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远英德原副市长郑北泉月均收红包5万

　 　英德任职期间，月均收下属“红包”约5万元

　　1971年，郑北泉出生在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县北部山区的一个贫困家庭。1995年，他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阳山县公安局七拱派出所工作。

　　“务实肯干”是当时的同事对郑北泉的评价。在派出所工作不到两年，郑北泉便升任为清新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3年后担任县公安局副局长，成为领导班子成员。

　　2010年，39岁的郑北泉调任英德市公安局局长，成为当地公安系统年轻的希望之星，被领导寄予厚望。

　　“郑北泉出身贫寒，工作也兢兢业业。”有同事对郑北泉的落马叹息不已，“怎么就丧失信念、迷失了方向呢？”

　　郑北泉在落马后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思想有所改变，行为作风就跟着改变了，连犯的错误也在不断变化。刚开始收“红包”时还极不自然，后来基本上是来者不拒……”郑北泉在悔过书里剖析自己第一次收红包时的心情时写道，“记得第一次收红包时，推来推去，确实不敢要。”

　　在检察机关通报的郑北泉9起受贿犯罪事实中，最早的记录从2004年开始，其敛财手段是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招揽工程获利。其中，在2004年至2007年，他便利用担任阳山县公安局副局长的职务之便，为梁某某介绍两单石材装修工程，并先后两次收受对方给予的贿赂款8万元。此后多年，郑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在矿山生产经营、刑事案件办理、承接工程、工程款支付、干部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从中收受贿赂。

　　另有资料显示，郑北泉无论在阳山还是在英德，身旁从来不缺非富则黑的人物。“在阳山，有些矿老板就是郑北泉的钱袋子、提款机，吃喝玩乐不在话下。郑北泉一句话，他们就能马上送来数十万元巨款。”据统计，郑北泉在担任阳山县公安局和英德市公安局领导职务期间，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收受公安局下属科室、派出所、干警以及有关单位和个体老板送给的红包礼金共计人民币275.5万元、港币14万元。特别是在英德的两年多时间里，仅仅收受下属的“红包”就达138.9万元，月均收受“红包”约5万元。

　　 性格内敛不善沟通，班子成员之间心生芥蒂

　　在阳山公安系统15年，郑北泉的贪腐行为并未曝光。

　　2010年1月，郑北泉被提拔调往英德市，担任英德市委常委、公安局长一职。

　　据英德市公安局干警介绍，郑北泉上任英德公安局长之初，似乎抱着干事创业的饱满热情，“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民警生活，并提高民警待遇，解决民警的后顾之忧。”工作局面逐步打开后，郑北泉外出吃饭应酬的次数也多了起来。

　　“不管谁来当局长，英德公安局长都姓谢。”坊间的传闻在英德公安局多位干警口中得到印证。“谢”指的是英德市公安局原副局长谢龙生，其在英德公安局有着很深的人脉。这让英德公安局班子成员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

　　一名曾经与郑北泉共事的干警说，郑北泉性格内敛，并不善与人沟通交流。与班子成员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的磨合，直接过渡到了紧张的程度。

　　“党委会很少开，即便是开会，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后来干脆就少开。”英德公安局一知情干警介绍。班子成员之间矛盾日渐表面化，郑北泉与朱应忠(英德市公安局原政委)、谢龙生等班子成员开会时言辞激烈，甚至经常出现相互拍桌子的场面。在考察干部时，经常因为班子成员之间意见不统一，拟提拔干部的材料有的都过了1年时间还没有通过。

　　班子成员之间心生芥蒂，严重影响了英德市公安局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有时，要从其他部门抽调人员办某个专案，须找相关领导签字批准。但找这个领导也不愿意签，找那个也不愿意签，搞得下面的人做事都没有积极性。”局领导之间相互推诿，让办案民警无所适从，工作局面难以打开。

　　 包庇“3·23”涉毒案主犯，职业生涯遭遇滑铁卢

　　让郑北泉走上风口浪尖的，是发生在2012年的“3·23”涉毒案。

　　2012年1月下旬，英德市河头派出所发现了新华悦酒店涉嫌容留吸毒的问题，并向英德市治安大队反映了情况。此后，河头派出所、治安大队多次向分管治安的副局长谢龙生汇报该酒店涉毒情况。

　　新华悦酒店位于英德市望埠镇英东路，是一家从1月20日开始边装修边营业的新酒店。3月23日凌晨1时30分，河头派出所、治安大队、巡警大队在未知会刑侦大队缉毒中队的情况下，联合开展突击清查行动，迅速控制了新华悦酒店。行动小组现场查扣了酒店管理人员和涉嫌吸毒人员203人。经尿检，呈阳性的吸毒人员共有179人。警方还在酒店的8个包间和停车场内缴获K粉850克、冰毒9瓶、摇头丸1.5克，毒品总共近2000克。

　　这次清查，牵出了郑北泉的老乡、同学曾伟标与郑北泉的弟弟郑某洪。

　　曾伟标人称“光头标”，是新华悦酒店的老板，在酒店最初约定的合同中占有70%的股份。曾伟标和郑北泉同是清新县浸潭镇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相识多年，一直交往密切、情同手足。在英德，曾伟标不仅在外大打郑的旗号开酒店、卖毒品，甚至当民警将其缉拿归案时，还狂妄叫嚣大爆粗口，并声称：“大不了关我30天，老子出去照样开张！”

　　曾伟标在落网后的供述中称，其70%的股份中有15%是给郑某洪的干股。“‘洪仔’(郑某洪)答应不参与酒店经营，只是负责处理关系，即如果我们酒店经营‘嗨场’出事或者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被查出，就要由他利用关系出面解决。”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关系，“3·23”案发后，郑北泉多次干预案件的正常办理，并多次要求对曾伟标变更强制措施，致使其弟郑某洪等11名涉案嫌犯迟迟不能归案、毒品来源不了了之，最终让“3·23”案草草终止侦查便移送检察机关。

　　2012年6月份，一封封署名“案件知情人”的举报信分别送到广东省信访局、清远市纪委等部门，内容基本相同，都是反映郑北泉包庇“3·23”涉毒案主犯、干扰案件查办等问题。举报人正是与郑北泉共事的谢龙生和朱应忠。

　　英德公安局下属实名举报上司的事件就此开始。

　　清远市纪委迅速成立办案组对案件展开调查，陆续约谈参与当晚行动的一些民警，并锁定幕后黑手，查清了郑北泉涉嫌干扰案件查办、放纵包庇主犯曾伟标等违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