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职业试药者:尝到甜头后就不想卖力工作

27.03.2016  00:02

好多年前,当中学生周飞看到Discovery频道那个关于药品人体试验的节目时,根本没想到自己后来会以此为生。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参加了20多次药品试验,拿到了大约4万元报酬。

周飞告诉本刊记者,有一次陪朋友买到了自己曾经试验过的药品。此时,他特别强调自己的成就感:“不仅仅是拿钱做试验,也是为社会作贡献。”当然,他知道这种成就感只能藏在心里,并不能拿出来和朋友分享。

职业受试者---躲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默默关注着研究机构的受试者招募信息,然后穿梭于医院,体检、吞下药片或者接受注射,最后拿走或多或少的试验补偿费。一个未经证实但流传广泛的数据是,每年中国约有50万人接受药品试验。

8个月里月均收入2000多元,这样的收入高于周飞之前那个辛苦的证券公司销售工作。那时他月薪不足2000元,最少的一个月,工资卡上只入账6.98元。

周飞说,多数人在第一次参与药品人体试验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其中一部分人有能力做其他工作谋生,但是他们尝到甜头后就不想再卖力工作,不想再看他人脸色。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以此作为跳板,度过 经济 困难期后离开这个圈子;还有人确实没有能力谋生又不愿乞讨,借此维持生活。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周飞并不避讳这样形容自己所属的这个群体。

他说这群人的任务就是:站着走进来体检表明自己是 健康 的,然后站着走出去表明一切都没有问题。

招数

反正你坐火车硬座的时候能做的事情,在试验期间都能做。”周飞说,参与药品试验时,在体检、吃药、抽血之外,就是与其他受试者一起聊天,以及打扑克、下象棋、看电视,“除了偶尔会头晕、喉咙发干,其他就没什么值得说的了。

周飞是这个圈子里不多的北京本地人。他“入行”有点偶然:辞职后没有积蓄,又要和朋友去KTV或者出去玩,男子汉的自尊让他难以开口向家人要钱,这时他想到了大学时期没有应聘成功的那次药物试验。

中学看电视有个节目,就知道了药品试验这个事情,之后一直很好奇。到读大学终于有机会参加了一次体检,可惜因为我抽烟,当时体检没通过。”这个26岁的北京男生家境良好,之前从未遇到过生计问题。

周飞描述他的伙伴们:外地人、年轻、没学历、缺钱。“钱来得容易,花起来也不会珍惜。”就是他自己,在成为职业受试者之后也没攒下多少钱。

据周飞统计,北京地区每年针对一期药物受试者的公开招募有四五十次。此外北京的受试者也会前往天津等邻近地区。他们其实也能了解到上海、长沙以及杭州等地的招募信息,但受制于交通成本过高。

所谓药品人体试验,术语一般被称为药物临床试验。它通常分为四期:一期试验的目标人群是健康人,二期三期为适应症患者,第四期是药物批准上市之后更大面积的临床观察。

一期受试者周飞说,很多药物都在其他国家进行过人体试验,即使有些药物是进行首次人体试验,也在动物身上做过无数次试验,所以他比较放心。

这个年轻人认为,相比食品安全问题,对于制药厂相对严格的 卫生 条件下生产出来的试验药物,没必要太过担心。

职业受试者的特征就是有一套应对试验规定的“招数”。

比如试验一般都不要吸烟的。但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尿检的时候,滴一两滴白醋就可以过关。”周飞专业地解释说,抽烟后留在身体里的尼古丁代谢为可替宁,用白醋中和后就能通过检查。

类似的办法还有很多。比如,用十倍药剂量的联苯双酯应对饮酒问题,这样转氨酶就会变成正常值。“如果血液里白细胞较高,那么体检前去献血小板。”他说,至于最关键的尿液检验,甚至可以轻易换成别人的样品。

这个过程是:虽然受试者一个接一个上厕所,“提前准备好别人的小瓶尿样,绑在大腿上,这样取样时的温度也不会引起护士的怀疑。

另外一些特别基础性的规定:比如三个月内不能接受其他药物试验,可以用其他人的身份证解决,“就算被医生护士看到,因为你脸熟,对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周飞认识的一个人,曾经同时参与了三个医院的药物试验。

说这些的时候,周飞的脸上更多流露出深谙此道的得意,毫无烦恼和紧张。

又比如在一天里去几个医院参与试验,有经验的受试者绝对不会让医生或护士看到自己胳膊上的针眼,“擦点女生的粉底,一切就像新的一样。”周飞咧嘴笑着说,最大的作弊是受试者在医生面前吞下药物,离开医生视线之后再吐掉,“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因为服药后医生会要求受试者张开嘴巴检查。

