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鉴文：中大才子赴延安深造 回莞抗日壮大党组织
■抗战老兵袁鉴文（右二）与家人合影。程永强/图
东莞时间网讯 在上个世纪30年代，作为东莞本土学子，能考入中山大学，绝对算得上人中翘楚。袁鉴文就是这样一位学生领袖，他在莞中时就做体育部长，带领球队四处比赛；考入中大后，又北上参加学生运动；其后更是追求革命远赴延安，不仅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学习了如何组织青年运动和群众工作，还入读中央党校深造，学习了党建工作和马列主义。
被组织派回家乡抗日后，袁鉴文把一身所学全部付诸实践，为日后东莞建立抗日根据地、组建抗日武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生时代：
积极参加抗日运动
袁鉴文1914年出生，是东莞东城温塘人，2007年去世。袁鉴文的儿子袁国新对父亲一直很崇拜，所以仔细研究过父亲生平。他介绍说：“我父亲一直很出色，他在东莞中学读了初中和高中，其中高中三年都担任体育部长。他喜欢打篮球，是篮球队的教练，又爱打抱不平，所以威信很高。”在袁国新收藏的一张老照片上，袁鉴文和球队的伙伴穿着球衣并排而站，英气逼人。“他组织的篮球队，打遍东莞无敌手。”袁国新自豪地说。在史料记载中，中学时代的袁鉴文除了爱打篮球，还在学校组织过革命大同盟，团结一大批同学进行爱国活动。
1935年秋，袁鉴文考入中山大学，并于1936年6月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中国青年同盟。袁国新说，“当时党中央为了抗日需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停止了共青团的活动，转而组织中国青年同盟，作为外围组织。我父亲加入中青后，就经常寄一些革命书籍到莞中，有时还回来办读书会。”
1936年12月中旬，东莞中学学生陈富根在校内张贴“西安事变”传单，拥护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抗日主张，国民党东莞当局为此逮捕东莞中学学生会主席王鲁明，学校开除了王鲁明学籍，严令陈富根、麦祖荫、黄庄平等11名学生退学。袁国新说：“陈富根一直在我父亲家中长大，他当时预感要出事，就给我父亲打电报，说我爷爷去世了。父亲回到香港，却发现爷爷并没有什么事，就猜到东莞这边出事了，他不敢再回中大，于是去了北平。”
心向延安：
先后入读抗大和中央党校
1936年底，袁鉴文离开中山大学到了北平，开始参加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6月，他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由组织安排赴延安学习。
“他参加抗大学习，应该是第二期学员，当时第二期是1月到9月，他是6月去的，实际上只学了3个月。不过，他说他是中大出身，那些学习内容对他来说比较简单，接受起来快。他亲口跟我说过，最后一个月学的是组织青年运动和群众工作，对他影响很大。”袁国新回忆道。
那一期的抗大毕业生有3人被安排去中央党校继续学习，袁鉴文就是其中之一。“在中央党校，他学习了党建和马列主义，又学习了半个月的地下工作，包括接头、反跟踪、被捕后如何对付用刑。”再次毕业后，1938年1月，袁鉴文被派往武汉长江局，听从工作分配。
回莞抗日：
大力发展学生党员壮大党组织
1938年2月底，袁鉴文回到东莞工作。4月，中共东莞中心支部改组为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县委书记姚永光，组织部长袁鉴文，宣传部长兼武装部长王作尧。袁鉴文负责在县城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当时东莞才30多个党员，又没有产业工人做基础，我父亲决定从学生开始入手，因为他们比较能接受新事物，抗日热情高，能量大。”据袁国新介绍，袁鉴文当时去了东莞中学，发现学校里有两派学生，一派主张读书更重要，一派主张抗日更重要。“父亲把两派统一到了抗日的大旗下，发展了3批党员，共10人。”
当时东莞当局已经相继成立了县青年抗敌同志会、妇女抗敌同志会、工人抗敌同志会，袁鉴文就派人进入这些组织，夺取实际领导权，这样，全市就都被动员起来了。随后，袁鉴文又派十几个宣传队到农村宣传抗日思想，把农民也动员了起来。于是中共东莞县委的妇女支部、学生支部、工人支部就都顺势建立起来。“用了2个多月，他就把局面打开了。”
党员发展得很快，袁国新的母亲也于1938年4月入党，“她当时还不满17岁，入党就参加了党员培训班，学习发展党员，也因此认识了我父亲。”
袁国新说，就这样快速发展了半年，东南特委给中央的汇报就提到，东莞县委成了广东最大的党组织，人数最多。“广东这么大，为什么东纵的发源地在东莞，就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强大的党组织。有了这么多的人才，后来成立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的时候，才能一下子就有100多号人。”
组织武装：
从模范壮丁队到东江纵队
1938年10月，袁鉴文参与组建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任政治指导员。这支队伍是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在广东省最早组建的一支抗日武装。
据袁国新介绍，莞城被日军占领后，东莞县委与广东省委失去联系，包括东莞壮丁常备队和模范壮丁队在内的300多人的队伍该何去何从，县委内部出现了两种声音。“县委书记姚永光担心部队被打散，想跟着国民党的部队撤离，王作尧和我父亲则希望自行撤退到宝安。”11月28日，王作尧、袁鉴文率模范壮丁队队员五六十人向屏山水口转移。姚永光、何与成率模范壮丁队队员70多人随颜奇率领的壮丁常备队撤到了新界。“晚上行进，王作尧走在前面，结果两班人走散了，失去了联系，我父亲找了一个星期，才从一个同志那里知道，姚永光和颜奇去了香港。”
日军穷追不舍，王作尧只好命令部队把武器埋在了深圳的一个村庄里，找船渡港。袁鉴文得知后，也赶去了香港。“父亲到了九龙，通过警察局找到东莞同乡会，安顿好了部队。我爷爷在香港有些根基，所以家里就成了东南特委的联络站。廖承志后来表扬了东莞半年来发展党组织的功绩，但也认为部队撤离到香港是错误的，应该留在东莞坚持抗日。所以，姚永光就留在了香港，王作尧和我父亲返回内地。东宝联合县委成立后，父亲做了副书记和组织部长，王作尧则专心负责军事。”
“后来，叶挺将军回到广东，据说准备在东莞开展游击战。模范壮丁队还剩下的一些人，加上姚永光、颜奇的人马，组成了叶挺的广东东路守备军指挥部警卫营。王作尧那边剩下的人则取消了模范壮丁队的番号，成立了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结果才一个月，国民党就把叶挺调去了新四军，剩下的警卫营就编入了曾生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
到了12月下旬，中共东莞中心县委改组，成立中共东宝联合县委，县委书记张如，组织部长袁鉴文，宣传部长兼武装部长王作尧。“到了1943年，王作尧和曾生的两支队伍再次合并，就成了东江纵队，这两支队伍里其实都有模范壮丁队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