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被指与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案均有牵连
周瑞金
原标题：皇甫平新论反腐：砍树救林 除恶务尽 标本兼治
我们砍病树、去恶竹的过程，就是动手术切割肿瘤和病变组织的过程，既要精细操作，不误伤健康肌体，又要做到不留余地，不存死角；同时又要去除腐败得以滋生的土壤，拔出腐败的总根子，从源头上彻底消除腐败。
【皇甫欣平/文】反腐，无疑是当前中国社会最主要的话题。一个时期以来，腐败问题始终是困扰着中国社会的重大忧患。高层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表示，腐败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矛盾的根源很多同腐败有关，普通百姓对官员腐败更是深恶痛绝。如果能够终结腐败，那么大多数的社会矛盾就能够因此迎刃而解，国民的凝聚力、社会的和谐度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经济也将在更健康的轨道上运行，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打下更加坚实牢固的基础。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高潮一个接着一个。从拍“苍蝇”到打“老虎”，再到打“大老虎”；从党政要员到军中巨蠹；从在位的到退休的；从国内的到已经逃到国外的……可以说，反腐败是在全方位、立体化地进行。这充分彰显了中央猛药去沉疴、砍树救森林的决心，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深得民心。反腐的第一步，“不敢腐”的态势，已经初见成效，也为下一步的反腐，赢得了空间。
一场输不起的战争
从目前公布的一些重大案件来看，它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大员、地方黑社会势力、部分代理人性质的民企、垄断性央企，横跨能源、交通、宣传、资本市场等关键领域，并深入国家政法纪律部队甚至武装力量。
总结前一阶段的反贪腐情况，可以用三句话来形容：一是贪腐的数目之大，令人瞠目结舌；一是贪腐手段之多样化，令人叹为观止；一是贪腐分子分布之广、团伙规模之大，令人冷汗直下。
先说数量。以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为例，有媒体报道，当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对北京阜成路上徐才厚的一处宅第进行查抄时，结果令见多识广的办案人员也出乎预料，在这处二千平米的豪宅地下室，堆放着美元、欧元、人民币等大量现金，以及各种名贵的金银珠宝，古玩器具和字画！在去年全国政协的一个会议上，一位中央领导当着参会的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面，这样评价徐才厚案：“徐的疯狂敛财，是我们所想不到的！”
2015年“两会”上，曾经在徐才厚身边工作过的军事科学院军建部原副部长杨春长少将说，某个大区级的军队高官，一次向徐才厚行贿的数额，高达1000万，但还是没能如愿晋级，因为另一个送了2000万。
有人说徐才厚是当代和(珅)，我看即使能起和(珅)于地下，听到这些，他恐怕也要羞愧不如到再死一次。
如果说，徐才厚贵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是巨蠹，其贪污数目足以惊世骇俗的话，那么，那些司局级甚至科处级甚至村级贪官，每每传出家中被抄出数以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现金，真是“小官大贪，蚂蚁搬山”，也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老百姓的神经，一次又一次地刷新着没有最贪、只有更贪的纪录。
第二是贪腐手段之隐蔽，方式之多样化。以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案为例，薄熙来受审时的法庭调查显示，2001年7月9日，薄谷开来用徐明给予的购房资金，购买了位于法国尼斯地区的枫丹·圣乔治别墅。但是其交易程序之复杂程度，也远超我们的想象。为了不让薄家人露出水面，同时为避税，徐明与法国人德维尔等设计了用公司方式购入房产并进行管理的一整套复杂方案。枫丹·圣乔治房产公司名下的资产实际由罗素地产公司拥有，但薄谷开来是该公司实际所有人与唯一获益人，因此该别墅应属薄家无疑。法国企业文件显示，曾有三位接近薄熙来家庭的人在不同时期负责管理该别墅，被薄谷开来杀害的英国人尼尔·伍德便是其中之一。据报道，这套豪宅目前以695万欧元的价格正被挂牌出售。
如果说收受房产得实物总还会有迹可循的话，那么，通过海外离岸公司，那些输送或转移了数以亿万的复杂交易，绝对可以说是在国人的想象力之外进行的。这次“两会”期间，有审计署的官员说，海外投资的4万亿元，几乎没有过审计，其中的奥秘，我们也就无从知晓了。还有在金融领域的各种暗箱操作中，在矿产资源的买进卖出过程中，在国有资产的各种重组过程中，总有一些面目不清的神秘身影若隐若现。经过了多年的“历练”，贪腐官员们从简单的权色交易、权钱交易，“进步”到了贪腐行为像“空中有鸟飞过，但是不留痕迹”。他们设计出一套又一套的复杂程序，给他们的贪腐行为蒙上一层又一层的伪装，使得即使受过专业训练的办案人员，也常常摸不着头脑。
