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拐妇女的悲剧 缘何成为荒诞的“感人故事”？

1994年，18岁的郜艳敏被拐卖到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大山深处。在刚刚被拐的那些年里，郜艳敏受尽凌辱，曾经多次逃跑、自杀而未遂。多年以后，面对无奈的困境和现实，她终于“认了命”，安心留在村子里。偶然的机会，郜艳敏成了村子里唯一的小学教师，拿着低微的工资，还经常被拖欠。这样的生活，至今没有大的改变。

这本是一个悲伤而无奈的故事，但令人意外的是，郜艳敏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她本人被塑造成了一个“好的典型”，还被拍成电影大肆歌颂。于是，本来悲伤的故事最终成为了赚人眼泪的“励志”模范，既讽刺又苦涩。这几天，这件陈年往事，被网友挖掘出来，并引发了潮涌的愤怒。人们的愤怒，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不合逻辑的“故事转型”。人们认为，不应该无视那些曾经真实发生过的拐卖、强奸等违法事实，更没有任何理由在这上面庆祝和狂欢。

一名被拐卖长达21年的妇女，一个长期遭遇家暴、性侵、禁锢和监视的人，没有得到法律和道德的援助，反而一次次被人威胁和利用，被人打扮成“典型”，塑造成“最美的女教师”、“感动”人物。 她的废墟般的个人命运被消声和遗忘，而贪婪的人们却一刻不曾停歇地在这废墟里狂欢，并时刻想着从这里催生出果实。 哪怕这果实意味着罪恶、愚昧和冷漠，他们依然心安理得、甘之如饴。

面对这样的事情，人们表现出了理所当然的愤怒。人们的愤怒，实是对此时人性和道德观念“扭曲”产生的愤怒： 郜艳敏本不应该遭受的“痛苦”和“屈辱”，却被人们演绎成为获得丈夫、家人和村民，乃至当地政府和整个社会认可的“苦难”， 从而被合理化甚至合法化了。再配上宽容、坚忍和大爱这样的陈词滥调，并被包装成了一个廉价的励志故事。 而其中涉及到的伦理和法律的常识，则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始终处于被“悬置”状态。

人们的愤怒不奇怪，反而更应该追问的是这样一个疑问：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得人们面对这样一个不幸的人，依然能够如此心安理得、贪婪无度？ 那个封闭和禁锢她的小山村的村民，我们可以说他们愚昧、暴力。而当地的政府和教育部门的官员，因为树立这样的一个“典型”，从而得到了各地来的捐助，获得一点蝇头小利，也算是一个解释，尽管冷血而残酷。但是写报道赞美郜艳敏的“大爱”的记者，以及宣传这个典型、并试图从中获得“感动”的人们，他们可能长期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这么做又到底是为什么呢？

要说在这扭曲的道德和人性观念里，有一种康德所说的“根本的恶”，估计也说不过去。毕竟参与生产和欣赏这个“励志故事”的人，与郜艳敏并无直接的瓜葛。他们并没有从她身上获得直接利益和好处的冲动，也没有想要害她的动机。他们没有任何个人的理由去制造这样的一个故事。

出现这种集体性的“扭曲”，可能还得从一个社会整体的“媚俗”风气上去找。 其实仔细想想，类似的“扭曲”，一直就大量存在于我们的周围，它其实跟我们过去把自然灾害的现场变成歌功颂德的舞台，是一个逻辑；也跟我们习惯于从个人不幸中熬出励志鸡汤的逻辑一样。 这种“扭曲”不是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而更像是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对普遍认同的“高尚情操”不假思索地迎合，对于琐碎空洞的“主流观念”自鸣得意地背诵。而整个社会，如果沉浸于这种“迎合和背诵”的氛围，产生这种扭曲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郜艳敏的个人悲剧，源自于无奈的横祸，本应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愤慨，但现实的荒诞剧本却变成： 人们同样以一种鬼斧神工般的手段，把他的个人悲剧，成功地转变成了引起人们落泪的感人故事。 这个转变之所以能够发生，可能真的像是阿伦特所说那样，是源自一个社会普遍存在的“无思”状态： 没头没脑的鲁莽、无可救药的迷茫。当法律和伦理的常识被“悬置”，其实也正是我们的理智被“放空”的时候。 (团结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