周飞觉得,这些不过是小小的恶作剧,无伤大雅。而另有一些情况才是整个药品试验中最令他们无法接受的。

分配

某次参与试验,“因为之前参加试验跟医生已经很熟了,我无聊就用他的电脑上网。结果看到了我们这次试验的合同,发现药厂给每个受试者的费用超过3万元,而我们拿到手里的只有2500块。”周飞回忆说。

这个情节的意外之处在于,中间环节的利益分配已经超出“惯例”---从药厂、医院、中介再到受试者的费用支付及“过滤”链条,有时候并不是秘密。

比如去年一家三甲医院的试验,药厂给的价钱是每个人9000元;经过医院项目负责人到中介手里,变成6000元;然后中介拿走2000元中介费,到受试者手里就剩下4000元了。”周飞说,这是一般的分配比例。

中介起码还做了一些招人的工作,项目方那些人实际上什么都没做就拿了最大一块。”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正常情况下,药厂会向进行试验的医疗机构另外提供研究费用,后者不应对受试者的费用部分再染指。

湖南的受试者刘超对此感受更为直接。与大部分受试者一样,一个人租住在长沙郊区的刘超,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要么觉得工作报酬太低,要么觉得工作太累,他的生活开支完全来自参与药品试验获得的补偿。“每次试验结束后,我们都要在两份类似收据的单子上签字,但两份单子都不能带走。

这两份单子除了数字不同,其他内容全部一样。

比如他亲历的一次试验,一份单子上写的是5000元,另一份是2500元。“5000元的是给医生或者项目方负责人看的,而2500元的则由医生的学生或者医生助理收起来。”参加过接近十次试验的刘超说,这在当地已经成为惯例。

八九年前受试者拿到的补偿费很高,每次大概三四万元。”周飞说,当时由于大家对药品试验不太了解而比较恐惧,所以招募受试者非常困难。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受试者涌入这个市场,补偿费一路下滑。他觉得这是市场决定的,但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手的人肯定不会放过能拿到的利益”。

根据一些受试者的叙述,北京的受试者市场基本已被4家较大的中介垄断,其他人已经很难插足。“其中有两家是公司运作或者挂靠公司运作,他们的中介费用高一些。另外两家基本靠与项目负责医生的私人关系而获得机会,由于是个人运作,中介费用相对低一些。”周飞说。

公司化运作似乎显得更加有技术含量。

北京地区较大的中介公司之一在其网站首页标明,业务范畴为:药品注册代理、非临床研究服务、I~Ⅳ期临床研究、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临床监查与稽查、受试者招募、项目管理培训。换句话说,这家“医药发展公司”提供新药注册的全部流程服务。

该公司在沈阳、广州、成都设有分支机构,同时在15个区域和市级、社区医院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并依此完成多个国内外临床试验的受试者招募”。

网站首页的信息还显示,它们持续招募适应症患者,也就是二期受试者。公司说,自己的数据库中有超过1.5万名患者的 疾病 和治疗信息。

3月中旬,本刊记者联系到北京市海淀区一家三级医院的受试者招募负责人,对方表示,试验项目正在伦理委员会那里排队审批,但受试者的招募中介要提前洽谈,“这次试验的日期应该定在4月到5月份之间,以后还会陆续有试验进行。我们招募中介单位类似于招标,希望合作单位首先报价,并希望能够开具技术服务费用类型的发票。

奔波

由于京津地区往来便利,在这个区域内存在一些城际受试者。比如来自山东泰安宁阳县偏僻农村的何立虎,曾经口袋里分文没有,入行后一发不可收拾。

3月16日上午在天津一家心血管医院抽完10管血之后,11点46分,他坐上了从天津到北京的K286次火车。

一个多小时后,列车停靠黄村火车站。何立虎换乘地铁,乘车回到位于大屯路东站附近的地下室宿舍。

个头不高的何立虎身材敦实,眼睛不大,配合着修剪整齐的毛寸发型显得炯炯有神,黝黑的手上,指甲显然已经几周没有修剪。虚岁28的他,还没有女朋友。

这间地下室宿舍是何立虎“”朋友的,没有暖气,公用洗手间。但因为住在城里,他还比较满意。有次去另一个受试者家玩,“他住回龙观北边的一个小区里,回来的时候我的脸都被挤到公交车的玻璃窗上了,就算是独立卫生间而且非常便宜,我也不想去那边住。

宿舍是距离地铁站约1公里的居民楼地下一层,大门猫眼被抠掉后,已经成为网线和电视信号线的穿线口。大约20平方米的宿舍里摆四张单人床,墙壁上横七竖八地拉满了各种网线、电线以及晾晒衣服的绳子,挂着一些看不出本色的袜子和内衣。