再有就是贪腐规模不断扩大，呈现出家族化、团伙化甚至集团化的趋势。以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江西省委原书记苏荣案为例，他的问题主要发生在主政地方期间，时间长达近10年。在担任主要领导期间，和家人、亲属的违纪违法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不仅自身腐败，还纵容家人亲属，擅权干政，利用影响力寻租，搞家族式腐败。中央纪委副书记赵洪祝在今年“两会”上说，苏荣腐败案就是典型的家族腐败——家里面从老到小、从男到女都有参与。苏荣妻子于丽芳，绰号“于姐”。在江西官场上，“于姐”之名流传颇广。其身影亦出现在新余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周建华等多人的举报中。还有报道称，这位“于姐”酷爱收藏景德镇瓷器，有不少工艺美术大师，通过各种渠道，将自己的作品“赠送”给她。苏荣本人这样忏悔：家就是权钱交易所，他本人就是权钱交易所所长，不仅全家老小参与腐败，也带坏了干部队伍、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坏了政治生态。苏荣可谓是“有权就任性”的代表。
家族化、集团化的贪腐案例中，令计划、周永康案表现突出。令家不但是夫妻同失自由，其兄其弟其妻弟也纷纷涉案落马。周永康被指与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案都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牵连；他伙同李东生、蒋洁敏等部属，更是或串联，或并联，组成了一张巨大的贪腐网，到了几乎可以遮天蔽日的地步。在地方层面上，山西等地官场出现了塌方式的腐败现象。在“两会”期间，山西的现任领导甚至发出无官可用的感叹！
久加诺夫总结苏共失败的原因就是“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真理”。更准确地说，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垄断。所以进一步看，反腐的对象貌似官僚体系，但官僚体系的背后是利益集团。
从落马官员不断上升的犯罪金额数量和越来越高的层级来看，这些集团攫取国家与社会资源的能力正在不断快速上升过程中，很可能这些集团业已成为中国居民财富分配的最强大主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利益集团早就已经盘根错节，从目前公布的一些重大案件来看，它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大员、地方黑社会势力、部分代理人性质的民企、垄断性央企，横跨能源、交通、宣传、资本市场等关键领域，并深入国家政法纪律部队甚至武装力量。
正因为如此，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清醒地意识到，并且及时地提醒我们：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
中国的反腐会走向何处
即便是反腐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带来了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那么责任也不在反腐而在腐败，在于腐败势力过往所造的“孽”与今天所作的“祟”。
中国的反腐会走向何处？这个疑问不但存在于国内很多人的心中，在海外也不乏其例。
有人说，腐败的癌细胞，已经在国内政治经济的各个领域广泛地扩散开来了。现在反腐为时已晚；也有人说，现在反腐扩大化了，就像给肿瘤病人做化疗一样，我们的党和国家会从此虚弱下去；还有人说，随着反腐的深入，打击面在不断扩大，一些强大的、“不可触碰的”利益集团必然会进行抵制；已经落网的老虎们的余党以及尚未落网又担心落网的老虎甚至巨虎们一定会蠢蠢欲动，伺机反扑；还有人说，现在无官不贪，再查下去，干部队伍将全军覆没，势必彻底动摇党的统治基础；随着目前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有人出于对经济下行的担心，也开始忧虑反腐败会不会影响到经济运行……这些言论貌似有理，但都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和局部。
应该说，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现在这种衰退式调整或者叫调整型衰退，本身是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腐败经济本身就是一种畸形的经济，其导致的所谓繁荣也是虚假的繁荣。反腐对相关腐败经济的冲击，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加深了这种经济衰退式调整的到来。
我们应该认识到：该来的一定会来，早来早解决，总比滚脓包要好。我们要想真正摆脱权贵经济的敲骨吸髓，就必须承受今日反腐带来的经济阵痛。甚至可以说，随着中国反腐的深入，随着权贵集团破坏、阻扰，中国经济可能还会迎来更严酷的局面，但纵使如此，也绝没有放缓反腐脚步的理由。
更确切地说，即便是反腐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带来了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那么责任也不在反腐而在腐败，在于腐败势力过往所造的“孽”与今天所作的“祟”。
