桥了，有很多桥、很多路，这是好事，说明经济水平提高了，也是选择多元化的表现。
新京报记者 刘珍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