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访苏遭冷遇怒称:我再也受不了了(图)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莫斯科会晤。据新华网
有人建议把精通俄语的岸英带来做翻译，毛泽东断然拒绝。
毛泽东也在为与伟大导师的会面做着类似的准备。他很紧张，各种各样的想法，包括最不可能成为现实的种种担忧。他急于见到斯大林，当面向他祝贺他的70岁生日，送给他自己亲自挑选的许多礼物。他想与斯大林进行长时间的会谈，也想与莫洛托夫谈一谈。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认为莫洛托夫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另外，他也想在苏联休养一下，治治病。
他此行最大的愿望是，在中苏两国间达成一项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获得3亿美元贷款。他随身带着一个以陈伯达为首的一群官员组成的工作小组。
除了陈伯达以外，毛此行只带了一个名叫叶子龙的秘书，另外还带了警卫处处长汪东兴、警卫员李家骥和翻译师哲。师哲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苏联生活过很长时间，精通俄语。他的俄文化名是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尔斯基。
柯瓦廖夫曾建议他把精通俄语的岸英带来做翻译，毛断然拒绝。虽然他已经宽恕了这个“犯上作乱的家伙”，甚至欢迎他和他的年轻妻子每个周六来中南海做客。岸英是在1949年结婚的，媒人是刘少奇。
12月初，在罗申大使和柯瓦廖夫的陪同下，毛泽东离开北京。柯瓦寥夫回忆道：解放军严密地警戒着从北京到中苏边境的全部铁路线。在毛的列车行将通过的这条线两侧，每隔50米就有一个士兵在警戒，一律面向外侧……从北京到奥特堡尔车站，携带自动武器的士兵们排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漫长的人链。如此如临大敌的警戒并非无的放矢。尽管采取了如此严密的安保措施，在天津附近的铁轨上还是发现了一颗手榴弹。
车站欢迎仪式上的讲话并没有引起热烈的反应
12月16日正午，装饰着中苏两国国旗的毛泽东的专列驶进了雅罗斯拉夫尔车站。天气很冷，欢迎仪式极其枯燥和流于形式。参加欢迎仪式的那些人显然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好。他们应该拥抱或亲吻毛泽东呢，还是仅仅握手了事？不要忘了，直到那时为止，对他们来说，在正式场合毛一直是“先生”，而非“同志”。进了站台之后，他转向莫洛托夫和其他苏联政府的高级官员，说了声：“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但这句话并没有引起热烈的反应，一切都是生硬的和拘泥于形式的。气候和仪式一样不友好：酷寒的天气使人脸颊生疼，刺骨的寒风呼啸着。因为太冷，欢迎仪式只好缩短时间。
当晚六点，他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这次会面为时不长但很不寻常。斯大林首先谈了谈世界“和平的前景”，然后就把话题转到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问题即新民主主义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上面了。他毫不含糊地强调说：“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顾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也试图软化毛对西方世界的严厉的立场，指出：“你们没有必要挑起与英国人的冲突……关键在于，不要急于挑起冲突，而应避免冲突。”毛不得不再次安抚斯大林，说“迄今为止”他们既没有触动民族资产阶级，也没有侵犯外资企业。
这次会晤之后，毛在“姐妹河”郊外别墅无所事事地待了四天半。斯大林也不再邀请他，毛不知道斯大林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礼节性地拜访过他，但与他们的谈话显然不能令毛满意。
这些面谈时间都很短，都是纯粹礼仪性的官样文章。苏联东道主的行为暴露了他们对毛的某种不信任和莫名的戒心。“他们（指莫洛托夫等人）来了一小会儿，坐在椅子边上。”柯瓦廖夫后来回忆说，“不光是这样，每当毛请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都彬彬有礼地谢绝，接着就走了。这也侮辱和触怒了他。”
“我来了这里，就是吃饭、睡觉、拉屎。我是干什么来的？”
在12月21日，也就是斯大林生日这一天，毛不得不去莫斯科大剧院参加庆典。这时的毛特别焦虑，全身颤抖。为了避免头晕，他不得不吃了几次阿托品。马上就要由他发表赞美“伟大的领袖和导师”的简短致词了，恰在这时他的感觉尤其不好。唯一使毛平静下来并给他些许安慰的是，斯大林安排他紧挨着自己的右边就座。然而，对这次庆典和庆典上的佳肴，毛都不欣赏。与斯大林的手下不同的是，毛那天喝酒很少，俄国菜肴也提不起他的胃口。
但是，真正令他痛苦的是下面这个事实：盛宴之后他再次被送回他的郊外别墅，在接下来的三十天里他一直见不到斯大林！在这些日子里他参观了莫斯科汽车厂，去了列宁格勒，参观了那里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和埃尔米塔日博物馆，还看了很多历史题材的苏联电影。另外，他还看了克里姆林宫的医生。元旦前三天，他感到牙痛，他还看了皮肤病专家。他的两个腕关节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发痒，还不时出现皮疹。但是他最需要医生治疗的是血管神经官能症。然而，医生们对此也帮不上什么忙。他们能给他开的全部处方就是：戒烟，做按摩，晚上泡松针澡，服维生素B1，定期进行户外散步，定期注射鹿茸精，以及定时吃饭。
