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时有个答案是“不确定” 你敢选吗?
“如果你要去和一个人谈判,你被安排到会议室等候。房间很干净,没有什么杂物。桌面上有一个烟灰缸、一支笔和一张白纸。椅子摆放得很整齐。会议室里有一台电视机,电视机下有一些杂志。基于此,你觉得将要和你谈判的这个老板是男的,还是女的?”这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管理类课程的一个问题。
中国的学生真的很关心最终答案:这个老板究竟是男还是女? 但是,美国老师说:是男是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分析的过程。
如果在中国的学校里,这个老板的性别一定能确定。有确定的答案就一定会证明班上一些学生对了,另一些学生错了。对与错——对中国的学生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让我们对结果有着一种水到渠成的执念。
上海2017年的物理等级考结束后,学生普遍对一道题目的设计表示惶恐,其有如下选项:A.左高;B.右高;C.等高;D.不确定。在理科学习中往往存在“是与非”的界线,这种选项很少遇到,但答案恰恰是“不确定”。场外的家长议论此题时,都表示,若是自己,很可能不敢选“不确定”选项。因为家长接受教育的时代,更是对知识下定论的被动接受时代,以学习“是什么”为目的。
具有创造性特点的人应该是这样的:好奇、思维灵活、独立行事、喜欢提问、善于探索。好奇的孩子,他想象力丰富,喜欢叙述,会不断提问。现在基础教育就号称着力于培养学生的探究、质疑、批判思维等素质,特别在高考改革转型阶段,“不确定”答案的题目迎合了这一思路,并且在评价上做了示范。只有在评价方式上有显性指引,教育观念和模式才会快速转型,这就是考试的指挥棒。
什么时候开始,孩子不喜欢问问题了?
纵向地看,我们最喜欢问问题的年龄大概是童年,3~5岁期间,孩子对周围世界有极大好奇,用问不完的“为什么”表达他的探索和思考,这种本能会出现在每一个适龄孩子的身上,但每个孩子的成长却不尽相同,其原因是父母对待孩子的提问态度迥然。
当孩子问你:为什么儿歌里唱“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耳朵”? 如果家长告诉孩子,这都是假的,不必追究,那孩子就真的被家长绊倒在起跑线上了;如果家长跟孩子一起编个故事,用不同的假想,丰富的情节,往往可以启动孩子的思维。我们常常看到孩子拿个玩具,自言自语地玩半天,那时的他已经进入了充满想象的虚拟世界。
好景不长,进入学校教育后,我们的孩子越来越不会、也不敢问问题了,他们怕出错,怕被别人嘲笑。教师教育的法宝往往是“示众”,即表扬那些考高分的、得奖的学生,同时就是在对其他同学进行精神鞭挞。
“切问近思”是孩子的本能,该如何唤醒?
漫长的求知路上,学生当然有很多深层次的疑问,他们会相互讨论、上网查答案,但最有效、最能教学相长的向老师请教的习惯却越来越淡化。
有些学生来问老师,开场白是“老师,我有个很蠢的问题……”谁把孩子培养得那么懦弱?
当学生上课没有听清楚,下课来问,有的老师会说“我刚才不是讲过了吗?”虽则再讲了一遍,学生却可能因为惶恐还是没听懂,以后却再不来问了;有的老师口头禅是,“这道题很简单……还有人不懂吗?”那部分还不懂的人被堵住了嘴,还敢问吗?
虽则初中阶段学生在整理错题、错题订正等学习习惯方面得到很好的培养,但笔者发现学生主动质疑、进而将知识整合的能力、理解学科精髓并通过阅读进行拓展的愿望都很差,甚至没有。
通过大量刷题而获得高分的学习方式已经根深蒂固,学生已经不是在学文化学知识,而是在学做题。若不能在高中阶段恢复学生“求索”的本能,进入大学特别是到国外留学的学生将是痛苦迷茫的。
理不辨不明,但凡学生来向笔者提问,笔者总会反问他:“你是怎么想的,把你的思路说给我听……”有些学生在自述过程中就会发现漏洞,无需老师只言片语,他就彻悟了,这比老师教会他更让他欢心鼓舞,因为是他自己习得的。
笔者所在学校在教学管理上设计了“切问室”,每天在特定时段组织各学科老师到指定地点摆摊为学生答疑解惑,学生的反应是:“切问室的存在给我们一个放心的、稳定的时间找老师答疑,也推动我们多思考,有些新颖的想法也能及时和老师沟通”。语文组陈晓蕾老师开设了“倾听空间”,倾听学生内心的声音,分享他们对生活的感悟;年级里除了班主任外,还有大量导师,设立导师制时,个别学生有些失望,“导师就是和我们聊天,不给我们讲题?”这样的学生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做题是他们唯一的爱好。好在,高中阶段的教育还能有机会去弥补和唤醒。
“风”是“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老师对学生有纵向的讲授,也有横向的讨论交流,不经意的一句话、来自四面八方的不期而遇的吉光片羽,对深陷局中、充满疑情的人来说,会有四两拨千斤之效。
能动的思维模式是机器人抢不走的财富
21世纪,知识的习得与再现,电脑也能做到。这是人工智能抢饭碗的时代,什么是机器抢不走的? 创造性学力,能动的思考型学力。
我们现在的教育,注重确定性知识的传授,确定性问题的解决,学生缺少面对不确定性的未知的认识和探索的勇气与能力。
学校传授的知识是人类探索的结果,不是探索的过程,仅传授结果,并不能培养受教育者探索未知的愿望与能力。
学生潜意识里,都有一个毫无疑问的确定性前提假设,于是学生解决问题而需要的知识边界也是确定的。当学生长期经受这样的训练后,他自然习惯寻找一定存在的那些确定的答案,而不是去探索不确定性的未知。
学生购买教辅书,倘若没有配标准答案,就像跛足的人失去了拐杖一样,他们没有自信去完成;有时遇到答案错误的情况,他们也会迟疑地把自己的答案划去,再把那个所谓的“标答”恭敬地抄在边上。
再看上海2017年的等级考试,无论是物理学科那个有“不确定”选项题,还是化学试卷中大量的“为什么要在此处放一个干燥管、为什么要先通氨气、为什么该物质在空气中变色”等,生物试卷中大段的文字论述题……这些问题其实还是紧扣书本知识,即背诵型抓关键词的叙述题,没有太多挑战性。但变革是,注重科学知识的规范表达,注重“知其所以然”的考核。由此过渡,未来将可以设计材料阅读、剖析、论证的题型,这种考试评价将逼迫日常教学就强调学科思维,譬如就化学的实用性来设计:向自然界寻找原料,利用相关化学原理进行制备提纯产物,预估产率、能耗、性价比回收废物保护环境等。这样的试题必然难以统一标准答案。
杜绝过度刷题,让学生拥有各学科的思维方式并保有学习热情。把刷题的时间用来培养学生良好的写作能力、良好的表达和沟通能力,恢复孩子时代提出问题的勇气,和进行批判性思考问题的能力,饱有丰富的好奇心。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说:教育的真正意义,难道不是培养你的智慧,借着它找出所有问题的答案? 智慧是什么? 它是一种无限的包容力,允许你自由地思想;没有恐惧,没有公式,然后你才能发现什么是真实的、正确的事物。
(作者为复旦附中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