有人说：2015年告别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潜伏期，迎来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爆发期；反腐风暴加速了中国总危机的解决，但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若干年内中国以何种方式解决总危机。可以断言的是，中国的任何选择都将根本地改变中国命运并影响世界。
大家都认识到了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决战之年。中国的反腐能不能成功？王岐山说得好：我们不信邪。从总的趋势来讲，反腐是正义的事业，贪腐则是见不得人的行为，没有任何正当性可言，这一点毋庸置疑。所谓邪不压正，这一点也毋庸置疑。
但也要看到，这的确是一场冒险的斗争。有一点可以肯定，反腐可能不一定取得全赢的结局，但不反腐我们一定会输，输得丧失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果，输得无法建设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结果必然法治不张，党无宁日，国无宁日！
当然，如何认识、如何衡量党内出现或可能出现的一些分歧意见甚至是尖锐的对抗性矛盾，如何在反腐的具体布置和运作上区别战略与战役、长期与阶段之分，这些都存在探讨的余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义无反顾地将这场反腐斗争向前推进，深入进行下去，逐步从治标为主转入标本兼治的决战决胜阶段。
最近，国外的一些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担心中央反腐的“高度风险”。当过英国广播公司记者与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出版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部曲以及《毛泽东的最后革命》等多部专著的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中共精英政治的权威学者马若德(Roderick Mac Farquhar)教授，在回答记者采访时也说，（习近平）所采取的政策表明他是一个敢冒风险的人，因为尽管我确信他的反腐运动很得民心，也是他使共产党重新获得合法性所作出的可信的努力。但他担心“习式反腐会危及中共”。国外专家对中国存在的腐败的严重性所表示的忧虑可以理解，也代表了海外对中国的反腐会走向何方的疑问。但是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的现状，还是缺乏足够的了解。他们没有看到，党中央把追求社会的法治、自由、平等、公平和正义，作为本届中央十分重要的执政目标。反腐败，是让人民群众能够感受到法治、自由、平等、公平与正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之，中国的反腐事业一定会得到党内广大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我们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必须解决树倒根在的问题
腐败确实像癌症一样，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着致命的影响。我们砍病树、去恶竹的过程，就是动手术切割肿瘤和病变组织的过程。
砍树救林，除恶务尽，标本兼治，必须解决树倒根在的问题。这个根，既有历史形成的错综复杂的人事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体制机制的不完善。如果树林里有一棵树病死了，倒了下去，可能是这棵树本身出了问题；但是如果一片树都成为病树，倒了下去，那就不一定仅仅是树本身的问题，更可能是土壤和水分出了问题。所以，砍树救林，标本兼治，一定要边深入反腐，边抓住典型案件深刻总结经验教训，从体制制度方面深化改革，为党政官员不能贪、不想贪营造良好的“土壤和水分”的健康成长环境条件。
从各种媒体的报道里，我们经常可以听见那些贪腐分子事后的反省。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这些年随着地位的提高，放松了学习，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以致陷入贪腐的泥淖，越陷越深，最终不可自拔。甚至有些人还把自己的贪腐堕落归罪为是西方所谓腐朽价值观的所谓“侵蚀”。果真如此吗？
在事发前，这些犯罪分子的地位可能是在不断提高，但是党对他们的教育并没有因此放松，各级党校对于各级干部都有这样那样的培训计划和课程；可以说，他们不断提高地位的过程，也是接受党的培养教育不断深入的过程。所以，问题的根子并不在什么放松了要求，放松了学习上面。根子是，随着他们地位的提高，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也越来越大；这个权力，又缺乏必要的监督和节制，成了所谓的绝对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最终将腐败者本身吞噬——我们现在的反腐，是党中央最高权力的体现，如果没有这个最高权力，现在的反腐局面很难想象。