两件电器:一台灰白色已经看不出什么牌子的“大肚子”电视机,旁边摆着一个类似电风扇样子的取暖器,小方桌上扑克牌散乱。

没事斗斗地主,玩玩扎金花。”简单塞了几口午饭,脸上已经有些倦意的何立虎和衣躺下,“这是这次试验的第二次入组,下周还得再去一次,就可以结束拿钱了。

与窘迫的宿舍不相称的是几个人豪爽的牌局。他们通常玩“扎金花”:5元底钱,20元封顶,一晚上出入2000多元很正常。在拿到参与试验的报酬后,何立虎也经常和朋友去KTV放松一下。

上周开始的这次试验,是消炎类的口服药物,何立虎可以得到3000元。有些意外的是,他还得到了100元交通补贴。

他需要三次往返北京和天津,包括体检、服药和最后抽血留样,每次都需要留在医院两天时间。

这对何立虎来说,不过是他经历的几十次药品试验之中最普通的情况。唯一不同的是京津间的火车票价18.5元,比北京地铁票价贵了不少。

病根

像山东农村的很多孩子一样,何立虎初中毕业后又在当地县城念了三年职业中专。专业是机电,但他说实际上并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然后他跟着姐夫到北京打工。“开始跟他学做电梯维修和安装,很累,收入很少。”月薪1300元。半年后他觉得太辛苦,而且周围没有一个女孩子,就到东单的一家川菜馆当服务员,工资涨到2000元。但干了两年他又觉得没什么前途,辞职了。

接连换了几家公司,中间又回老家待过几个月,2009年他再次回到北京,“工作很不好找,每个月还得想办法给父母汇钱。

在向老乡借不到钱的时候,他曾经不得不在王府井步行街的长条椅上睡觉。

椅子上垫本杂志,然后枕着背包。”何立虎告诉本刊记者,露宿街头一定不能脱鞋子,否则第二天可能连鞋子也没有了。事实上,当他早上被洒水车叫醒的时候,曾发现垫在后脑勺下面的两本杂志不知去向。

终于,某次他手头宽裕时,在网吧上网看到药品人体试验招聘广告:3天时间可以赚到2500元。

开始怀疑是假的,不过也没什么别的办法了,打电话过去知道是家大医院的广告。”那时,何立虎还没有药品人体试验的概念,但觉得这么大的医院肯定不会骗人。

到医院体检时,他才发现有很多人应聘受试。何立虎和几个“资深”受试者聊天,知道有人已经做过十年时间,这时心里不再有疑虑。

第一次参与试验的是一种消炎药品,包括何立虎在内共有6名受试者。最终,不仅解决了3天的吃饭和住宿,手里还有了2500元钱。“就是体检,然后吃几片药,抽几管血,身上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收获来得太容易了,何立虎于是努力寻找类似的机会。

第二次得到的补偿费对他来说不啻是天文数字:1万元。他兴奋地体检、等待,开始都没注意是什么药品。签过《知情同意书》后不久,护士在他的小腹上扎了细细的一针。

心里想着1万元,何立虎和其他3名受试者一样口渴、心慌,肚皮像针扎一样地疼。“其他几个人在两小时内都逐渐恢复正常,我一直不舒服,心率已经降低到40次,心电图的数据完全不正常了,医生告诉我那是心律不齐。

这时,何立虎才注意到试验的是一种治疗肿瘤的药物,前后需要注射3针。其他三人完成了全部试验,而他只注射了第一针。

后来医生不断要求他到医院做心电图,最多的时候一天就做了20多次。护士跟他开玩笑说,这一天把他一辈子的心电图都做完了。

结果,这一天的检查结果中,“心律不齐的记录有8000多次。”连老医生也没能找出原因,只好安慰他说心脏没有毛病,回家静养一段时间后慢慢就好了。

不过,何立虎还是拿到了1万元。

在以后的日子里,何立虎经常在体检时发现心律不齐。“现在早上起来或者吃饱饭后,我都会觉得胸闷。开始给大夫打电话,对方说那1万元钱包括了赔偿,后来再打电话人家就不接了。”最终此事不了了之。

先后参与了几十次药品试验之后,何立虎粗略计算,收入肯定超过了5万元。

这样的事情当然不能跟家里人讲,在我们那里这不是个光彩的事情,毕竟是拿身体做试验,相当于不劳而获,而且谁知道以后健康会不会有问题。”家里人至今还以为他在北京做修理电梯的工作。

每个月他定时给家里汇去1000元至1500元钱,“老家村里人也开始攀比,谁家买房子啦,谁家买轿车啦,人情比以前淡多了。

说起将来的打算,何立虎还是想找一份维修电梯的工作,“主要是怕身体出状况,毕竟还得考虑以后结婚生孩子。

而那些参与药品试验的日子,很难说能否从何立虎的心中被完全抹去。

(文中所涉受试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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