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柳忠秧:一壶烈酒 气吞万象

　　一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走在路上，每个人都在寻找一种美好地活着的愿望，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立足点，寻找自己的生命空间，寻找自己的文化根源。素有“楚狂人”之誉的柳忠秧，“出自楚泽擎天勇，醉爱太白动地狂”。怀揣着一颗炽热之心，洋溢着一股豪迈之气，延续着一脉传统薪火，携带着一种侠骨仙风，常以诗酒唱和的方式寻找属于自我生命的诗性空间和诗意境界。

　　如果说，谈论诗人与诗，本身是一种有趣而又“冒险”的精神之旅，那么，只要将一首诗与作者对读时，便能在走近诗人的内心长廊中领略这首诗的意味和风韵。如是在阅读中一旦相遇那些饱含磁性的力作，发觉它们总是挟带着一种特殊的气息扑面而来，且在文字背后映现出一幕幕带有生命意蕴的多彩风景。透过字里行间，给人予沉淀、冲击、洗礼的震撼力。当柳忠秧的诗歌抵达我的眼前，仿佛品尝到一次视觉大餐和精神盛宴。掩卷之后，所有的文字似乎伴随着场景谢幕而去，唯有种子被种植于心田，那是文化、情感和意趣氤氲的种子。令人依稀听到诗人的呼吸和脉动气息。

　　自幼饮长江水长大的柳忠秧，在词语中穿行如在江上击水扬波。他习惯于用自己的言语浪花和浪漫情调放声歌唱，以如酒激情、以烂漫天真、以剑胆诗心，歌之诵之舞之蹈之，活像一个多情的王子，在大地上手持着一把青铜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悠然地释放属于自己的诗歌生命能量；同时，以具有高度概括力的发声方式，以气势逼人的诗语构建，以雄奇阔远的想象，挥笔如剑，在浓密的字符之间，舞出一个展示文化命脉与生命蕴含的诗歌世界。在他的笔下，总有深藏的对于自然的热爱、历史的沉思、生命的尊重以及对美好情感的歌咏与赞叹。一经诗性文字的表白与流露，则有至大至刚之气喷薄而出，淋漓尽致。无论是沉醉于楚辞风韵的雄浑史诗《楚歌》与《楚颂》，还是注入个我色彩和悲壮意味的《天下洞庭天下楼》与《国骚》，尤其是呈现岭南文化历史画卷的鸿篇巨制《岭南歌》，让人一眼就能发现，在诗歌的怀抱中，他是一个真正的赤子，一位行吟的歌者，一名狂放的诗人。于是，诗人感知自然与历史的触角敏锐而开阔，既记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内心旅程，又以恢宏而多变的艺术结构拓展诗歌创作的疆域。可谓诗同心行，意随气发。难怪乎当代诗歌评论界泰斗、著名学者谢冕先生读后撰文给予诗人中肯的评价：“在汗漫无际的人文时空中纵横驰骋他的想象力，从而铺陈咏叹楚文化的全部绚烂与华美。柳忠秧以五千年的历史长卷为全视野，他写诗有一种阻挡不住的大气势，这取决于他的大胸襟，他追求的是诗中的黄钟大吕。柳忠秧以诗歌的形式重现了屈原和李白的神韵，也无意间凸显了诗人的自我形象”。

　　二

　　诗作为思想与情感的符号，是有意味的艺术形式。诗作为延续和发展民族以至人类文化生命的特殊途径，注定诗人作为文化的承担者，既要主动参与，又要保持个体生命的独立。诗可以兴、观、群、怨，可以“立人”、“成人”、“化人”。对于用母语书写的我们来说，对自身的文化状况、文化性格、文化话语的体验和寻求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诗不仅在历史（现实）中，也在文化与审美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诗歌的意蕴乃是透过作品的表层形式而呈示的。其中的历史意蕴、文化意蕴和审美意蕴，常常是交错而呈现的，甚至以超越常规化和复杂化的形态，着力凸显出作品包孕的审美价值和意义。

