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麻官”频曝腐败大案 “小官巨贪”如何铲除？

中新网北京11月14日电 题：“芝麻官”频曝腐败大案 “小官巨贪”如何铲除？

记者 阚枫

连日来，“小官巨贪”现象再度引发全社会关注。中共十八大以来，“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风暴在中国掀起，然而，面对频出的基层贪腐大案，民众在称赞“打虎上无禁区”的同时，更期待通过制度完善，做到“拍蝇下无死角”。

“芝麻官”频曝腐败大案 乡科级贪腐问题凸显

近日，媒体曝出河北秦皇岛市城市管理局原副调研员、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正在接受调查，其家中搜出现金约1.2亿元、黄金37公斤、北京和秦皇岛等地的房产手续68套。

消息一出，立即引发舆论热议。“1.2亿现金有多大体积”，“37公斤黄金价值多少”，“68套房子面积多大”……网络上，对这些财物的各种直观换算迅速出现，“小官巨贪”话题也再次以鲜活的案例被舆论聚焦。

其实，近年来，“芝麻官”曝出的腐败大案并不鲜见，仅今年以来，“小官巨贪”受审的案例就有多起。

在广州，国营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原总经理张新华，被控涉嫌贪污2.84亿元、受贿近1亿元；在北京，北京动物园原副园长肖绍祥被控涉嫌贪污上千万元；在深圳，被称为“20亿村官”的深圳龙岗街道南联社区原村委会主任周伟思，涉嫌在当地旧城改造项目中和他人共同收受5600万的巨额贿赂。

有媒体统计，2013年初至今，各级纪检监察、检察机关查处的村官违法违纪案件已近200起，涉案金额千万元以上的已达10余起。

除了贪腐案例，八项规定出台之后，在中纪委定期通报的违反八项规定案例中，乡科级官员也是占据较高比例。去年10月，北京一名村官就因在国家会议中心为子举办豪华婚宴被免。

“我们都关注打‘老虎’，而这些‘苍蝇’的腐败，因为就发生在民众身边，民众深受其害，其实他们对政府形象的损害更严重，社会影响更恶劣。”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向中新网记者表示，这些涉腐的“小官”，有的甚至不是行政序列的“官”，但是，他们竟能侵吞国家和集体的巨额资金，折射出基层权力生态的诸多乱象。

“苍蝇式腐败”领域集中 折射基层权力监管漏洞

探究“小官巨贪”现象的成因和治理，首先需要分析基层腐败的集中领域和地区。

回顾近年来引起舆论关注的基层腐败案件，包括征地拆迁、项目审批、截留挪用公款等，成为“小官巨贪”的集中渠道。

例如，被称为“土地奶奶”的辽宁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女贪官罗亚平，这个正科级女官员，因利用黄金地段土地征用和审批权疯狂敛财，引发舆论震惊。再如，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镇皇后店村会计陈万寿挪用资金1.19亿元，延庆县旧县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中心原主任袁学勤挪用公款2400万元等。

“基层腐败的严重领域往往是那些与区域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和市场监管直接相关的部门，或者是国家下拨资金的关键环节。比如，一个项目只有他审批才能办，一块土地只有他签字才能批，一笔资金只有经他的手才能发。”竹立家说。

在专家看来，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土地、矿产资源等价值激增，掌握这些资源审批的部门权力越来越大；另外，诸如水电煤汽等，掌握这些基本公共资源的部门，越往基层，权力越集中。

此外，随着国家加大对基层、对农村的优惠政策和补贴资金力度，一些基层官员手中的“财权”也在增大，上述这些都构成了“小官”可以“巨贪”的前提条件。

在竹立家看来，有了这些前提条件后，当前中国基层权力生态中的诸多乱象就促使着“小权力大腐败”发生。

“从官员自身来看，不少基层官员个人素质和法治意识整体较淡薄，‘官本位’意识严重。再加上‘天高皇帝远’的监督乏力，最终导致基层官员虽然官级不高，但是权力高度集中，一些官员行使权力时，甚至目无法纪。”竹立家说，一些地区，基层权力运行往往就是“一个人、一句话、一支笔”。

“小官巨贪”成巡视重点 “苍蝇式”腐败何以铲除？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掀起了“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风暴，两年间，50余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落马，凸显高层决心惩腐的态度。然而，在接连曝出“小官巨贪”案例后，民众在为反腐“上无禁区”拍手称快的同时，更期待反腐还能做到“下无死角”。

其实，观察近两年来的反腐动作，已可窥探出，打击基层腐败正成为中国反腐的新动向。在十八大后的中央巡视工作中，诸如“小官巨腐”、“‘苍蝇式’腐败”等反映基层贪腐现象的表述越发增多，甚至开始成为“中央巡视清单”中的普遍问题。

今年以来，包括北京、河北等在内，“小官巨腐”专项查处行动在全国多地展开。具体的措施譬如，浙江宁海推出村务“权力清单”36条，规范农村小微权力；广州对村官实施出国审批管理，两千余名“村官”护照统一上缴。

“遏制‘小官巨贪’还是要从规范权力运行着手，找到基层权力暗箱操作、缺乏监管的症结。”竹立家说，诸如征地拆迁、项目招标，这些基层腐败高发领域，必须加强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

此外，越往基层，权力生态中的“熟人社会”特征越明显，由于人情因素、利益因素、亲情因素的干扰，可能出现对于权力的监管失效的现象，因此要加强权力监管力度，强化权力制衡。

“比如，成立村民监事会等监督机构，重大决策过程必须由监事会讨论决定，不能让‘村官’成了‘村霸’；加强基层纪检、审计等监管力度，加大对监督机构自身的问责力度，不能让基层反腐力量失灵。”竹立家说。

从长远来看，竹立家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新方案，规范基层权力运行，最需要摆脱“人治”、依靠“法治”，切实发挥基层人大监督和民主监督的力量，让“法治”贯彻干部选任和履职的每个环节。(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