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功俊:解决用工问题须解放思想

17.05.2014  09:11

  肖功俊

  ■人物资料

  肖功俊,东莞某印刷企业老板,知名网友,民间议政人士。他常以批评者的形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由于其言辞犀利,敢谏直言,被媒体冠之以“炮手”称号。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他就东莞中小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话题,在媒体上连发多篇评论,引发舆论关注。此后作为东莞民间代表,参加了与时任省委书记汪洋见面的座谈会,与省领导面对面“拍砖”“灌水”。

  自年初以来,股市、黄金市场不断震荡,GDP增速放缓、制造业不见起色、国内调控政策频频……有关未来经济走势的争论让人无所适从。市场已然如此,企业界却还要腾出精力应付令人头痛的用工难题,实在让人心力憔悴。

  令人忧虑的是,在东莞,持续数年的“用工荒”并没有消失,以至于基层政府在招商引资时不得不对招工做出承诺,甚至把政府工作人员推到招工第一线,按人头分配任务。

  招工难的同时,用工也难——合同留人不行,感情留人也不行,甚至加薪、改善福利也不行。诡异的是,在此背景下竟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就业难或就业不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普通员工“主动失业”,等等。“用工荒”交织“就业难”,让人难以看懂劳动力市场。

  我认为,“用工问题”实际上是“幸福问题”,眼下东莞须着力的是促进“流动人口”转为“固定人口”,这其中,惠及更广泛人群的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人口红利依然存在

  眼下的企业用工问题并非“刘易斯拐点”所致,而是劳动力市场难以符合求职者心理预期。

  从宏观来说,既然存在就业不足,说明人力资源仍有潜力,用工荒不该如此普遍。

  以我的判断,眼下的企业用工问题并非“刘易斯拐点”所致,而是劳动力市场难以符合求职者心理预期。比如,国有企事业单位不仅不存在用工问题,而且报考公务员的队伍日益扩大,这说明劳动力依然存在,人口红利依然存在,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红利流失。

  鉴于此,要想解决企业用工的“刚性需求”,理应将目光投向“就业不足”和“主动失业”,充分挖掘其潜力。

  然而,挖掘潜力应以“稳定用工”为前提。如果员工频繁流动,挖掘潜力并无意义。在此方面,东莞政府和企业都曾有过不少对策。比如,丰富外来工文化生活、对员工给予感情关怀、增加福利待遇、积分入学、积分入户,等等。

  但事实表明,这些措施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留人难”。也许是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和工作伦理发生整体漂移,也许是法律法规、社会管理体制出了问题,总之,无法稳定用工、人员流动过度是当下企业普遍遇到的难题,当然也谈不上“人口红利”。

  毫无疑问,用工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近年屡受诟病的半城市化、户籍、教育、社保及分配体制等直接影响人们的择业取向及就业意愿,无论“招工”还是“留人”,无不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而东莞目前的措施不过是隔靴搔痒,制度问题还得从制度入手。

   减少流动性是用工问题的关键

  今天的用工问题是一个“幸福问题”,原因在于“流动”。因为流动影响了幸福,流动意味着不稳定。

  “半城市化”等社会管理模式何以如此严重地影响企业用工?

  在我看来,这是因其严重影响劳动者的人生幸福。非公企业目前以“流动人口”为支撑的用工方式从整体上违背了普通人的幸福观,“候鸟”式、冬去春来的用工方式使员工过着围绕车间、食堂、宿舍旋转的枯燥生活,在承受超时工作的同时,还得忍受离乡背井、骨肉分离之痛,无法享有人生应有的家庭幸福。

  换言之,今天的用工问题是一个“幸福问题”,而其原因在于“流动”。因为流动影响了幸福,流动意味着不稳定,意味着留人难、管人难、劳资双方互不信任。

  鉴于此,减少人口的“流动性”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唯有如此才能为员工幸福创造条件,进而稳定用工。

  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么目前以流动人口为绝对主力的用工方式断不该持续,它只是东莞乃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如果我们真的实现了稳定全面的小康社会,这种扛上背包随意流动的打工现象理应结束。从这一点来看,现在的用工方式终将完全颠覆。我深信,这就是毋庸置疑的长远趋势,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应该说,近30年来,中国浩浩荡荡的打工潮和人口迁徙规模,在世界历史上都十分罕见。与“流动”相对应的,是“固定”。经济发展显然需要稳定的人口结构,将经济的高水平崛起、可持续性发展建立在充满变数的“流动人口”身上,缺乏理论、实践、甚至逻辑上的依据。

  对于东莞决策层而言,如何将“流动人口”转为“固定人口”,进而实现固定劳动力、固定用工、固定经济增长,实在是值得思考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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