　　从历史（现实）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对应关联加以审视，柳忠秧诗歌涉及两个主要地域版图的历史文化意蕴。一个是“楚地”。柳忠秧生长于湖北新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可以说，“楚地”是他对既往现实故乡的诗意化，又是他精神与理想的栖息地，同样承载着诗人对久远的乡村文明韵味及乡土人情的追怀与重构。这个版图涉及的主要是人的本真生存和生命状态，具体题材则离不开山川形胜，人事风物。正是荆楚大地浓厚的历史人文氛围驱使他神思飞动，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之气则充盈着他的内心，并唤醒他体内潜在的楚魂与狂气。因此，他笔下歌吟的对象乃是他最钟情和“心向往之”的楚国大夫屈原，是深受楚文化影响的诗仙李白。尽管遥隔千年时光，他依然神思驰越，甚至以“楚狂人”自喻。于是，只要有酒他就特别来劲，似乎一个现代版的“酒中仙”，酒气、仙气、豪气尽集于一身。酒酣兴致盎然之际，他会禁不住拿起筷子，敲打酒杯，畅吟一曲《楚歌》，仿如当年高祖击筑歌，举杯投足间“风起云涌”。那风，是屈子舒卷风骚浩然之余绪；那云，是太白直挂云帆飞扬之遗音。

　　如果说，“楚地”的人文气息滋养，驱动诗人在现代化的喧哗声中唤起了对于远古文明和历史精神的记忆，在抚今追昔中“把酒痛书大胸襟”，书写出气势恢宏的史诗《楚歌》，以楚地泱泱数千年的历史为背景精心打造了洋洋大观的五百行诗句，来表达诗人对特定地域、人文、风情的感受和情怀。那么，另一个地理版图应是城市广州——或者岭南，更准确地说，是中国最开放的前沿地带。但诗人的关注点并非在城市风貌，而是独辟蹊径，走向岭南文化的深层背后，即由现实回溯历史，把笔触伸向文化深处。诗人情系岭南，从天地人，从历史现实未来，以歌赋抒豪情，挥就了长篇文化史诗《岭南歌》。这是诗人唱给岭南大地的一曲具有多重意蕴的雄浑交响诗。

　　《岭南歌》的时空跨度可谓上下千年，纵横万里，所涉及的历史（现实）意蕴与文化意蕴的确叫人为之侧目。诗人立足于历史与现实、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叉的制高点，以“岭南大派，南天雄脉”开篇，徐徐拉开镜头进行聚焦式的系列扫描，如是一路蜿蜒展开。诗歌走，诗人也在走。全诗详尽地描绘了百越大地上瑰美神奇的自然风情与历史人文图景，立体式地映现出岭南人的生命状态和精神风貌。从写岭南古文化的形成与变迁到写岭南近代风云人物谱系，从写异乡人在岭南生活时所留存的流风遗韵与历史壮举，直至绘写民国时期岭南大地上的壮士英杰。如此历史容量和文化气量，把130多个历史人物尽揽其中，意蕴多是以背景方式在诗行间内置于描述流程之中。无疑的，这是一首大架构的感悟之作、深情之歌。

　　这种以大开大合的长卷形铺开所直接呈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山川形胜与风貌，作为反映历史、介入现实的表现方式，庶几成为诗人在处理文本与历史及生活的写作策略，使得这首长诗在时空间形成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同构关系，即外在的时间长度与内在的时间长度彼此呼应，从而构成一部跨越现实历史时空的、具有大视野大图景的文化史诗。它既是以农业文化与海洋文化为源头的岭南文化的历史见证，也是诗人选择移居广东热土而“独唱岭南好”的心灵记录。

