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格非与周策纵二题

        易大经  编辑，广州

        文章的日期

        读格非的随笔集《博尔赫斯的面孔》，忍不住又想到了文集的编法。近代以来，二周所奉行的将一年或几年来的文章编成集子的手法，普及性最广，晚近如黄裳先生的集子，便是采取这种方法，并有文章论及。但这个方法，据我观察，后来使用的人往往不注意删汰的问题，而是一古脑编成。所以每当有人引述如黄先生的编法时，是比较有冲动反驳一句“毕竟我们不是二周也不是黄先生……”之类的话。书有书的类型、规模、节奏，绝不是单篇文章的简单归拢。另外，这一类文章的结集，保留文章写成的日期是最好的。

        以格非这本书而论，如果文尾有写作日期，我们便知道他谈马尔克斯传记的文章《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归种子的道路》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可以对比作为先锋小说家的格非是在什么情况下谈老马———  今年4月马尔克斯去世后，先锋小说家对媒体说点什么的很少，而我们要从这篇评论中找相关消息时，日期仍然显得重要：格非是以文学教授的身份在读这些经典，而非先锋作家。联系这本书后面谈托尔斯泰与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卡夫卡、麦尔维尔、《都柏林人》、博尔赫斯的面孔，伯格曼的微笑，布努埃尔，等等这些文学教授的“功课”，这部分很像是格非在讲授写作课。如果这是文集的“随笔”部分的话，那么《短文十篇》、《乡村教育：人和事》、《乡村电影》和《师大忆旧》几个系列长文，则是“散文”部分。我特别喜欢这个部分的文章，尤其是《乡村电影》这一系列，既有旺盛的生命力，又不流于表面，沉静舒缓，不是一般的小说家和诗人弄笔写散文，写得随意拖沓(对这种人而言，散文真的成了“随便”)，而是有视为创作的态度。最难得的是没有我们习见的对故乡的悲情(格非生长在乡下)，或许这时候我们也需要写作年份，看看它有没有落入到21世纪。《消息》最能显露露天电影的经历：