这就给人们带来了疑惑：腐败的根子在于权力，所以反腐败需要更大的权力。那么更大的权力就不会带来新的更大的腐败么？所以，以更大的权力来节制权力，来剔除那些依附在权力上的枯枝败叶，这也只能是治标之举；只能做到让官员不敢腐，而不能做到让他们不能腐，不想腐。还应当指出，把权力分散的做法，只能节制权力于一时，而不能根本上解决权力的节制问题。根本上的解决方案，是把权力关进笼子。
那么什么才是能把权力关进去从而从根本上终结腐败的笼子呢？这就需要请出宪法和法律，请出党章党规。宪法，是现代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权力所能到达的最远边界。没有宪法，或者有了宪法，只是把它当摆设用，那么社会的乱象，不管是政治层面的，还是经济层面的，都将不可避免。共和国60多年的历史，有文革等政治灾难于前，有大面积的腐败现象在后，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宪法法律，党章党规，是节制权力的根本力量，也是保证权利的根本力量。权力和权利，有此消彼长的关系。一个法治程度越高的社会，其公民权利也必然越高；反之，一个公民权利不能得到保障的社会，其法治程度也必然低下。在一些地方，权大于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等现象之所以泛滥，执政党对立法执法的领导，变成了党组织某个书记的领导，这就为腐败的滋生壮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样导致不少党政官员，不尊崇宪法，不敬畏法律，不遵守党章党规，而去崇拜权力、崇拜金钱，崇拜关系，那就必然掉进腐败的泥坑。
《终结腐败》一文曾经在操作层面上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制度建设建议，这些举措，其实也离不开依法治国、依宪执政的全面推进。因此，腐败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靠依法治国、依宪执政的真正实施，要靠公民权利的真正落实；要靠干部任用制度及反腐倡廉的制度、体制、机制的真正建立，要靠媒体监督的真正实现。
正如法律的建立和修改需要领导一样，法律的执行和落实需要监督。离开了监督，权力即使在笼子之中，也免不了会产生暗箱操作，从而产生新的腐败。透明和公开是暗箱操作的天敌。对于最近反腐斗争中，很多落马官员集中于各级政协机构这一现象，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说，大多落马的政协官员，其犯罪事实，多发生在来政协以前。这就又带来了一个疑问：他们是怎么进政协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们的贪污腐败犯罪，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完成的。那么，在进政协之前，他们又是如何做到带病提拔、边腐边升、甚至越腐升得越高的？这就与选拔过程的不透明、暗箱操作有绝大的关系。
可以说，权力的本性决定了它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掩藏隐蔽自己的特点，所以，权力越想遮蔽、越想掩盖的东西，媒体和社会越需要不屈不挠地去监督、去阻止、去揭露。只有这样，不能腐才有可能实现。我认为，要改变以前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做法，而要提倡有能力就用、用了一定要“疑”的做法。任何一个人，或选或拔，只要他来到了领导岗位上，我们就要把他当作“可能的坏人”，对他的一切行为，都要实施有效的监管，必须确保证这个人手里的权力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坚决杜绝任何能让他“出轨”的机会。
我们也不否认社会进步中人的因素。制度也不是万能的，再先进的制度，也还有完善修改的空间。只要有修改完善的空间，就一定有可以被利用的机会、可以钻的空子。篱笆再紧挡不住风，渔网再密兜不住水。有了制度，有了监督，还需要一支过得硬的党政干部队伍。这支队伍要在灵魂深处真正做到不想腐。个人的德行，也是整个社会系统作用的结果。在不敢贪、不能贪的社会环境中，不想贪的官员自然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相对漫长的过程，不可能立竿见影，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可能一劳永逸。毕竟我们不能否认人性中存在着阴暗的一面，尤其是，这个阴暗面和权力的特性特别契合，特别容易产生化学反应，从而生成危害社会的毒素。因此，从理论上讲，干部德行是优先考核的，实际上，能力是官员考核的主要因素。在选拔干部的时候，我们重视德才兼备；但是，德才兼备的干部在其领导岗位上，也有逐步变坏变质的可能。所以官员上岗后，就要把他们交给法律，交给媒体，交给社会去监督，去评判，去决定取舍。
杜甫有诗云：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病树、恶竹务去，山林才能常绿。这个已经是全党、全社会的共识。腐败确实像癌症一样，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着致命的影响。我们砍病树、去恶竹的过程，就是动手术切割肿瘤和病变组织的过程，既要精细操作，不误伤健康肌体，又要做到不留余地，不存死角；同时又要去除腐败得以滋生的土壤，拔出腐败的总根子，从源头上彻底消除腐败。
砍树救林，除恶务尽，标本兼治，现在是要让所有贪腐分子无所遁形，接着是要让所有掌握权力的人都能保持清正廉洁，从而远离腐败覆灭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