　　从审美意蕴层面观照，诗人常常循着向美而生且直抒胸臆的“歌赋”节奏，在纯粹与杂驳、迷蒙与清醒、阴暗与美善的较量中坚守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在对历史回巡、文化记忆和生命追怀中亦步亦趋于一种精神向度。譬如一曲《岭南歌》，流淌的奔腾情愫，是诗人一笔笔勾勒的无尽风景，或描绘岭南历史，或歌咏岭南文化，即以岭南历史文化为载体，在描绘与歌咏中寄寓企盼，且涉及多个生命领域。诗人尽情泼洒笔墨，创设意境，构筑篇章，把五光十色的人事风景尽情驾驭于笔端，努力实现读者的审美期待。“我南国沃野：∕东怀大海，∕西抚八桂，∕北亲中原，∕南眺琼崖。∕稻菽炊烟，遍地好桑麻；∕金涛银浪，漫卷美丽图画——”这是诗人精心构建的岭南大地风光，在淳朴中抒写美好，在美好中展示愿景。面对此情此景，诗人似乎带着一缕满足与慰藉，在腾跃中舒展着芬芳的诗意。如是，关于岭南历史人文景观的深长吟诵，便以岭南为轴线，在时空纵横中组合起众多具有独特精神个性的历代岭南风流人物，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加以辐射，字里行间透视出一种浪漫诗人的长袖卷舒与情感意向，其整体的审美价值体现在：既对历史人物和岭南风光展开多层面、多维度的描述和歌吟，又借助对历史人物的人情、事迹、精神风貌的凸显，为诗歌内在精神空间做出有力拓展；并在互为溶化之中，诗意地走向历史的幽深。当然，诗人倾向于情绪或情感的自由表达，而非事理与物理的纠缠。可以说，《岭南歌》彰显出诗人严谨的生命态度，用“新歌赋体”的形式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并且贯穿着一种开放的人文意识，因其奔放激荡的情怀一唱三叹而带有悲悯、凝重与灵动相辉映的审美特质。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个行吟的歌者，忠秧兄面对着故国山河，常常将思绪放飞，把心灵溶入多姿斑斓的世界。倘若说诗可以写情可以写思，可以写尽天地间的一切情思，那么在诗的世界里，一切都可以成为诗的精灵，在任何时空、任何事物间自由地穿梭。而在诗人的情感世界里，除了爱、赞美、歌唱，还有痛、喟叹、忧患。正因为如此，诗人选择的抒写对象及其精神指向往往表现出某种锋芒，或带有反思的审视。譬如对素来敏感的个别重大历史人物，诗人敢于做出独立的判断。《岭南歌》中的一句“蒋中正毛泽东，兄弟并肩”，可谓语惊四座。这与其说是用诗的方式来袒露两者并肩而立的人格与气质，不如说是对生命乃至历史的拷问与反思。当他的触角伸向湖湘大地，陶醉其中，以一颗古典的心挥写了《天下洞庭天下楼》，突发出“登斯楼也，四面河山上心头，何乐何忧？”无论是诘问还是设问，都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担当。正是“醉抚江城，∕柳郎唱楚歌，∕人有悲观心忧乐；∕擎风长啸，∕孤野再登临，∕自君天下巡江河！”（《天下江山黄鹤楼》），而在另一诗《岳阳楼顶的山河》中，则写下这样的字符：“谢一声诗人润之兄∕我怀抱了您指点的江山——∕那不只是您的江山∕那分明也是我的壮美山河。”如此至情至性，居然果敢地与一代风流人物毛泽东称兄道弟，可见“楚狂人”的真本色，令读者称奇叹服！我敢断言，此等诗句非一般人所能为也，在当代诗歌中堪称鲜见矣！

　　三

　　如果说柳忠秧诗歌如此多重的意蕴呈示，体现的是其作为诗人的书写模式，同样体现出他探索实践诗歌文体艺术的诗性智慧或诗意情怀。然而，想时容易写时难，此中甘苦唯有寸心自知。那么，又是什么因素的合力驱使诗人如赞如礼、如歌如诉、如“春潮再起，∕孤野独吟哦”，并展开诗意的运思呢？依愚浅见，起码有三种主要元素的合力凝聚——内在力量、生命境界、人文情怀。

　　文字的品格即是内心的品格。尽管柳忠秧诗歌整体立意是积极美好的，依稀使人看到古典中的文字风流。但诗人的内心未尝没有焦虑。时代的变化，物欲的横流，孤独的缠绕等等，每个人置身于其中都会面临或大或小的困挠。柳忠秧的可爱之处在于他坦然地接受这些困扰，学会微笑面对，并转换成生命潜能的展示。或者说，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使诗人心灵渐趋于沉静而致远。在其诗歌中，生命不仅包括人的历史与现实生命，而且包括了万事万物的生长与繁衍，包括时序更迭，沧海桑田。在他那里，对生命的顾惜并非只是指向神圣性的高蹈悲悯，同时缘自一种切身的人间情怀与大爱。而对世态人情的美学打量，对风景的素描状写、对历史的追忆回溯、对心灵的自由发挥，皆能显示出一种看取生活的美学眼光。这种文化审美取向决定了他崇尚风流文采，而这恰恰来自于诗人的自信力，即内在的力量。