1950年2月4日，彼得教授（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局长）、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维纳格拉多夫（斯大林的私人医生）、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格林施泰因、叶甫根尼·康斯坦丁诺维奇·谢普、费多尔·尼古拉耶维奇·格林恰以及毛泽东的主治医生ЛИ梅利尼科夫对毛泽东进行了第二次会诊。他们建议毛限制在晚上工作的时间，每天出去散步哪怕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还建议他少吃肥肉和鸡蛋。这次会诊已经不再坚持要他戒烟了，而只是建议他少抽烟。
如此虚掷时光，令毛极为恼怒。当然，最让他生气的不是医生，而是斯大林对他的冷遇。“你们请我来莫斯科，但你们什么也不做。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他冲着柯瓦廖夫怒气冲冲地嚷道，“我来了这里，一天到晚什么事也不办，就是吃饭、睡觉、拉屎。我是干什么来的？”他给斯大林打电话，但是被告知斯大林不在家，他应当见的人是米高扬。“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屈辱，”毛后来回忆说，“于是我决定什么都不做，就在别墅里干坐着。”苏方提出请他到苏联各地走一走，他“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说他宁愿“抓紧时间睡觉”。他不假思索地认为在他的住所里有窃听设备，因此他想到什么就脱口而出。
他声称要放弃早先的为期三个月的访问计划，打算马上回国
“见不到斯大林，这令毛非常不安。一怒之下，他对他在莫斯科的逗留做了一番非常尖刻和负面的评论。”柯瓦廖夫后来这样回忆：
他不止一次强调说，他不仅仅是作为国家元首来的，同时也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为加强两个兄弟党之间的关系而来的。但事与愿违，他现在除了一个人干坐着，什么事都没得做。没人给他打电话，没人上门看他。就是有人上门，也是礼节性的，坐一坐就走了。
有一次，他声称要放弃早先的为期三个月的访问计划，说他打算马上回国，让周恩来留下来处理有关起草和签署苏中两国间的条约及其他文件的事宜。周当时已经被他召到了莫斯科。我的工作之一是向斯大林汇报这类言谈中所反映出来的毛的情绪变化，有时候得书面汇报。
可是，斯大林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改变这种局面。最后，毛对柯瓦廖夫说：“我再也受不了了，照现在这个样子，我没办法克制自己。”他开始像着了魔一样地行事，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什么人都不让进。
但斯大林是在有意识地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他事实上是在告诉毛：“在这里我就是一切。我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而你是无名小卒，是我的一个可怜的学生。我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
斯大林不仅用这种手法对付毛，也用同样的手法对付所有其他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不过说句实话，他对这位主席做得有点过头了。
“也许我们走得太远了。”当柯瓦廖夫向他汇报毛的上述情绪的时候，他终于说出了这句话。在那之后，最高级谈判才恢复。斯大林再次邀请毛去克里姆林宫，接着又请他去他的位于附近的孔策沃别墅去做客。但这些会谈并没有使毛的思绪平静下来。
斯大林依然不苟言笑，怀有戒心，很少说话。“他偶尔会斜着眼睛瞥一眼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斯大林的翻译尼古拉·特洛菲莫维奇·费德连科回忆说，“举行会谈的房间……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演鬼戏的舞台。”所有这些自然无法逃过毛的注意。
但是最让他感到压抑的，是斯大林对待中国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政策。用毛的私人翻译师哲的话来说，他非常清晰地感觉到了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因为斯大林言谈中表现出来的这股情绪“比一般俄国人还要强烈”。
同斯大林的会谈对他的神经系统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2月9日晚上大约11点，在斯大林的宴会上，毛感到自己非常不舒服。他觉得浑身无力、头晕、心跳过快，不得不把医生叫了来。毛被安置在病床上，打了一些强心滴剂（卡地阿佐），量了血压。值得庆幸的是，没什么大问题，半小时后主席就可以动身返回自己的别墅了。他拒绝了进一步的医疗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