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给“嫁给大山的女人”一个交代了

每当悲剧降临之刻，总有人和机构用宽恕掩盖罪恶，用歌颂美化蛮荒，迫不及待地把挣扎的个体包装成道德楷模。仇恨的是虚无，谅解的却是罪恶，这大概是当下时代最为分裂的场景。

　　因为知乎上的一篇帖子，时隔多年之后，那个“嫁给大山的女人”，再次走进舆论风口。

　　她叫郜艳敏。她的故事是这样的：1994年，她被人贩子拐卖到了河北曲阳县灵山镇下岸村，多次试图自杀、逃跑，但最终没有挣脱出大山。2000年，在村内缺乏师资力量、村里的孩子们面临失学的情况下，作为村里唯一上过初中的人，郜艳敏成为了下岸村的代课老师。

　　转换在此时发生。成为代课老师后，郜艳敏以德报怨，扎根大山，投身乡村教育，她的事迹被当地媒体广泛宣传报道；2006年，她被评为“2006年感动河北十大年度人物”，颁奖词这样写道：“因为那些面临辍学的孩子们期待的眼神，她留在了带给她屈辱和苦难的贫穷山村。从被拐女到深受山民们尊重的女教师，她用爱心和奉献将不幸的人生演绎为传奇。郜艳敏，被拐来的天使。”不仅如此，2009年，她的经历还被拍成了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

　　郜艳敏以乡村教师身份展开的救赎，让其自身命运出现转机，拐卖、强奸、虐待的悲剧，最终迎来的正剧的收场。对地方媒体和政府部门而言，这是个值得喜闻乐见的结尾，在遮蔽了矛盾冲突与扭曲之后，对爱与善的歌颂赞美，变得理所当然、合情合理。

　　对于郜艳敏的抉择，很多人想到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用它来形容郜艳敏愚忠式的大爱，未免过于残酷，她逃离不成、自杀无果，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陈旧年代命运失控的少女，就连她的父母都设身处地地站在买主一边，让她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到底。

　　当包括郜艳敏父母在内的所有人，都用宽恕的眼光看待拐卖、强奸的罪行时，宽恕已绝对谈不上是美德，对恶的容忍，揭示了一种斯德哥尔摩式的社会逻辑，这才是黑色的幽默。而除了拐卖人口的人贩子，花钱买妻的乡土农民之外，那些把悲剧故事掰成两半，只谈感动中国的媒体和地方政府部门，何尝不是这条逻辑链上的帮凶？

　　有人负责包装楷模，有人负责贩卖感动，郜艳敏失控的命运，就这样一直被精心地利用着。为了隐去罪恶，让郜艳敏更具宣传价值，根据她的真实遭遇拍摄的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甚至将故事改编，将买卖双方肮脏的交易，变成了路人大爷自掏腰包从人贩子手下救人。

　　尽管改编让郜艳敏的以德报怨似乎更易理解，但在电影的三十八分钟，剧情变换的突兀还是清晰地显现出来：主人公山菊（原型郜艳敏）服农药自杀未果，当看到扣住她的老两口为她准备一碗鸡蛋面时，她感激地哭了。因为一碗面条，她轻易地谅解了两位花钱救她、又把她扣住当儿媳的老人，此后电影的叙事，和现实没了区别。感动原来可以如此不可理喻地廉价。

　　电影和现实的宣传报道一样，都在投机取巧地讲故事，这是今日人们批评的原因。觉得电影突兀而三观扭曲，认为报道是在转移悲情的本质，核心在于，如果把无故施加在郜艳敏身上的罪恶，以及郜艳敏与罪恶所做的凄苦斗争抹去，故事无论如何都会讲不通，无视吃人的乡土生存链条将留下巨大的逻辑缺口。这个缺口，漠视郜艳敏苦难、榨取郜艳敏善良的利己主义者当然看不见，但是它真实的存在，并且直指法律、道德、伦理意识的系统性缺失。

　　被拐，反而成了最美的衬托；不去追究人贩子的责任，反而从被拐中发现并讴歌伟大，这是天底下最荒诞、最无耻、最无底线的行为！

　　郜艳敏失控的命运，可视作是非尺度模糊的恶果。仇恨教育曾被当作一种理念来灌输，阶级的仇恨，对资本主义的敌视，一度深刻地影响了国民心理，甚至催生了受害者心态，但对于庸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大恶，却展现出奇特的宽容，这种扭曲发生在郜艳敏身上，也沉沦在类似的电影《盲山》里。更荒谬的在于，每当悲剧降临之刻，总有人和机构用宽恕掩盖罪恶，用歌颂美化蛮荒，迫不及待地把挣扎的个体包装成道德楷模。仇恨的是虚无，谅解的却是罪恶，这大概是当下时代最为分裂的场景。

　　距离上次被大肆报道两年之后，郜艳敏更加坦然，她不愿意过多回应网上的讨论。如果不是舆论的突然闯入，她本该继续波澜不惊地教书生活，无需撕开伤疤再度呈现给世人，必要的时候，地方政府部门还可以把她拉出来站台宣传。那么，两年后的重新审视意味着什么？当年参与拐卖的是谁？多年来为何未见对拐卖、强奸启动任何调查？是谁下令阻挠媒体的采访？在中国的大国版图之下，还有多少这样命运失控的个体？

　　颠沛流离二十一年，该给这位“嫁给大山的女人”一个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