　　诚然，中国传统文人的内在力量及其表达方式，大多是委婉曲折甚至是回避，其指向的是一种持久的柔韧。作为现代文人，柳忠秧更多的是从心所欲以至孤独，那是一种向善的坦荡。在《孤柳篇》中他曾用孤独来化解胸中的悲忧。诗云：“歌答九州春，诗赋千年忧。无言听天籁，有悲透胸畴。相问生与死，孤柳独风流。”所有这一切，都有其深层根源或者底蕴作支撑，即有赖于楚文化的根基，又得益于岭南文化的造化。一言以蔽之，他认同和接受脚下立足的大地所生发的历史与文化，并得到其熏染。可见，柳忠秧是有根的，那是地域之根与文化之根使然。

　　古人云：“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这是一种修养，一种襟抱，一种生命境界。姑不论柳忠秧诗歌已达到什么艺术境界，就说诗人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身上所具有的那种执着而逍遥的生命精神，已足够打动我们。其实，40岁以前，柳忠秧是一个商人，文学只是他的业余爱好。2008年某日，当他登上岳阳楼，酩酊醉意之中猛然抬头望见范仲俺的《岳阳楼记》，霎那间就被深深震撼了，这是人在清醒时难以体会到的情感涌动，一颗千古文心仿佛在一瞬间触动了他的灵魂。置身于斯让他恍然顿悟：“文章千古事，商人不应是我最终的角色！”于是，他来个华丽转身，在自己的人生季节里，冀盼于灵魂的守望处将短暂凝固成永恒，自由地翱翔于诗文世界里，钟情于笔端，沉醉于忘我。说得明晰一点，是诗让他放飞心灵，让他涅槃重生，让他对这个世界痴情地做出一种新的选择。

　　我手写我心，我思故我在。拥有这种生命姿态是有福的。哲人亚里斯多德将幸福生活划分为三种：享乐的、政治的和沉思的。正像一切哲学家那样，亚氏认为自个儿过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生活，于是乎告诉世人：沉思的生活最幸福。写作何尝不是一种沉思，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柳忠秧的自我选择，当我们读其人进而读其诗，恍惚间似有读屈子《离骚》读太白醉诗的感觉，甚至会联想起庄子《逍遥游》所构建的那种生命境界而神迷心醉。在那些缥缈而激切的或骚、或歌、或颂的诗句里，我们似乎看到，走在路上的柳忠秧，倾心于学着先贤们那般，思接千载，神游万仞，幸福地奔走于诗之路上，随风理弄着云一样的思绪，心随笔墨书写着生命历程中的所见所感所悟，让激情与沉思在共鸣着共颤着，并一步步地走向景深与精粹。

　　直面当下诗坛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乏善可陈，柳忠秧在沉思中怀着忧虑。他曾撰文指出：“诗歌作为民族语言艺术是民族文学‘皇冠上的明珠’，更是民族文化的生动歌吟和诗意表达。”的确，一个诗人，不论用什么语言写诗，首先要保持作为诗人的艺术良心，力求发出属于自己民族的声音，创造性地写出富有民族精魂和色彩的作品，更艺术更有力地传达出一个民族历史的与现实的精神面貌。我们这个民族拥有过辉煌也历尽了磨难，有火浴的经验和情感。前人已把光荣与梦想，也把苦痛与焦灼留给了我们。那么，用具有独创性的诗歌证实这个时代也证实我们自身，或者说，用诗歌的方式把诗的触角伸向历史深处，来表现人类命运、民族文化、生命价值等重大问题，对于诗人而言，无疑的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柳忠秧深谙其中三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他情思缱绻的诗意清音和豪情万丈的生命歌吟。这种情怀既是诗人对民族（人类）生存命运的关怀，也是一种面对历史而生发的家国情怀。可见，一个诗人，必须具有鲜明的人文情怀或独立人格，才有可能写出好的诗篇。换言之，一个诗人把诗写成什么样子，往往取决于他自身的修养、智慧和情怀。我们从柳忠秧的这些“文化史诗”中，从其气壮词雄的歌赋体修辞中，可以读出：作为“珠江边上的楚狂人”，其内心洋溢着大江长河般的人文情怀；作为一个现代行吟诗人，其诗有着高天流云般的辽阔气象。

　　四

　　每位诗人都有自己的诗歌精神和诗学追求。在柳忠秧看来，“好的诗应该是一个整体，要么以情取胜，要么以思想取胜，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词句层面”。的确，诗不仅仅是文字的表述或呈现。诗的殿堂有神灵，文字（语词）永远在低处。因而诗者必须是悟道者——以低处的文字姿态，从真实的本我出发，表现高处的存在，方能如他在《国骚》诗中歌吟屈原时写的“魂兮归来奏绝响，孤行吟兮独天问”。

　　关于中国诗歌现状和未来发展路向，素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尤其在走向全球化的趋势下，诗歌的边缘化和面临的困境已成为一种事实（问题）。或许诗歌的出路在于对人类的精神世界进行思考和重建，或许应在相互借鉴与并存中求发展，包括从古典诗词中寻找感悟的诗性思维，借鉴新诗创新的形式，同时发展充实自身的精神结构和文化心理，使个人、诗歌（文学）和历史文化达到高度融合，让诗歌创作真正回到自己的家园。对此，柳忠秧有自己的切身体验和美学旨趣，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诗学追求，坚守着汉唐文化之根。从总体上看，其诗抒情性大于叙事性，表现手法多为随物赋形，声色并茂，以一种自由发挥的书写姿态，精心于性情的抒怀、心灵的回望与远眺，偶尔也以铺排的格调掩饰忧郁与悲伤，凭借语境、语言、语感而不事雕饰，在自如收放中不失豪迈、气势与旷达。他的诗歌既不归于唐以降的格律诗，也不同于五四以降的新诗，大多取法楚辞古风，杂糅汉赋、律诗、新诗乃至对联，形成了自家独具的面目。他自言其诗是“辞赋体（新诗）”，一些学者则认为是“新歌行体汉诗”。由于其诗能吟、能歌、能诵，或多元交合、或新旧结合、或大小统合，笔者更倾向于称之为“新歌赋体”。

　　柳忠秧的精神投向及在诗歌实践方面的种种努力，不仅以心血和智慧献给他脚下的土地，而且倾心于诗之“大情怀”、“大气象”。一旦三杯两盏淡酒，犹如玉壶冰心痴绝，能独挡晚来风急。他是诗歌城堡自为的守望者，真诚的探索者。我们深深地期待着，诗人再扬新帆，再起征途，再攀高峰！如是迎迓他的，将是一片朝华夕秀、遍地风流的绝世美景。记得农历壬辰（龙）年，笔者曾步其《新年寄语》原韵赋诗一首，谨录于此，互为共勉——

　　春光万缕送严冬，翠色青山花吐红。

　　倾醉一壶欲击鼓，放飞双眼愿鸣钟。

　　孤舟破浪飘荒野，四海乘龙震莽穹。

　　游子从来最本色，如今吾辈起雄风。

　　（庄伟杰：闽南人，旅澳诗人作家、评论家、书法家、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博士后。1989年底赴澳洲留学并定居。现为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教授，暨南大学兼职研究员，并任国际华文出版社社长兼总编，中外散文诗学会副主席。举办过个人书艺展引起反响，书法被海内外各界所拍卖和收藏。曾获第十三届“冰心奖”理论贡献奖等多项文艺奖，作品及论文入选上百种版本，有诗作编入大学教材《海外华文文学读本》。至今出版有《神圣的悲歌》《梦里梦外》《从家园来到家园去》《精神放逐》《岁月的馈赠》《智性的舞蹈》《文心与诗学》《流动的边缘》《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辩》等诗、文、论和书法专著10多部，主编各种著作50多部。除从事创作外，迄今已发表250多篇学术论文和文艺评论。海内外多种媒体、辞典及《海外华文文学史》等有词条和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